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隐士文化 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古代，士人隐居，多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动乱，如魏晋之际出现了“竹林七贤”、“浔阳三隐”，均是因为当时官场的黑暗。他们的个人才能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遭受排挤，个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便愤然远离世俗，归隐山林。但却因此成就了中国隐士文化。 有人统计过，古诗中约有三成的诗歌出自隐士之手，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现在最多人说的就是：“大隐隐于市”，陶渊明应该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隐士了。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隐士的三种境界： 一、看破人生的人才往往想过隐居的生活。与世无争，这是小隐。 二、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视他人与嘈杂于不见，从而求得心境的宁静，这是中隐。 三、隐身于朝野之中，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钩心斗角却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 中国历代隐士，大抵可分为十种： 1、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宋炳，元代的吴镇等，从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2、先官后隐。这种一般都是社会太黑暗，官场太腐败，士人不堪，辞官隐居，如陶渊明，《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均称之为“隐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隐居至死。 3、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果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义上不能算做隐士，但却大有隐逸思想。 4、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5、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 6、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7、以隐求官。如唐代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 送之，指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 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8、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9、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的伊尹，商周时的姜尚，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当属诸葛亮。 10、所谓“隐于朝”。

中国的隐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