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重视中医中药之下，整理“单方、秘方、验方”的热潮，也随着发掘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而掀起。前人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学习，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前的资料，几乎没有功名利禄的水分，医风纯朴，其真实性、实用性、可靠性均很高。 关于“三焦”的争鸣 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冯秀英;上海中医学院鲍士英 　　编者按　几个月来，本刊又收到韩绍康、余绍源、王若诠、朱济才、陈明峰、汝可仁、陈树恒、薛莲如、洪国光、卞襄廷、徐玉璧、冯秀英、鲍士英、杨苏、贾世傅、赵见龙、李汉民、杨书来、钟兰桂、马荷态、杨彦升、吴越等二十多位同道关于三焦问题争鸣的稿件。在这些稿件里，根据过去论争的焦点，有的同意三焦是网油，有的同意是淋巴系统，有的同意包括胸、腹、盆腔三个部分的脏器，也有同意三焦是指人体整个气化作用，有名而无形，此外还有个别同志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都引证了内、难、伤寒论等著作，或就个人临床经验来说明这问题，我们认为都是十分宝贵的意见。但是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引证方面，和过去发表的大致相同，因为篇幅有限，不拟一一重复登载，暂交本刊资料室保存，以便将来展开大辩论时作为参考资料。 　　在以上许多稿件里，冯秀英和鲍士英两同志因三焦争鸣连想到如何对待与研究祖国医学，我们感到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刊录如下: 　　 如何对待与研究祖国医学一从三焦的争论谈起 　　在整理祖国医学时，将会遇到不少困难，三焦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去研究?避免那些不正确的倾向?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不仅对于三焦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而且对于所有一切争论的问题的解决也起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大胆地提出我们的看法，希望得到指正的机会。 　　一　我们知道，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祖国医学的书籍中不可能对解剖生理等等方面的认识，观察得很细致。例如内经中所记载的五脏，其中的心、肝、肾等等的功能都不能和现代解剖学的肝心肾等同起来，这已经是为大家公认了的，结合到三焦问题上也应该是这样的。灵枢经营卫生会篇说:“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横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这在大体上指出了三焦的位置，其中也包括了上焦之气的循行问题(见后文)，有些同志根据了这段经文和现代解剖学的淋巴系统的分布 相对照，得出了“上焦的主要部份是指胸导管，同时包括左右无名静脉和上腔静脉血管，右淋巴管和横膈膜以上的大小淋巴管及淋巴结，甚至在沟通组织液的作用上还应将组织腔隙包括在内，中焦主要是指从小肠到肝门的静脉血管和自小肠到乳糜池的大小淋巴管及淋巴结，下焦是指肠系膜下静脉血管，回肠静脉血管，右结肠静脉血管及中结肠静脉血管(后三者属于肠系膜上静脉血管的分支)，同时包括起自大肠、肾脏、膀胱而至左右腰淋巴干以及腰以下的大小淋巴管和淋巴结在内”的总结论。很显然，这只能是表示站在现代医学的立场上，用机械的对照方法加上主观臆断而得出的，忽视了历史的条件，自然也就不能表达出经文的原意了。我们研究祖国医学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获得一些现代医学中解剖生理或病理方面等等一些的知识，因为这是早就阐明了的，恰恰相反，我们是在熟悉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上来学习与熟悉我们古人是如何来探讨人体正常和病理等等方面的知识，以便获得一些新的宝贵的知识，丢掉那些唯心的，不科学的部份，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地发展中医学并进一步以取长补短的态度与现代医学合流而成为一种完全新型的医学。如果机械的硬套的研究方法，我们以为没有多大价值。 　　二　历代医家对某些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原是很自然的，由于他们的体会不同，依据的论点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因而看法也就不同，对这些不同的论点和看法，我们就应该很好地深入分析研究，找出它的合理部份，但是决不能说各家的意见都对。例如在三焦问题上，有些人认为是网膜，也有认为是神经系统或淋巴系统，或消化系统，或血管系统，以及认为仅是一种机能而并无实则的器官存在，等等。因而像个别的说:“我认为三焦可以包括网油，网油却不能说就是三焦三焦可以包括淋巴，淋巴却不能说就是三焦，三焦可以包括肠胃，肠胃却不能说就是三焦，从而我们更可以认为 三焦是呼吸，循环，排泄消化等各系的官能作用，也就是胸腹，盆腔等三部生理作用和病理变化的划分”，这种笼统的说法几乎把所有的作用都归之于三焦了，未免令人难于置信。因为内经明明说:“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参照其他经文看来，三焦也不过是古人对于饮食物运化，水液的代谢，排泄机能的将理解，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同意从巴甫洛夫神经论观点看来，机体内各器官的生理功能都在大脑皮层的统一领导下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决不能由于这种联系而否认了各器官本身的特殊机能，否认各器官的固有独立性 。 　　三　我们如何对待与研究祖国医学呢?陆定一同志说:“如果无批判地接收文化遗产，这便生了“国粹主义”了。”他还指出:“我们也发现对文化遗产的缺点错误不加批判，或者加以粉饰的现象，这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所以也是应该改正的。”那么，如果企图以文献中简单的记载就用来说明有很多在现代医学已经研究成了的成果是在我国古代早已发现了的话，是不够忠实的。例如我国古代已经知道了用米糠治脚气病，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有显著疗效(这在现代医学上还是采用的治疗方法)，但决不能因此而认为我国古代已发现了维生素已和维生素甲了，同样我国古代也有逐日以布浸黄疸病人的小便，观其色泽来看治疗效果，但决不能就此认为我国早已知道有胆色素的存在了，应该承认这些现象是早已发现了的，而其理论机转还是近代研究的。在三焦问题上，有人就根据灵枢经上“上焦……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大会于手太阴也”的记载，就认为古人已经发现了淋巴液的循环以及淋巴系统和血液系统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认真而严肃地学习和对待祖国医学文献是我们光荣的责职，因为文献上的记载标帜了我国古代医家对疾病的观察，自己的体会和经验的积累，认真地学习前人的经验，就有可能在临床实践中找出新的治疗途径，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和二千年前的古人究竟不同了，那时候人们崇拜古人，著一部内经还要加上黄帝的名头，“本草经”也被加上神农的名头，而我们尊重古人文献并不是迷信文献，我们应该看到从春秋时代著作的黄帝内经起，沿着历代，医学都有了极其显著的发挥，因而在研究祖国医学中同样应该提倡厚今薄古，这样对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是有好处的。例如在三焦这个问题上，内经只约略地提出了它的分布和作用，而难经则着重指出了它的有名无形，有人曾引用徐灵胎的说法:“内经不言三焦有名无形，故可决定难经误矣!”同时他认为“板油(他同意唐容川的说法，认为板油就是三焦)等在躯壳之内，脏府之外，占据部份广大，内经必不至脱略”云云，也有人在三焦有形和无形问题中说:“三焦是否有形?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应从内经中找根据，因为内经是中国最早的经典著作，中医学术上的一切解剖名词，都是从内经中产生的，难经仅是发灵枢素问之难而作的，也就是说，难经是为了解释内经中某些问题而作的，因此当内经和难经在学术上发生不同论点时，就不应当舍内经而从难经，”难经成书后于内经，这是大家 所已经公认了的，在内经上有些问题比较含糊或者不具体，难经中就有比较详细的阐明，这也就是在春秋以后的医家对内经有了更进一步地体会并结合临床实践写成该书，也可以说是较内经发展了一步。郭沫若先生说:历史是发展，不是倒退，尽管旧时代的发展是不自觉的……然而一切事物的发展仍然今进于古……。”我们认为所谓今古也是相对的，以现在和古代比，现在是今，但如果以内经的成书年代和难经成书年代比较，那末无疑的，后者应该是今了。 　　许多研究三焦的文章中指出，他们喜欢用对照的办法来研究，把祖国医学中的什么什么说就是现代医学中所指的什么，这样当然也有它好的一面，但是纯粹采用这个方法的结果，却导致了这样的道路:把内经难经等中医书籍用意译和归纳的办法，加上主观臆断，把它变成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临床各科学等等，结果呢，不啻以现代医学内容取而代之，这样做在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上所起的作用，很值得提出讨论。我们认为，在整理发扬祖国医学的时候，应该而且必须采用现代医学先进的观点和方法，但在一定时间内，仍应该保持祖国医学独特的体系，换言之，即在新的基础上，把祖国医学发展成为完全新型的一门科学。例如应用巴甫洛夫学说的神经论和整体论观点，就有可能在针灸的机转问题上求得满意的解决(当然，巴氏学说对其他各方面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此外如在中药的研究中可以运用现代医学中生药学、药理学、细菌学及化学等的研究方法，以便确定有效成份及对人体之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展中医学术，使它在人民保健事业中发挥更巨大的作用。 (本文发表在1959年1期第64页上)

1959年资料1 上海中医学院 关于“三焦”的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