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方治：中南海警卫工作见闻

怀仁堂抓戚本禹 　　1968年初，那时中央经常在怀仁堂开碰头会，天天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准备出版本）的文章，但几次未见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来参加会。1月13日晚，江青的警卫孙占龙来到警卫值班室神秘地对大家说：“诸位，请出去一下，我打个电话。”在值班室的人无奈地离开了值班室，我在此工作10多年，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我到大厅去了，见到江青披着衣服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后来和总理又到西休息室去了；我赶忙去西院把哨兵往南移了一下位置，我对哨兵用手指西休息室让他注意首长在里面开会。刚从西饮水处门进来，看到总理卫士乔金旺同志在门外，用手捏着总理的药盒，咕嘎咕嘎地响。江青听到响声出来了，见到乔金旺就发脾气：“我们走到哪里，你们跟到哪里，干什么？！”吓得乔和我赶紧走开了。 　　这时汪东兴见到我，对我说：“华方治（用手往下一按）知道吗？”我答：“知道。”我知道什么？我只感觉气氛紧张，像有大事要发生。至于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他又说：“你到小休息室后边，别跑了啊！”我说：“是。”就到小休息室后边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小休息室里边嚷嚷起来了，紧接着门开了，看到警卫参谋陈银德和科长高云江架着铐着双手的戚本禹。戚大声对姚文元说：“姚文元同志，请你代我问江青同志好。”戚被推进一辆上海牌小车开出了怀仁堂。 　　紧接着周总理、杨成武代总长召集怀仁堂警卫服务人员在东休息室开会。总理首先问：“你们谁是负责人？”我指警卫科长丁钧说：“丁科长负责。”丁科长又指我说：“华大队长负责。”总理一看我们互相推就说：“你们两人负责吧。”又说：“今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不管看没看到，看到了要绝对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对外不能说，对你们领导也不能说，对家里人也不能说，只要中央没公布，你们就不能对外说，要以党性来保证，你们听清了吧？”我们齐答：“听清了。” 　　杨代总长又强调说：“你们一定要按总理指示的去做，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接杨成武住地警戒 　　1968年3月23日晚，我在五中队蹲点，部队已熄灯就寝，突然通知让我去团会议室开会，会上何振才副团长传达说：“杨成武犯了错误，中央决定让我们接他住地的警戒，由卫戍区一师陈师长负责移交，干部大队五中队抽出一个区队由华方治负责前去接受。”我回五中队很快集合了一个区队带上了洗漱用品，乘卡车到了什刹海前，部队下车，陈师长已先到了。陈领着何副团长、狄福才副政委，我们到每一哨位接了哨，当时交方连长表现情绪不好，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接着又让警卫员交出武器，交接较顺利。当各种交接完毕时，王新亭副总长、邱会作、李作鹏在大门外问：“警戒交接完了吗？”答：“完了。”他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去杨成武的楼上，让杨到大会堂开会，杨大骂邱会作、李作鹏没有良心，当初他是如何保他们来的，杨被催着往外走，杨的小女儿抱着她爸的大腿不让走，最后被拉开，杨随王、邱、李上车去大会堂了。 　　家里由军委办事组派人清点文件，让杨的夫人、孩子和工作人员都集中在大会客厅里。这时杨夫人由两个孩子搀扶着在大厅走来走去，大骂这是军事政变，从大厅出来指着我骂：“你们搞政变，将来没好下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决不会轻饶了你们！”她女儿说：“妈，别骂人家，他们是执行命令。” 　　这时她大女儿说：“我有关节炎，没穿袜子，能否让我回宿舍拿袜子？”我答应了她的要求，派两个战士随她一起取回袜子。杨的女护士、厨师带领大伙呼口号，背语录，抗议对他们的处置。 　　区队在走廊上席地而睡，饭由中队做好用三轮车送去。后来我回部队了，区队在那儿住一个星期的样子就撤回了驻地中南海。 　　抓捕“四人帮”现场见闻 　　1976年10月6日下午，我从中南海东八所洗澡回来，值班参谋告诉我：“局警卫处丁志友处长来电话找你。” 　　我问：“他说什么了？” 　　答：“没有说。” 　　于是我便打电话给丁处长，问丁：“你找我了？” 　　他说：“有事和你商量。” 　　我说：“我到你那里去。” 　　丁说：“我去你们大队部。”一会儿，丁处长来了，我们俩到大队部会议室。丁问：“今晚中央常委在怀仁堂开会，布置会场警卫的通知你知道了吗？” 　　“知道了。” 　　“今晚会议很重要，能否都换成干部哨？”丁说。 　　“都换干部哨二中队干部不够用，需从大队范围调。”我说。 　　他说：“那就不都换了，只换几个关键的。” 　　经研究，大厅内换上副指导员马庆忠；东南便门副队长孙保国；大门口以往都是战士哨，为了表面上不显示异常，放一个分队长；中南海西门由指导员锡良庆和一区队干部负责。其余原定的方案不变，本应7点加好哨，我6点半就到了现场。不一会，二中队队长冯德振也带领值勤干部战士到了现场，按预定方案进入各自位置。我和冯队长对怀仁堂会场安全和警卫部署进行了检查，一切都无问题。 　　不一会，负责抓捕“四人帮”的各组汽车开进了怀仁堂东院，规定：汽车大灯一亮，东南便门立即打开，其他车辆都停在中南海西门里的变电站隐蔽起来。 　　汪东兴和随同副局长武健华及汪的秘书孙守明也来了，汪东兴对我说：“华方治，你在哪？” 　　我答：“我负责全会场的安全，并具体负责大门和东南便门。” 　　“别管那两个门，重点管一个。” 　　“是！”我回答。 　　汪及武、孙进大门里去了。 　　叶剑英老帅来了。他下车后和副局长邬吉成握手，又和服务员握手寒暄、谈笑风生，显得异常兴奋，进了怀仁堂。紧接着华国锋从游泳池方向步行来了。 　　7点45分左右，王洪文来了，待他进大门时邬吉成副局长叫住了王的警卫员，让他到东南面司机休息室开会。我赶忙去东南便门，几分钟光景看到王洪文铐着双手从怀仁堂东饮水处便门被架进了红旗轿车里。看此情形，我和孙保国都看着对方笑了。车灯一亮我们两人一人开一扇门，车开出了便门，向万字廊方向开去了。 　　这时张春桥来了，进大门时，邬副局长同样让张的警卫员开会去了。我又再到东南便门，一会儿，看到张春桥与王一样从饮水处便门出来（张未上铐），由两个人紧靠着推进了红旗车。车灯一亮，我和孙保国又开了门，车同样向万字廊开去了。我正在兴奋之时，武健华副局长匆匆出来对我说：“华方治，别撤警戒，姚文元马上来。” 　　我说：“好！” 　　十几分钟后，姚文元来了，他“噔、噔”地快步上了怀仁堂大门台阶，邬副局长又把姚文元的警卫员叫到了司机休息室。我又去东南便门，看到姚被架进了备好的汽车，按以往的做法，开门、车出门后同样向南开去了。后来听说给姚上铐时他大喊警卫员。这位“理论家”也不想想，在中央的心脏怀仁堂抓你，即使喊来警卫员你们能抵挡得了？ 汪东兴从怀仁堂出来大声说：“华方治，怎么201（江青住处）的车还没出来？”“我不清楚。”我答道，马上跑步向宝光门去了。 　　我看到江青住处门前灯全开了，车都停在那里，没有看到有人上车像要开车的样子。这时，武健华、孙守明都跑步向201方向去了。在此前武还问我，从201到八区（官园新建的首长住宅）出西门好，还是出西北门好？我说都方便。 　　不久，从201开出的车队经怀仁堂门前出了中南海西门。至此，震惊中外的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算是圆满地结束了。 　　汪东兴给李先念打电话兴奋地说：“先念同志，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紧接着，首长又分别找了耿飚、迟浩田、吴忠等人谈话，9点40分首长们离开了怀仁堂。 　　怀仁堂又处于宁静之中。 　　庐山会议后，继续批斗彭德怀 　　1959年，庐山会议决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为反党集团后，8月份在中南海同时召开两个会议：国务院小礼堂开外事口会议，批斗张闻天；在怀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捎带洪学智。 　　会议从8月18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中间有几次休会，实际开会时间约半个月。我从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警卫工作，还能回忆起会议的一些情景。 　　会前，主席团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开会，会议开始，主席团在主席台上就坐，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前一排。毛主席和林彪没有参加会，朱德、贺龙、陈毅等坐在主席台上，彭德怀身穿黑色中山装坐在下边。执行主席我记得有许光达、苏振华等坐在前排。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说：“我们今天开会，面对面地和彭德怀同志作斗争……”会议多是提问题，让彭回答，有时不满意答复，形成吵吵嚷嚷的起哄，开始彭老总还是很气愤地和一些提歪理的人争辩，如：一个带眼镜的少将，起来质问彭老总：“你拜会赫鲁晓夫时说'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问候他’，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毛主席？”彭老总很气愤地回答：“我是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出于礼貌，我为什么不能代表毛主席？”把那位当过武官的外交官将军顶得哑口无言。 　　会议的调子主要是指责彭老总反党，说他“是魏延”，“头的后脑勺上长着反骨”。而没有一个发言涉及实际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之类的问题。开始彭总在下边坐着，回答问题时站起来。后来让他和黄克诚上主席台，在前排执行主席桌子两头坐着，各放一扩音器，随时回答问题。 　　会议后期，有人批评朱老总，说他有野心，说每次党内右倾都有他的份。朱总讲话时答：“我总认为，都是几十年的革命同志，怎么会反党呢？” 　　会议结束那天下午，毛主席、林彪到会并讲了话。 　　为彭德怀看新居 　　彭老总在军委扩大会议被批斗后，不能在中南海居住了，中央决定他搬出中南海永福堂。1959年国庆后，上级派警卫局和警卫团的相关人员（局里有田畴副局长、警卫处曲琪玉处长，团里警卫科长王少微和警卫参谋华方治），乘车去海淀挂甲屯村，该村位于北京大学西，西苑东，叫吴家花园的地方。在挂甲屯村的南边，紧挨村边，花园的面积很大，方圆有二三华里，里边房屋不多，西北角一处正在修理的房子，是给老总和他正在上大学的侄女住的，因老总腿有关节炎，工人正在装木地板，院内还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 　　走过木桥，有一处当时不用的建筑，通过几道隔音的防护门，进去有几间房间，据说此处曾为一个秘密电台。准备给彭总住的房子，李克农上将曾住过。 　　除了两处建筑，剩下都是可耕种的田地，有的已种下菜和庄稼，但是边上还有不少长满草的荒地。后来听说彭老总居住期间带领工作人员开垦这些荒地，种了很多庄稼和蔬菜。 　　有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负责照管院落，兼种蔬菜和庄稼，周围有两米多高的围墙。 　　田副局长说：“杨尚昆主任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彭搬住新居，给他配一辆吉姆车，每周给他放一次电影。”彭总说：“我已经不工作了，不需要车了，如果有事用车，我临时要。”杨主任坚持要给他一辆吉姆车，彭总说：“那就不要吉姆车啦，来一辆小型胜利牌车就行了。”杨主任说：“老总，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别变了。”老总再没有说什么。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写这记忆中的往事，感到难受得很。老总只不过是为人民的利益，说了实话，却遭到如此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令人痛心的遗憾。 　　中南海“破四旧” 　　在文革初期，到处都在轰轰烈烈地搞“破四旧”。 　　1966年8月的一天，西门警卫报告：“门外来了一队红卫兵，要进中南海砸'四旧’。”我急忙赶到门外一看，有三四十个中学生红卫兵，多数身穿军服，头戴军帽，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标，举着红旗，有的还拿着木棒铁棍。我让他们停在门外，找带队的问：“你们有什么事？”一女学生说：“要进中南海砸'四旧’。”那时，是造反有理的时期，我无权答复他们。我先请他们稍等，然后将他们的要求和门外的情况报告领导，一般领导对此突然出现的问题都不敢决定，最后上报了毛主席，主席答复：“那就让他们砸吧。”领导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告诉我答复内容：“我们中南海里也有造反派，我们一定按你们的要求认真地砸中南海的'四旧’，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得好的。”他们听了我的答复后倒是很听话，拉着队伍走了。 　　中南海机关立即开会，分头行动，有的向北京市求援，需大型吊车和载重卡车。把新华门、勤政殿、银安殿前的石狮子、怀仁堂前的景泰蓝铜狮子连夜运到万寿路一机关空院放起来。机关动员工作人员，部队调动干部战士把瀛台、勤政殿、丰泽园、春耦斋、居仁堂、东八所、万善殿、怀仁堂、西花厅、紫光阁、武成殿等所有匾额、楹联统统摘下来，运到中南海静谷假山上的几所空房里放起来。除了古建筑房顶上的文兽没动外，大部分的“四旧”真正彻底“砸”了，中南海是如此砸的“四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决定新华门的石狮子搬回原地，怀仁堂门前的景泰蓝铜狮子被外交部请去服务了，瀛台、勤政殿、丰泽园、春耦斋、东八所、万善殿、怀仁堂、西花厅、紫光阁、武成殿等所有匾额、楹联又挂回原处。由于中南海以特殊手段“砸四旧”，使这些文物完好地保存了下来。1959年国庆后，上级派警卫局和警卫团的相关人员（局里有田畴副局长、警卫处曲琪玉处长，团里警卫科长王少微和警卫参谋华方治），乘车去海淀挂甲屯村，该村位于北京大学西，西苑东，叫吴家花园的地方。在挂甲屯村的南边，紧挨村边，花园的面积很大，方圆有二三华里，里边房屋不多，西北角一处正在修理的房子，是给老总和他正在上大学的侄女住的，因老总腿有关节炎，工人正在装木地板，院内还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 　　走过木桥，有一处当时不用的建筑，通过几道隔音的防护门，进去有几间房间，据说此处曾为一个秘密电台。准备给彭总住的房子，李克农上将曾住过。 　　除了两处建筑，剩下都是可耕种的田地，有的已种下菜和庄稼，但是边上还有不少长满草的荒地。后来听说彭老总居住期间带领工作人员开垦这些荒地，种了很多庄稼和蔬菜。 　　有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负责照管院落，兼种蔬菜和庄稼，周围有两米多高的围墙。 　　田副局长说：“杨尚昆主任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彭搬住新居，给他配一辆吉姆车，每周给他放一次电影。”彭总说：“我已经不工作了，不需要车了，如果有事用车，我临时要。”杨主任坚持要给他一辆吉姆车，彭总说：“那就不要吉姆车啦，来一辆小型胜利牌车就行了。”杨主任说：“老总，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别变了。”老总再没有说什么。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写这记忆中的往事，感到难受得很。老总只不过是为人民的利益，说了实话，却遭到如此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令人痛心的遗憾。 　　中南海“破四旧” 　　在文革初期，到处都在轰轰烈烈地搞“破四旧”。 　　1966年8月的一天，西门警卫报告：“门外来了一队红卫兵，要进中南海砸'四旧’。”我急忙赶到门外一看，有三四十个中学生红卫兵，多数身穿军服，头戴军帽，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标，举着红旗，有的还拿着木棒铁棍。我让他们停在门外，找带队的问：“你们有什么事？”一女学生说：“要进中南海砸'四旧’。”那时，是造反有理的时期，我无权答复他们。我先请他们稍等，然后将他们的要求和门外的情况报告领导，一般领导对此突然出现的问题都不敢决定，最后上报了毛主席，主席答复：“那就让他们砸吧。”领导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告诉我答复内容：“我们中南海里也有造反派，我们一定按你们的要求认真地砸中南海的'四旧’，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得好的。”他们听了我的答复后倒是很听话，拉着队伍走了。 　　中南海机关立即开会，分头行动，有的向北京市求援，需大型吊车和载重卡车。把新华门、勤政殿、银安殿前的石狮子、怀仁堂前的景泰蓝铜狮子连夜运到万寿路一机关空院放起来。机关动员工作人员，部队调动干部战士把瀛台、勤政殿、丰泽园、春耦斋、居仁堂、东八所、万善殿、怀仁堂、西花厅、紫光阁、武成殿等所有匾额、楹联统统摘下来，运到中南海静谷假山上的几所空房里放起来。除了古建筑房顶上的文兽没动外，大部分的“四旧”真正彻底“砸”了，中南海是如此砸的“四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领导决定新华门的石狮子搬回原地，怀仁堂门前的景泰蓝铜狮子被外交部请去服务了，瀛台、勤政殿、丰泽园、春耦斋、东八所、万善殿、怀仁堂、西花厅、紫光阁、武成殿等所有匾额、楹联又挂回原处。由于中南海以特殊手段“砸四旧”，使这些文物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作者华方治曾任中央警卫团常务副团长）

------------------------------------------------------------------------------------------------------------------选调北京

1951年初，军委给华东军区发电报，要在山东的部队中选调排长一名，班级干部和优秀战士五十五名来北京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条件是：二十五岁以下，家中经过土改，贫雇农成分，党团员，战斗勇敢，立过战功，识普通文字，身体健康。

具体任务下达给华东步兵100师，在全师范围挑选，一个连选一二名。在299团选一名排长，选了七名均不合格，选第八名小董（我们一起当过警卫员），他因结了婚，嫌离家远不愿意，团首长说：“让小华去吧。”我当时在团部侦通队任通讯排排长，别人都体检，我没有做，团副政委和我谈话，说：“组织要挑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北京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让你去。”又说：“到那里可能装备待遇会高，但你要有思想准备，可能会降职使用。”回到队里，队领导和各排干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们团选的人从驻地大北曲村赶到师部（驻即墨县城），师董政委和保卫科长忙着搞审查工作，师首长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师长政委都讲了话，提了各种要求，晚上坐卡车到城阳火车站，上了火车到济南下车住在山东军区招待所，住了三天，又搞审查，才上火车向北京开去。坐的是装货物、牲口的闷罐车，一股牲口屎味，没有水和厕所，解小便，拉开门缝就撒，解大便可就麻烦了，拉开门两个人拽着拉屎人的手，他撅着屁股朝外，一旦失手就掉到车外去了，幸好一路上只掉了一顶军帽没掉下人去。

车到前门，没人接，因是个星期天，找不到人，在前门呆了三个多小时。

在西交民巷找到了总政治部，通过他们找到中央公安警卫师，师部派李在明参谋带卡车把我们拉到旃坛寺师部。在师部，又搞了四五天审查，进行了分配，师部警卫连一部分，我和大部分被分配到一团二营。我们进了中南海，到万善殿二营营部，营长邹以孝，是老红军，给我们讲活，讲了几句，就没词了，说：“让你们连长给你们讲吧。”各连领导点完名后领着我们去了各连驻地。

我被分配到二营六连二排任排长，住在怀仁堂西边靠北。

我们连担任居仁堂军委办公厅，迎春堂统战部，庆云堂中宣部和福禄居林伯渠住地，怀仁堂会场，乙、丙区检查站等处任务，从此开始在中南海———中央机关所在地工作生活了近四十年，直到离休。

警卫胡志明主席

1960年夏天，胡志明主席秘密乘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周总理、陈毅、王稼祥到机场迎接。

我被派和马尚志、纪和富同志担任他的安全警卫工作。从机场接回后，住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西区（原李富春、蔡畅的别墅），东边是周总理住处，前面是彭真住处，早饭后到一浴场与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会谈。

一天凌晨，哨兵按响电铃，我在睡梦中被惊醒，急忙穿上衣服跑了出去一问，哨兵说：“客人已向下面去了。”我从树林中小路跑下去寻找客人，因天还黑着，看不见人，一直到海滩，一看胡主席坐在沙滩上，胡主席穿着越南人喜欢穿的黑布裤、白衬衣。

我问了胡主席“早上好”。

胡主席说“好”。

我说：“胡主席这么早就起来了。”

胡主席说：“睡不着。”

我们便聊起了天。胡主席问我：“水字上边加个工，念什么？”

我说：“念 '汞’，水银也叫汞。”

胡主席说：“有道理。”

他又问：“水字上加个石头的石，念什么？”

我答：“念泵，水泵的泵。”

他说：“这个字念法没道理。”又问：“小球藻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个我说不清楚，只看报纸上报道过。”

他说：“回北京后我想看看。”

他让叫车，我把车叫来。上车后，他说：“去王稼祥家。”我们去了王家，王和夫人还未起床。他和王稼祥夫妇谈了一会话。出来后又去杨尚昆家，杨夫妇也没起床，他们急忙起来，一起交谈，李伯钊同志谈她在苏联学习时的生活。出来后要拜访蔡畅大姐，车又返回到蔡大姐家，李富春和蔡大姐热情欢迎胡主席，一起畅叙。蔡大姐说：“什么时候喝上胡主席的喜酒啊？”胡主席说：“这要你们的帮忙啊。”出来要去东山军委疗养院，到叶剑英元帅的住处，一问，叶没来北戴河。又去聂荣臻元帅处，与聂帅谈了一阵话，便告辞回住地。

下午请了首长的孩子们。我记得有刘少奇家的，朱德家的，王稼祥家的，杨尚昆家的，十多个。准备有糖果饮料，孩子为胡伯伯唱歌跳舞，胡主席高兴地和孩子们玩了半天，还和我们警卫服务人员合了影。

第二天起早去山海关机场，周总理、陈毅、王稼祥去机场送别。

中央领导同志送给胡主席一只熊掌补养身体，因胡主席走得早，没吃得上。头一天夜里，厨师黄师傅（据说黄给冯玉祥当过厨师）想着要用微火炖熊掌，还得拔毛，一夜没睡。我们接待工作人员从机场回来后，吃早饭时吃了熊掌，这是我头一次吃熊掌，只记得像猪蹄似的，有一股腥味和粘糊糊的感觉，究竟补不补身体，那就不知道了。

北戴河暑期警卫

北戴河地处河北省抚宁县（1950年代）。据说，在民国初年，英国工程师甘林，发现此处是块避暑的好地方，开始在这儿建房，供夏天避暑。为了纪念他，将莲花山北边的小山命名为甘林山，从此开始一些富商、官僚和洋人在这里兴建豪华避暑别墅。有段芝贵、张学良、朱启钤、金城银行的别墅，外国人的希腊楼，东山一美国人自修的怪楼等等。当地还形成了顺口溜：“张家楼，段家墙，河东寨的二姑娘。”是说张学良的楼，段家的墙建得豪华漂亮。张学良的楼确实漂亮，房后还有操场、阅兵台，据说是供卫队操练和张学良检阅卫队用的。

解放后，这些房屋统由政府管理，中央首长每年暑期都到北戴河避暑。1950年代，毛主席就住张家楼，后又在楼前专为毛主席建了处别墅，编号为一楼。董必武住段家楼，刘少奇住二号楼，周恩来住三号楼，朱德住四号楼，陈云住五号楼。后周总理说刘少奇孩子多把三号楼给刘住，自己搬到西区27楼住了（此楼据说是北洋军阀张绍宗的别墅）。后来，为了加强对北戴河地区的管理，把北戴河地区改为秦皇岛市海滨区。中央这片叫做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疗养院，简称中直疗养院，由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局管辖，开始设管理科，后改处。

一、暑期前的准备工作。

我是1954年开始去北戴河工作的，1955年领导确定要我筹划暑期警卫工作，先是制定计划，确定警卫方案：哨位、领班员、机动兵力总数、需要兵力数；确定哪些部队担负此任务；物质准备：便衣、草帽、电话、手电等。

二、前站：由我和后勤一军需员前去。

根据方案与疗养院管理部门商定部队住房和铺板、办公桌椅、炊具等。

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联系部队油粮副食供应办法及供点。

与友邻部队联系，商定联络方法及有事时的配合。

各级指挥所位置。

通讯工具及证件的制定。

检查游泳排的训练情况，每年都抽调一部分人组成游泳排，训练划船和水上救护工作，作为暑期首长和工作人员的救护工作。

三、实施：与北京保持联系，迎接和安排暑期部队驻房、设哨、交待和检查任务落实情况，及时处理任务实施中的问题。

1955年毛主席游泳上了渔船与渔民亲切交谈，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那天特别高兴，上岸后在东浴场和工作人员合影并请吃饭，那天我因提前回去替值班，很遗憾，照相吃饭没参加。到8月，首长陆续回北京。周总理在北京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晚才来。毛主席已回北京，突然又回来了。后来知道是在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总理休息一段时间也回京了。这时，只留下一中队一部分人，汪东兴和兼团长张耀祠，参谋只我一人，还有军需员侯府文和一通讯员。毛主席每天中午还下海游泳，水温都凉了。直到9月26日才回北京，赶上27日毛主席给元帅授衔，给元帅、将军授勋。

1956年夏天，最早到北戴河的首长有徐特立和刘伯承元帅。一天，刘帅和夫人及孩子在海滩散步，我去随卫，刘帅坐在西浴场休息，刘帅问明我担任的职务后说：“参谋工作很重要，我也做过参谋工作，你们现在的条件很好，我们从前的条件很差啊！”说他和朱德总司令是老乡，他和朱老总为了反满清，都是十八岁投军的。他说他刚从苏州到青岛，到青岛遇上有两个人被鲨鱼吃掉了，说他去过好多地方，比较起来还是北戴河这地方好、安全。

暑期，北戴河浴场外，有巡逻艇负责安全巡逻。毛主席要从岸边游上艇去。相距约有五六华里。汪东兴局长事先和巡逻艇商量好，风浪不大就游上去，若风浪大，岸上用红白旗左右摇摆，艇就开走。毛主席开始游了。过了一段时间，风浪开始大了。汪东兴说：“华参谋，摇旗！”我高举红白旗摇了起来。巡逻艇看到信号开走了。主席知道巡逻艇开走了，就往岸上游来。上岸后主席不高兴了。生气地说：“这是汪东兴在和我作对！”当然，主席怎能不知道，这叫人不快的举动，乃是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呢。

1960年北戴河中直疗养院有较大的变动，增加了东区，为各省市第一书记建了二十余栋小楼，新修了俱乐部，可以演戏放映电影，设舞厅及中小会议室多个。为毛主席在莲花山下建了新别墅95号楼。罗道让局长召集会议，讨论为毛主席别墅定楼号。有人提议毛主席原来房子叫一号，还是叫一号； 有人说已经有一号楼了，再叫一号重复了；还有人建议叫100号好记。我提议：要考虑一是好记，二是要便于保密，我的意见是否叫95号。后来采纳我的意见，定为95号楼。

1960年暑期，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北戴河浴场。早晨发现尼龙防鲨鱼网缠在一个角落里。一拽拽了一条已死的大鲨鱼，一米半多长。据分析，可能是夜间鲨鱼靠岸觅食撞在防鲨鱼网上，越缠越出不来，最后死在里面。当时，中央正在北戴河召开一个会议。把鲨鱼用一大澡盆盛着放在会议一个入口处，让与会首长观看。晚上又放在舞厅门口，让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看看。像这样大的鲨鱼定会对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华方治文，摘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周恩来接见群众几件事华方治　　一、文革中周总理工作量成倍增加，操劳殊甚　　1966年下半年，国务院机关处于瘫痪状态，秘书厅和八个办公室都不能办公了，只剩下吴庆彤和孙岳负责的值班室，我记得值班室只有张一知、刘冰清、孙家栋、王效贤等人。总理办公室原有秘书一二十人，到这时只剩周家鼎和外事秘书钱嘉东、机要秘书纪东。虽然协助总理的工作人员大大减少，但总理的工作量却成倍增多，要参加中央的会议，还要频繁地接见中央机关和红卫兵组织代表。《“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一书记载，1966年下半年，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160多次。我当时在8341部队工作，周恩来在中南海内的接见活动，绝大部分我都参与了现场保卫。　　接见先由国务院值班室通知被接见单位的负责人，确定人员名单。如果人多，要落实带队人姓名和人数。我和三中队干部再调几个队员，在中南海北门外问清后，核对名单，清点人数，带进国务院会议厅。有时几个单位分批接见，后见的在会议厅东厢房等候。有时天都快亮了，总理有别的事要走，没接见的单位只能听候安排，下次接见。　　接见最多的部门有铁道部、外交部、七机部、卫生部等，接见的红卫兵组织有新疆红二司、唐山铁院红旗和成都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军工学院、郑州大学及北京各院校的组织。总理找铁道部谈得最多，几天就见一次，有时只见总调度一个人，总理反复强调：铁路是国家的命脉，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一分钟也不能停顿。　　二、周总理批评姚登山：“低头认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外交部见得也多。1967年8月7日王力讲话后，外交部夺权，造成了短时混乱。8月31日晚，在接见外交部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总理肯定了姚登山在印尼好的表现，同时批评他说：“你从印尼回来，是我建议毛主席接见你的，你却头脑发涨，忘乎所以了，你和一部分人夺了外交部的权，外交部一个时期的混乱。”总理强调：“外交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控的大权，谁也不能夺！”姚登山站着向毛主席请罪，又向周总理低头认罪，总理说：“低头认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关键是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总理在接见外交部司级以上干部时生气了。起因是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领导干部时出现过火行动。总理要找高级干部做做思想工作，但外交部联络站却派了四个人来监视。总理一看来了四个年轻人就问：“你们是哪里来的？”答：“是联络站的。”总理又问：“谁通知你们来的？”他们答不上来。总理说：“今天我明明是通知当权派来，没有通知你们来嘛，你们怎么就来了？你们这是干涉我的工作嘛，我一个总理，不能召集属于国务院的干部开会吗？”总理又说：“你们是不放心来监视嘛？我们是光明磊落的，没有不可告人的事。”又对记录的秘书说：“你记什么？有什么好记的！烧掉！让他们记。”秘书从记录本撕下已记的几页纸，当场烧掉了。我以为联络站那几个人应该退场了，但他们依然尴尬地坐在那里。总理转过来对干部们说：“同志们，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些想不通，可以理解。我今天让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想法。”静了一会儿，部长助理龚澎说：“我从1936年入党，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说着就泣不成声了。这时副部长韩念龙站起来说：“报告总理，龚澎同志被批斗时，已经两次晕倒了。”总理听后，当即表示：“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批准的，给龚澎同志两星期假，让她休息。”总理又问了一些人的出身经历，最后对这些老干部说：“要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要从保证国家不变颜色的高度去看待，自己暂时受点委屈，要想得通。”

　　三、周总理批评叶正光，教育他继承父亲叶挺遗志　　七机部是国防工业的重点部门，但在北京又是最乱的单位，总理找他们谈得最多，几次当面批评916组织头头叶正光大方向不对，他说：“你父亲叶挺，从广东打到武汉，是一员闯将，是常胜将军，你要继承他有遗志，我们都要学习他。”　　1967年后期找卫生部谈话也较多。本来总理委托李先念代表他和卫生部谈，但是先念见了一次就遭到炮轰，谈不下去了。无奈，总理再劳累，也得亲自找他们谈，并谈了多次。有一次，听到他们想把一个年事很高的植物人作实验，看看他能活多长时间，总理批评他们不是把主要精力财力，用在能够治好的人身上，而是用在已经成了植物人没希望医治好的人身上，这个方向不对头。　　在接见广东的港澳工委时，总理说把内地的一些做法搬到香港去不妥当，这样做暴露了我们的力量。　　1966年12月21日晚，总理接见上海锦江饭店的群众组织，听他们汇报，他们将上海交际处处长兼锦江饭店经理的任经理也带来了。我过去跟毛主席去上海时和他见过几次面。任经理老看我，我却不便和他打招呼。　　四、周总理保护彭真，彭真化险为夷　　1966年12月6日早晨，突然接到通知，总理要见文艺口的五个红卫兵。我和三中队干部从中南海北门把这五人带到会议厅。五人都是大学生，显得很疲惫。总理秘书周家鼎说：“总理让他们来，是听他们汇报抓彭真的事，要批评他们。”这事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让我们警卫人员回避。于是，我们便坐在帘幕后边。总理来了以后，问了几个人的姓名，然后说：“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一贯支持的，但你们把彭真抓走，这件事是错误的，你们事先也不请示中央，事后也不报告，彭真是高级干部，如果哪一环节出了问题，怎么对党内外交待？”他们先把彭真家的电话线全部切断，然后冲进屋里，强行把彭真架到小车里，转了很多个弯，最后把他关在舞蹈学校，现在还安全。反对派也不知道。总理让他们把彭真交出来，送到西郊某地，由卫戍区某团长负责接收。在这之前一定不能出问题，要保证他的安全。交代清楚后，总理才离开会议厅。　　在总理跟前做保卫，听过他们很多谈话，但当时不能记录，也没有条件记录。但对他的一些话印象很深，至今难忘。　　总理多次作自我批评，说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希望青年人，一定要提高政治觉悟，增加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将来为人民做出大的贡献。他说：“有些错误是不自觉的情况下犯的，比如：1927年上海第三次起义胜利，大家在欢欣鼓舞，当北伐军打到上海时，我们的负责人去与北伐军谈判回来时，家里的人把武器交了出去，大家都不以为然，认为反正交给北伐军了。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革命者时，才认识到以前行动的错误。所以说，教训比经验还可贵，那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五、周总理批判“血统论”　　文革初时，社会上刮起了一阵风，把人的家庭出身分成什么“红五类”、“黑五类”。总理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是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关键是个人站在什么立场，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他说：“我就是出身于旧的官僚家庭，但我个人走的是革命道路。”他对红卫兵们说：“你们可以回家问一问父母，他们不少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是，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成了革命干部，你们现在的家庭应该是革命家庭。”

　　六、周总理嘲笑“红海洋”　　当时社会上搞什么“红海洋”，有人甚至要求交通红绿灯都要改过来，红色放行。总理说，他问过他的司机，司机说：“红色的无论白天、黑夜、晴天、雾天，最鲜艳醒目，能起到警示作用。”总理回家总是习惯下车后在院子里散步。一次，他指着美人蕉红花对哨兵问：“这红花好看吗？”哨兵答：“好看。”总理又问：“光有红花没有绿叶好看吗？”哨兵答：“不好看。”总理说：“是嘛。红花还要绿叶配嘛。”　　总理还说：“有人提出长安街也是封建色彩，要改成毛泽东大街或东方红大街。甚至有人说我周恩来的名字也是封建的东西，建议我改名字。改长安街名字，我报告毛主席，主席说：‘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有什么不好？不要改了嘛。’至于说到我的名字，是封建的东西，那我的姓还不是几千年前的一个周姓大奴隶主家族传下来的？改了名，不改姓，也没有脱离开封建的东西。其实姓名只是一个人的符号，是个形式，关键是人的思想立场，改姓名是改不胜改。”　　总理有超强的记忆力。他接见群众总是先问姓名，后问籍贯职业。问籍贯只说县，说到县，总理就知道属于哪个省，那个县有什么特证，出过什么名人。凡被总理问过姓名的人，过些时间再见时，总理都能记得住。那时总理几乎每晚都在接见群众，一夜见三四拨。总理有时站起来，趴在椅背上听大家汇报，大家看到总理累得这样，请他坐下听，他说：“这样就是休息。”有时到了早晨6点多钟，我们回去睡觉了。总理却不能睡。秘书周家鼎说：“总理回去还得批阅文件，我给挑的，必须今天看的批的，还有这么高。”他用手比划，有一尺多高。我目睹了总理的劳累，也目睹了他的无奈。

华方治：中南海警卫工作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