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一张信用卡 ——从《一间自己的屋子》说开去

□郭冰茹

【期刊名称】中国图书评论

【年(卷),期】2014(000)009

【总页数】4

一间自己的屋子，［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在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有感于现实生活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就业和择偶等诸多方面受到的歧视、排斥和压抑；有感于一个女人除了脑力和品德之外再无他物可由自己自由支配；有感于女性无法参与任何伟大的运动，更无法借用文字记录自己，从而使自己进入历史，伍尔夫在文中着重强调女性自由空间和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伍尔夫说：“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得有钱，另外还得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但我相信，伍尔夫更想表达的是：女人即便不想写小说，只要她想在身体上自由，在精神上独立，想要在某个方面成就自己，她就得有钱，就得有自己的空间。而相较于是否能有自己的空间，是否有钱则显得尤为迫切。换言之，女人在拥有自己的一间屋之前，先得拥有自己的一张信用卡。

在中国，女性写作者在五四时期大量出现，写作不仅使她们实现了自我价值，更为她们提供了经济独立的可能。事实上，鲁迅比伍尔夫更早也更明确地指出经济独立对女性的重要性。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一个演讲，题为《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是五四青年们的偶像，鲁迅的演讲便是要告诫那些急于出走的娜拉一定要首先考虑现实的问题，直白地说，就是出走之前手提包里要有钱，否则“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篇不长的文章后来屡屡被妇女问题的研究者们所引述，用以说明“自由固不能为钱所买得，但一定会为钱所卖掉”。或许是为了进一步表达他对年轻的“娜拉”们的忧虑，1925年，鲁迅又写了一篇小说《伤逝》。在《伤逝》中，那个为了追求自由和爱情勇敢离家出走的娜拉——子君，除了对爱情的信仰之外什么都没有，由于她不能和涓生一起承担生活的重担，不能和涓生在思想上交流共勉，而仅仅成为依附涓生的爱人时，她只能被涓生抛弃。鲁迅在《伤逝》中重申，女人不能靠爱情而生，她必须具有谋生的能力。

在20世纪初，中国女性刚刚觉醒的年代，经济独立俨然是与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相勾连的。庐隐曾写过一篇小说叫《补袜子》，小说中的太太白天教书，下班回来还要爬格子写文章，丈夫的袜子破了也没工夫补，所以丈夫颇多怨言，认为每天能炒炒小菜、管管仆人、把家里弄得清清爽爽的太太很重要。然而，妻子却说：“天下的事很难两全，你要我送你两双新袜子倒好办，如果要我替你补袜子那就办不到了。别说我一天到晚都忙着在外面工作，就是有些工夫，与其补破袜子，我还不如写写文章呢。”伍尔夫在分析妇女写作者的心理时说：“妇女能够通过写作来挣钱，钱使没有报酬便显得微不足道的事情获得了尊严。”在妻子看来，写文章才是正经事，而且能够给她带来尊严，至于补袜子、炒菜、管仆人则是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受过教育的新女性中颇有代表性。

1936年，著名的女性杂志《妇女生活》邀请了六位从事写作、教学或者编辑工作的女性围绕职业女性的处境进行了一次座谈。虽然这六位职业女性的生活背景、求学经历、婚姻状况各有不同，但彼此之间仍有不少共同点，比如，性格倔强、自主意识强、看重精神上的独立自由、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等。她们普遍认为生活中最大的苦恼不是繁重的工作难以胜任，而是家务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而在被问及家庭与事业孰轻孰重时，她们都倾向于事业第一、家庭第二。这种反转女性传统角色的价值观可以视为“男女平权”或女性觉醒的表述。虽然伍尔夫认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女性无须申明她“就像男人一样优秀”，但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贴上性别的标签仍被视为一种贬抑。戴厚英在《人，啊人》的后记中曾鲜明地表达出这样的观点：“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在职业领域卓有建树的女性往往将社会工作视为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获得经济独立，有张属于自己的信用卡只是她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面，或者说只是实现了自身价值后的副产品，虽然这部分女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数甚少。

相对于家庭主妇，进入社会的职业女性的确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时在精神上也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但不容忽视的是，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家庭主妇多得多。193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女教师的结婚年龄多在就业后三年（约23岁），这与当时男性普遍早婚（21岁左右）形成年龄上的错位，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职业女性不大容易找到适龄的理想伴侣。与此相应的是，就当时的思想观念而言，男性择偶时对妻子能治家、善交际、能教育子女的关注仍然大大超过了妻子是否具备某种职业专长，这说明职业女性固然能够经济独立，但在婚恋市场上并不具有优势。而且，职业女性的职业生涯一般都比较短暂，她们往往在婚后不久就被迫停止了工作，这是因为她们不得不承担所有的家务而无暇他顾。在论及职业女性时，苏青不无抱怨地对她们所必须面对的生活困境一一列举，比如，收入低，仅仅能够贴补家用或者个人零花而不能完全养活自己；除了外出工作还要承担所有家务，身心交瘁；社会人士并不对职业女性有格外的同情，同行竞争并不手软，而且也并不给她们以应有的尊重；成天忙着工作，不会打扮讨丈夫欢心，丈夫往往被别的女人抢走，等等。所以她得出的结论是：“目下我们只听到职业妇女嫁人而没听到嫁了人的妇女自愿无故放弃家庭去就职。这实在是职业妇女最大的悲哀。”

事实上，只有当女性能够自由选择成为家庭主妇或是职业女性的时候，那张信用卡之于女性才有意义。换言之，如果成为职业女性是一种迫不得已，那么女性是否因此而获得经济独立对她而言便没有那么重要了。苏青当时所处的环境是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沦陷区，就彼时的生活水准来说，女性是否需要在社会上谋生已经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张爱玲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状况，她说：“生活涨得这样高，多数的男人都不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养家，妇女要完全回到厨房里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多少就需要一点副业，贴补家用。”由此可见，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女性就业有着远比追求“自由”与“独立”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说民国时期众多女性走出家庭是迫于窘迫的生计，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各种新制度、新规定而展开的性别改造运动则使职业女性变成一种强制身份。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等口号的倡导下，在“三八红旗手”“铁姑娘”等称号的鼓励下，中国女性全面进入各个生产领域。据统计，1956年，全国的女职工已有300多万，到1978年，这个数据已经增加到3000多万。女性劳动力的拥入使女工的劳动范围扩大了，她们进入冶炼、机械、化工、基建、交通运输等从前女性很少涉足的领域，而进一步的数据显示，这些进入工业领域的女性大量拥入的是重工业和重体力行业。“妇女能顶半边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标识新中国妇女解放程度的核心概念，它把作为个体的女人和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放置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中，这为广大女性走出家庭，献身国家生产建设赋予了合法性，而此时女性的经济独立已不惟是一种权利，更成为一种责任和义务。

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当女性成为靠劳动挣取工分或工资的劳动力之后，她们便不再是“家庭妇女”而成为“劳动妇女”了。鲁迅当年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的经济问题，在新中国“大跃进”式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得到了解决。女性有了工作，对家庭的依赖相对减少，独立自主成为可能。然而这份“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女性自主权利的剥夺。因为在这庞大的“劳动妇女”大军中，并不排除一些女性“被就业”，特别是“大跃进”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下达了女性必须参加集体劳动的比例，这就使许多没有文化又缺少基本职业技能培训，或者家务缠身而本人并不情愿参加集体劳动的女性也被迫不得不走出家庭。强迫本身便是一种剥夺，而与此同时，当政策宣传和政治动员将妇女就业变成一种社会共识时，就业因此成为女性无须选择也不能选择的选择，这使她们虽然有可能独立于家庭，却反而更加依赖国家和单位。

妇女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这并不意味着原本属于女性的家务劳动就会由丈夫分担。女性传统主“内”角色的改变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男性主“外”角色的调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造成的“妇女解放，扁担上身”的疲惫记忆和复杂感受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让职业女性刻骨铭心。张辛欣曾写过一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小说的题目原本预示着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际，一对年轻的小夫妻终于可以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奋斗。然而婚后烦琐的家庭生活很快使年轻的妻子焦头烂额。一方面她知道在生活的竞争中从来没有Lady First的绅士口号，她必须和男人一样为文凭、工资、房子、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而拼抢；但另一方面，她又得花心思布置一个温馨的小家，照顾好丈夫的饮食起居，低眉信手默默地做事不唠叨，为家庭的和美付出一切。小说中年轻的妻子最终在家庭与事业的撕扯中精疲力竭地放弃了家庭，而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妇女们则不得不挑着两副重担日日苦挨。

女权主义者夸大职业妇女所取得的成果却对她们的心理紊乱视而不见。由于是在尊重男性优越地位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她现在仍可能认为应当把男性摆在首位；有时她担心如果她要求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会毁掉自己的家庭；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和谦让这两种欲望之间，她左右为难，终于被分裂了。换言之，女性虽然进入社会、扮演社会角色并且因此获得社会认可，但传统的心理积淀仍然使她将照顾家庭，或曰“主内”视为自己的本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女性性别角色的变动不仅需要男性做出相应的调整，其自身的心理认同也需要做出调整，否则，对女性而言，有一份职业，有了自己的信用卡虽然成就了她们的社会价值，但终究背离了妇女解放的真正意义。

由此可见，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足以为女性提供各种就业的机遇和上升的空间时；只有当社会观念发展到可以接受女性自由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只有当女性进入职场不再是一种强制或剥夺时；只有当男性也能够相应地调整他们的性别角色，承担部分“主内”的责任，而女性也能够坦然从容地处理家庭和职业的关系时，女性手中的那张信用卡才真正与其身体上的自由相关联。也只有女性能做到伍尔夫所说的“不遵从别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时，她手中的这张信用卡才能真正成为其精神独立的前提和基础。

（责任编辑：魏建宇）

自己的一张信用卡--从《一间自己的屋子》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