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代的茶文化

摘要：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祥地。寻根溯源，世界各国最初饮用的茶叶、所种的茶种以及品饮方法、茶事礼仪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播出去的。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作为当时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远远超出国界。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随而出现高潮，并且独具特色，空前繁荣，因而史称“茶兴于唐”。

关键词：唐代 茶 茶文化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早在西周初年，西南地区的巴族人民就已经在园圃中种茶了，还将茶作为贡品献给中原王朝。后来，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流域。唐朝时期，饮茶之风盛行，从南方传到北方，又从中原传往塞外。

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鼎盛一时。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密切，都为茶叶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条件。伴随着饮茶高潮，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唐朝茶文化的兴盛，具体体现在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挑夫贩竹，平民百姓，无不以茶为好。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文人雅士，无论是僧侣道士，还是普通百姓，都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饮茶这一生活艺术活动中来，也正是由于有了文人雅士的参与，才使得饮茶能够超越生活必须品的范畴而进入一种高尚的文化境界，从而实现了从单纯满足口腹之欲到精神愉悦的飞跃，从此，茶文化这样一枝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的艺术奇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散发出无比诱人的芬芳。

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政治危机，“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④。为了解决迫切的军费问题，唐政府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征收茶税，充当国用。这种政府行为不但体现了唐朝茶业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茶业的社会经济意义。而这也说明民众对茶的强大消费能力，可以说奠定了茶叶消费习俗的物质基础。

唐代宫廷贡茶政策的实施在茶叶消费习俗的文化提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茶叶的采摘时间，采摘程序，以及与由此衍生的各种习俗活动，更深层次提升了茶叶消费的精神内涵，唐代贡茶制度的推行是茶以物化形式转向精神化因素的重要依据。凡是贡茶都以早摘、早加工为贵。初时规定进贡茶叶的时间为冬季。由于茶叶一般产于春季，而且品质比较优良，后来唐政府就把春季定为进贡贡茶的时间。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作为贡茶开始于肃宗和代宗。陆羽有诗云：“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朝廷为了保证阳羡茶的来源，特派茶史太监赴唐贡山及顾渚茶山设“茶舍”和“贡茶院”，专管贡茶的采制、品鉴和进献。新茶出来后，要赶快到山里采摘，必须在十日之内，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清明节举行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不仅有王公大臣，皇亲贵戚，还有外邦使者等。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主要是显示朝廷附近怀远、和谐万邦的政治气度。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对茶山盛会也进行了描绘：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26)

唐代为帝王采制用以祭祖的贡品茶时，地方官员还要选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举行隆重的开园仪式，然后才能采制贡品。如李吉甫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采制“蒙顶茶”的情景：

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每年于清明节前，名山县令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请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开园仪式，在焚香拜山后，在“皇茶园”中采茶叶三百六十片（合夏历全年之天数），炒制成茶，存入两个基银瓶，贡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时，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峰、井泉峰、菱角峰摘“凡种”茶叶，揉成茶团名“颗子茶”，贮于十八只银瓶内，陪贡入京，称作“陪茶”。

民间茶礼俗对唐代宫廷贡茶礼仪的传承是十分巨大的。茶被列为“荐新”礼俗的祭品之一，最早就是出现于唐代。唐代皮日休《包山祠》记载了唐代乡村以茶祭祀的礼俗，“村祭足茗粣，水奠多桃浆。”茶祭的礼俗一直流传至今。正式茶宴的名称出现在唐朝诗人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唐时最为风行的分茶也是由宫廷贡茶礼俗而来，士大夫把皇帝赏赐的贡茶分赠给亲朋好友，一般称为“分茶”，也有称“赠茶”、“赐茶”、“分甘”的。

唐朝禁酒令的颁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唐朝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茶，作为一种酒的代替品而盛行于民间里坊。同时，唐代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交通十分发达，从京城长安、洛阳到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大中城市，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商人在外经商、交往，要住宿、要谈生意、要解渴、吃饭。为适应这种需要，开店铺煎茶卖茶，自是必然。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城市居民阶级。他们既不是经常调换岗位的文人官吏与士卒兵丁，也不是完全老死乡里的农民，而是活跃在各城镇的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员。这些人，较之乡民见识广，而比上层社会则更重人情、友谊。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比邻而居，街市相见，却又不似乡间以血缘、族亲为纽带。但活跃的居民阶层却又需要彼此沟通。茶文化的出现，沟通人际关系便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于是，茶馆文化便应运而生了。

较早明确的关于茶肆记载的是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约作于八世纪末）。该书卷6 《饮茶》一节提到，自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泰山灵岩寺僧学禅不能夜寐而饮茶以来，寺僧“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矮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3)。 另外，《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仓惶出走，“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34)。《太平广记》卷341《韦浦》条记韦浦“俄而憩于茶肆”(35)，都证明唐代已有茶肆。

　　唐朝时，不但城市有茶肆，乡村也有茶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六月九日，日本僧人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土店里任吃茶”(36)。这个“土店”，很可能就是老百姓在交通要道旁开设的比较简陋但可供饭食、茶水的小店。唐代长安外郭城有茶肆，城外有茶坊。扬州海陵如皋镇也有茶店。此外，民间还有茶亭、茶棚、茶房、茶轩和茶社等设施，供自己和众人饮用。

唐代茶肆中敬奉偶像也具有一定的精神意义。卖茶者将烧制的陆羽陶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茶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37) 《大唐传载》也说：“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今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38) 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唐代茶馆虽不能说很普及、很完善，多是与旅舍、饭店相结合，未完全独立，但也初具规模，为两宋茶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唐代后期，茶不但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和嗜好之物，甚至到了无异于米盐的地位。具有经济眼光的商人在城市中开设各种店肆来满足这种市场需求。正是由于茶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所独具的大众性，“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9)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第一座高峰。茶圣陆羽所撰的世界第一部茶书，享誉全球的《茶经》问世，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宏、体系完备的茶文化体系。陆羽以其精湛的茶艺，科学的概括，丰富的理论思维，极大地推动了茶饮风习的普及和饮茶艺术化过程，使唐代成为一个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

唐代茶肆中敬奉偶像也具有一定的精神意义。卖茶者将烧制的陆羽陶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茶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37) 《大唐传载》也说：“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今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38) 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然而，唐代“茶道大行”，除茶圣陆羽其功不朽外，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最有文化、最有艺术品味的群体，文人士大夫阶层把饮茶视为一种能够显示高雅素养、寄托感情、表现自我的艺术活动，不断地雅化茶事，从而形成了以“品”为主体的饮茶艺术。士人相聚，必以烹茶，品茗清谈；迎宾待客，则举行茶宴、茶会、茶集，吟诗联句，其乐无穷；朋友之间，还时常不远千里，寄赠佳茗，共同品尝大好茶味。许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嗜茶成癖，乐此不疲。在上层人士中，宰相李德裕、吏部尚书颜真卿、兵部员外郎李约、湖州剌史李季卿等，皆是酷爱饮茶之人。在诗人当中，醉心于茶事，有茶诗传世者，约有百馀人。其中如李白、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杜牧、刘禹锡、柳宗元、温庭筠等大诗人，皆有饮茶之佳作传世。尤其是诗人卢仝的一曲脍炙人口《饮茶歌》，用夸张的手法，把饮茶的感觉描绘得淋漓尽致，堪称千古绝唱，对饮茶风习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自唐代起，文人开始历史地担当起饮茶的主角，著名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几乎没有不嗜茶者。进入大唐盛世，茶圣陆羽所倡导的艺术品饮风习，风靡一时，在文人士大夫中大行其道，实现了从物质享受到精神愉悦的飞跃。陆氏在《茶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言下之意是说，只有“精行俭德”之人才适合饮茶。这“精行俭德”四字，规定的茶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行，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第一次把茶与人们的道德品质相联系，体现了陆羽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大约与陆羽同时代的裴汶在《茶述》一文中有言：“茶……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其中，“其性精清”、“其味浩洁”，说的是茶本身高洁的品性；“其用涤烦”、“其功致和”，把茶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功能作了高度概括，充分显示出文人饮茶重在精神的一面。

　　唐人诗歌中，对饮茶描绘最生动、最贴切、最富感染力的诗，要算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诗言：“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人每饮一碗，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彰显了饮茶的多层次感受，除了“一碗喉吻润”属于生理需要外，其余皆贯串了特定的精神内容。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有“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的描写，与卢仝《茶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晚唐的刘贞亮，则有“茶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在作者看来，茶除了可以养生、除病、驱睡、尝味等生理功效外，还有修身、雅志、行道等精神功效，以及茶礼、茶仪等方面的社会功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唐人对茶之功能的认识。

在中国茶文化漫长久远的发展史上，是文人最先培养起对茶这种饮料的独特感觉，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文人在品茗过程中不断雅化茶事，使饮茶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实现精神与物质相统一；是文人不断丰富茶文化的内涵，引领茶文化的潮流，规范茶文化的发展方向。历代文人对茶文化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自《茶经》后，不少有识之士，对茶叶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及时的总结，自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出现了不少茶叶专著。如皎然《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 《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裴汶《茶述》、温从云等的《补茶事》和毛文锡的《茶谱》等。

茶叶文化的通俗和高雅，代均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大众茶饮和宫廷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僧侣圈。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陆羽的师友，如智积，怀海和尚，灵一和尚，及皎然、齐己等，都是陆羽的茶艺老师，由于陆羽的烹茶技术提快，烹出的茶汤滋味有自己的特色，智积到了非陆羽烹煮之茶不喝的地步。这也说陆羽从智积和尚的高超烹茶艺术中得到了精髓并有了新的发展。

唐代佛教兴盛，茶与佛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重视“坐禅修行”，“坐禅修行”必须要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一致。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跏趺而坐”，“过午不食”。而茶则有提神养心之用，既能促进思考，又能减轻饥饿感，所以就首选茶作为其饮料，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国各地。

当时寺院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为香客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僧人待客以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则用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如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用的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称“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研究茶的烹煮、品饮艺术，在饮茶中融入“清净”的思想，融入山水、自然之中，使精神开释，在饮茶中开悟得道。

茶与佛教的缘份很深，到了唐代这种缘份联系得更加紧密了。近年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时期的金银茶具，也反映出唐代佛的茶饮之间的特殊关系。陆羽《茶经》将茶具定为二十四事，即二十四种，并对各种茶具的制作和用途作了详细说明。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这批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等。僖宗皇帝将这批茶具作为国宝重器奉献于佛祖，一是表示虔诚礼佛的心愿，二是代表佛教的茶供养。这批茶具，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且配套完整，自成体系，为世界上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金银茶具，反映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确凿地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它既是唐代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历史印证，同时又是一件件完美的艺术精品。

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于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推崇士人茶文化，并不是要否定大众茶文化。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士人茶文化仅仅是中国茶文化发展之一端，或者说它主要体现了茶文化中“雅”的一面，士人茶文化的勃兴与发展，不仅不会影响和妨碍大众茶文化之发展，而且还会极大地促进和推动大众茶文化的发展。同样地，大众茶文化的发展，各地区、各阶层饮茶习俗的形成，不仅为士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且为士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动因。实际上，士人茶文化与大众茶文化，只不过是同一个事物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两极，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相转化、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美妙绝伦的中国茶文化体系。

唐代茶文化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入朝鲜、日本，以后又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茶文化作为大唐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日本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文化，并成为日本的国粹，饮誉世界。

茶也是我国国饮，以茶敬客，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习俗。茶对于人类来说，—可让人啜英咀华，尽享茶之美味；二可醒神明目，有益健康；三可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四可聚集亲情，有融洽感情之功能。茶文化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资治通鉴》卷226，第7284页。

(26)杜牧《茶山》，《全唐诗》卷522，第5969页。

(33)《封氏闻见记》。

　　(34)《旧唐书•王涯传》，第01462页。

　　(35)《太平广记》卷341《韦浦》，第2704页。

　　(36)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7)《新唐书•陆羽传》，第05609页。

　　(38)(39)唐•佚名：《大唐传载》，中华书局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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