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供养人数为何会超过英国人口总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数为何会超过英国人口总量王贵成/文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自然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吃皇粮”的人口。这些人口数字究竟有多少呢？答案可能会让善良的人们吃惊不已。中国的“吃皇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远超过6400万，超过了英国全国的人口总量。而且这个数字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文摘报》2015年9月22日） 这或许还是保守数字，因为据《凤凰周刊》2013年10期报道，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这些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当然，一味地说吃皇粮的人口多并没有多少意义，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通俗地称之为“官民比”。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根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计算结果，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1995年为40:1，2005年为26:1。现在的官民比则又有了进步。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如果和西方国家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世界第三大经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德国有8172.6万人口,2009年时其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但上述与我们进行对比的都是西方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和我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有12.4亿人，其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还有的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比例，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这就要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比较了。倘若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则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实在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养了这么多吃皇粮的人,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就只能不断飙升了,也只能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了。就连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都看不惯,曾经痛心地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当然了,30多年来中国政府也做过一系列的努力,总共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越精简，吃皇粮的人越多。　　 那么,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到底有多高呢?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不是一下子就飙升起来的,而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回过头来再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无一例外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虽然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这么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对中国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认为，行政成本高，必然是赋税重，企业压力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这无疑也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之一。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可以有多种手段。但在诸多降低行政成本中，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可能是影响最大，也是最持久的举措。　首先，要减少政府层级。陈剑表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层级只有三级，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中国政府目前是五个层级。即中央、省市区、地市、县市区、乡镇和街道。要让中国的五级政府削减到三级，短期内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做到的。但削减一个层级，分四级设立，通过努力就有实现的可能。政府行政层级多，国家行政体制形成了头重、肚大、脚轻的怪状，中间层密集重叠臃肿，造成行政资源浪费，政府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加大了民众的税收负担;政府层级多，基层政府事情千头万绪，但人手少，精力顾不上，工作服务难以到位，以致基层政府的官僚主义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其次，调整机构设置。陈剑表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设置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国务院的行政机构已经有7次以上的改革。现有的国务院机构设置，一些部委仍有调整的余地和空间。中共中央所属系列的机构也应当精简。 陈剑先生的这一建议确实是一个好对策,只是最高领导层会采纳吗?即使采纳了,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难以实施的。 无论如何，中国财政供养人数超过英国全国的人口总量,平均每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绝对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一块巨石,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官民供养比例却早早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了吗？这似乎还是需要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梦之一。 推荐阅读—— 中国发展内陆核电的五大“先天缺陷” 是否特赦贪官成了中国的两难选择 重启内陆核电，中国做好安全保障了 吗 袁世凯如何大杀贪官铁腕反腐 三百年来中国最会做广告的企业 朱镕基退休后为何不回清华任教 中国能在202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吗 在美国禁枪为何比登天还难 中国式忽悠让袁世凯走上复辟帝制的死路 中国八年抗战为何最终只取得“惨胜” 中国为什么会屡遭日本侵略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何不杀张学良 邓颖超率先赞成安乐死并想亲身实践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灾难 新加坡为何不提普及大学教育 从周总理的反常行为探寻林彪叛逃真相 揭开江青“女皇梦”破灭的真正原因 林彪“叛党叛国”背后的惊人真相 文革中邓小平没被毛泽东彻底打倒之谜 邓小平有生之年为何没能收复台湾 毛泽东为何痛失了解放台湾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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