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原文中以草木金石受到外部挠击而发出声音作比喻，说明诗歌都是由人心中的不平产生的。所谓 "不平"，指的是感情激荡，是广义的，有悲也有喜。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也就是说，“不平”是指人们的心灵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狭隘理解。韩愈认为作家在处于不寻常（不仅仅是“不幸”）的生活际遇之中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

“不平则鸣”理论就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论述了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只有那些反映现实、抒发自身愤懑情感的作品才能感动人心。强调文学作品和时代、环境等现实内容是密不可分的。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上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但并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做了更多的思考。他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还下启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

二、“诗穷而后工”

欧阳修在文学理论批评上最有价值的是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思想，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重要见解：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梅圣俞诗集序》

这里的“穷”，主要是指政治上穷达之穷，与“通”或“达”相对而不是指生活和物质上的穷困，也就是指有理想和有抱负的文人在政治上不得志，受到排挤，遭受迫害，隐身江湖、田园、山林，借诗文创作来寄托其壮志，抒发对现实的怨愤不满以及种中忧思、苦闷、压抑、感慨之情。他认为并非诗使人穷，而是穷者而后工于创作，愈穷而愈工。

“穷而后工”的理论，上溯可联系屈原《九章》、《抽思》中的“发愤以抒情"，源于司马迁“发愤著书”之说，后有李白的“哀怨起骚人”，杜甫也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句，白居易《序洛诗》更称“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韩愈也说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

“诗穷而后工”，从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出发，欧阳修认为要写出优秀的诗歌就须经历现实中的坎坷与磨难，这样就能使作者经历丰富，情感丰厚。然后把亲身的际遇，与现实的矛盾和“不得施于世”的内心积郁熔铸诗中，作品内容就会充实饱满，深挚感人，就容易成为好诗

三、“不平则鸣”与“诗穷而后工”的异同

这种思想和韩愈的“不平则鸣”相类似，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虽然韩愈之“不平” 不仅仅是指“不幸”，但考察文章中他所开列的"善鸣"者，虽然包括抒发各种类型的情志，则绝大部分是在世时不得志的作者。在侧重“不幸”这一点上，和欧阳修接近。

韩愈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欧阳修则进一步深入明确善“鸣”的原因，他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

一是诗人因穷而有充裕的时间去潜心艺术，能更深入地钻研艺术表现方法；

二是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

三是能够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

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 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此二说详略的程度，虽然有所相差，但究其核心的、终极的意义，实是"小异"而"大同"了。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不平则鸣”说，一般人都理解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得已然后发牢骚，愤慨不满，不平则鸣。其实就它的定义来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人在外界刺激的作用下产生的内心的激动，感情的激发。因为韩愈首先为“不平则鸣”寻找本体论的依据，从“大凡物遇不平则鸣”这个前提，演绎出人的“不平则鸣”，这就不能仅指愤慨不满之“鸣”了。他的这种论述逻辑，与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对一切“人文”（包括文学）皆源于自然的论证是相通的。

但韩愈在下文中所举的论据，则偏重于在世时不得志的作者，而且多是在政治、道德或文学上有建树的人物，可知韩愈实际所指的“不平”，也不是指的一般的不平心态，而是一种激进的、现实功利性很强的心态。如果联系他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的“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合诗序》），就不难看出他所说的“不平”的倾向性，不难看出他的“不平则鸣”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之间的联系。

说过“不平”，再说“鸣”的问题。韩愈提出“鸣”有“善鸣”、“不善鸣”之分，从他的论证中可以归纳出，所谓“善鸣”是由三种因素所促成的，一是时代环境，二是自身遭遇，三是内在的修养。他在这里没有涉及艺术表现问题。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提出的“诗穷而后工”说。首先，他提出：“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对韩愈偏重于不得志者的“不平则鸣”说的进一步生发。其次，他分析了“古穷人”之辞为什么能为“世所传“的原因：这些“穷人”由于才能“不得施于世”而有闲暇，多喜欢放浪于山水，与自然景物相亲近，能够发现自然景物独特的内蕴，而借以抒发“忧思感愤之郁积”，表达政治上的“怨刺”，从而写出曲折入微的动人情感。因此越是不得志，就越能写出好诗。最后得出“诗穷而后工”的结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欧阳修分析“诗穷而后工”的原因，是从情与景的相互关系角度着眼的，虽然他把情限定在具有政治功利倾向的“怨刺”，但其最有价值的是涉及到了诗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和艺术表现问题。中晚唐以来，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越来越注重通过情与景的配合来追求美学效果，诗歌评论界对情景配合乃至交融的艺术境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欧阳修之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上的。

综上所述，韩愈“不平则鸣”说与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的异同如下：

1．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和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而“诗穷而后工”说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发展和深化了“不平则鸣”说。

2．韩、欧之论都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但相比之下，韩愈“不平则鸣”说的功利心态更强烈，而欧阳修的则在功利心态之外，更着眼于诗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

3．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有一个哲学本体论的依据，而欧阳修则是从创作实践的角度探求“诗穷而后工”的原因。

4．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从时代环境、个人境遇和道德修养角度确定“善鸣”与“不善鸣”，没有涉及艺术表现问题；欧阳修则更强调个人境遇（“穷”）与诗歌创作之“工”的正相关，而且偏重于从情景配合的角度来论证，这就涉及艺术表现的问题了。

在总结文学史普遍现象和规律的基础上，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与欧阳修提出的“穷而后工”都涉及到了创作主体的生活遭遇与其创作之关系。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就《送孟东野序》全篇来看，“不平”有着广泛的社会内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引起人内心情感的激动，就是不平。这些感情激动不能自已，就要“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借助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韩愈的“不平则鸣”继承发展了诗“可以怨”的传统，侧重的是封建时代受压抑的人们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富有民主和反抗精神。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理论则是继承韩愈“不平则鸣”的思想而来。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欧阳修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从文学批评理论上看，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如仕途不顺、政治上受到打击迫害等），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而且，诗人的境遇愈是穷困，触事感物的广度就愈丰富，生活体验和现实感受就愈深刻，作品的内容也就愈充实，愈能得到共鸣。

　　相比较而言，韩愈的“不平则鸣”主要是讲创作主体的“不平”的生活境遇会刺激其创作潜能（“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则是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欧阳修认为“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态，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这里涉及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问题，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有机会深入观察事物，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由触事感物而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韩愈思想的深入发展。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