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小曲
作者：张亦伟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02期

        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是中国小说发展中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创造性，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穿插了一些小曲。这些小曲多为明白如话、朴实浅近的情歌，出现在入话和正话中，对小说表现人物、推动情节和烘托气氛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三言二拍”中共用小曲26首，其中《喻世明言》4首，《警世通言》1首，《醒世恒言》15首，《初刻拍案惊奇》2首，《二刻拍案惊奇》4首。小曲的运用不仅反映了明代小曲创作的发展阶段，也反映了作者求新尚俗的创作心态和读者尚奇求变的娱乐心理。

        一

        以往的话本小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小曲，“三言二拍”引用小曲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小曲数量多、影响大的特点。冯梦龙编辑刊刻的民歌专集《挂枝儿》十卷，录歌435首；《山歌》十卷，录歌380首。其中《山歌》只是一部苏州的歌谣专集，由此可见冰山之一角。胡适在《元人的曲》一文中认为明代的小曲是最有价值的文学。明代卓人月认为：“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于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竿枣、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陈宏绪《寒夜录》引）流行于晚明的《打枣竿》、《挂枝儿》“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从习之，亦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李昌集先生在《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认为小曲直率明朗，天真浪漫，敢于打破陈规滥套，高度俚语化，具有“天然”的特征（《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小曲突破了绮丽雅正的散曲束缚，成为俗文学优秀的代表。

        作者和读者对小曲的接受和拟作，是小曲入话本小说的重要原因。小曲本是流行于市井和乡村的歌曲，以世俗的生活和情趣为表现对象，是小说的主要读者——市民阶层再熟悉不过的形式。小说的作者冯梦龙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其歧视和排斥的态度，甚至将小曲和诗三百相提并论，认为其“情真不可废也”（清王廷绍、华广生编著《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袁宏道认为小曲的出现是诗文领域可喜的大事：“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枣竿》之类。犹是无文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只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文人认为本来就应该在话本小说中用俗言俗语写俗人俗事。“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泣，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薄者敦，顽钝者汗下。……不通俗能者乎？”（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刘世德主编《古今小说》，中华书局1991年版）小曲作为愉悦市民的文艺形式，进入话本是水到渠成的事。

“三言二拍”中的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