《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中共因素
发布时间：2022-12-12 10:18:27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中共因素
作者：程曦敏
来源：《党的生活（黑龙江）》2019年第12期
程曦敏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义勇军进行曲》自1949年9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12月正式成为国歌后，又在2004年3月颁布实施的宪法修正案中被赋予宪法地位。
2017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由田汉与聂耳分别作词、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最初问世是作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曲。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曲的诞生与我们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电通影片公司是在党的影响下建立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众抗日救亡呼声日趋高涨。1932年秋，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受党组织的指派，进入上海电影界。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担任组长。在此之前，在党的建议和筹划下，上海已先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美术家联盟、教育家联盟。这些联盟都是党在文化领域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舆论阵地。电影小组的建立，也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负责拍摄《风云儿女》的电通影片公司，其成立与党的电影小组直接相关。
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有个堂兄叫司徒逸民，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为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的私人企业。该公司成功研制的三友式录音机打破了外国在电影录音方面的垄断地位。此后，司徒慧敏根据夏衍的指示，和司徒逸民等人集资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春，在电影小组的支持下，公司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司徒慧敏担任制片主任，夏衍等人负责影片选题。随着左翼电影界人士的陆续加入，该公司成为上海左翼电影的阵地。
电通影片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片中的主题曲《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上映后大受欢迎。《毕业歌》也成为当时热传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着《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风云儿女》是电通影片公司出品的第二部影片，主要讲述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由埋头“象牙之塔”转而走向抗日战场的故事。电影剧本和主题曲由田汉负责。后来公司还拍摄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
1935年年底，电通影片公司因经济困难和国民党当局迫害而停业，公司旧址在1937年毁于日军炮火。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均为中共党员
田汉与聂耳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均为中共党员。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著名剧作家。1926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从事进步戏剧的创作。1927年冬，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该社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南国社的进步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0年3月，南国社被查封。此后，田汉率社团全体成员毅然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田汉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著名音乐家。聂耳小时候就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白天在外面偶然听到一首歌曲，晚上就能唱给家人听。1930年夏，18岁的聂耳来到上海。1932年，他在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当时，田汉常去该团，与聂耳由此相识。在接触过程中，田汉发现聂耳思想进步且很有才华，就积极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左翼剧联下属音乐小组的成员。
对于文艺及音乐的追求，两人志同道合，均认为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文艺工作必须面向社会现实，唤起与鼓舞民众的爱国热情。为宣传抗日，田汉与聂耳并肩战斗，在《义勇军进行曲》之前，两人共同创作了诸多抗日歌曲，包括《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前进歌》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田汉、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2月，《风云儿女》剧本交稿不久，田汉就被国民党政府以“抗日反政府”罪名逮捕。聂耳对此义愤填膺。
对于聂耳来说，田汉既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也是他音乐道路上的合作伙伴；既是良师，也是益友。他主动向夏衍请缨，要求承担《风云儿女》主题曲的创作任务：“我干！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夏衍后来风趣地说，《风云儿女》的谱曲工作是聂耳“抢”来的。
为了谱好曲子，聂耳全身心投入其中。他曾向《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提及：“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下来弹钢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当时，聂耳经常去司徒慧敏家做客，每次谱完曲，他都会充满激情地唱给众人，听取意见。因为这首主题歌的歌词中多次出现“起来”一词，司徒慧敏的母亲亲切地称聂耳为“起来先生”。
据夏衍回忆，为免遭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聂耳还未来得及谱完曲就去了日本。在出国前夕，他赶出了曲子的第二稿。1935年4月15日，聂耳带着乐谱离开上海；4月下旬，歌曲在东京定稿后，他邮寄给了电通公司。
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对歌词做了细微修改。田汉的原稿如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聂耳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一是将“每一个人”改为“每个人”；二是在“我们万众一心”前加了三个“起来”；三是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四是在最后一个“前进”后又加了一个“进”字。
对于聂耳的修改和谱曲，田汉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聂耳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田汉还是聂耳，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当月，田汉出狱后得知聂耳遇难的消息，不禁失声痛哭。
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共创作了35首歌曲，其中与田汉的合作最多，共有14首。其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开矿歌》和最后一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均是与田汉合作的作品，两人可谓近代中国音乐史上当之无愧的“黄金搭档”。因为失去了聂耳这样的好搭档，田汉此后再也没有写过歌词。
田汉曾这样评价聂耳：“一个人的死，常常容易考验他生前给人印象的深刻程度。但凡你心中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那样忘不了你，始终记忆犹新地纪念你”，“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