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打工女孩的故事

　　第一部分 一 出去（5）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
　　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
　　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
　　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
　　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
　　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许久以后，敏还记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形，有些细节像梦一样让她难以解释。
　　2004年2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敏已经从佳荣电子厂辞职了，她去了人才市场，在那儿待了四个小时。
　　敏很紧张。
　　她什么都没带。
　　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放低目标。
　　她参加了五六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
　　文员要会打字，接听电话，填写表格，发送文件，接待来客，倒茶；文员是办公室阶级体系里等级最低的人。
　　你不能想找规格太高的公司，敏后来说，那样会被拒绝，很快就失去信心。
　　在奕东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招聘员要看敏的简历。
　　她从没想过要准备一份简历。
　　招聘的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
　　她连笔都没带，于是那女人借给她一支笔。
　　那个女人对着敏微笑。
　　我也不知道。
　　她就对我笑。
　　打工女孩大概就是吧。
　　就这样，敏后来会翻来覆去地回想这一天，试图揭开这改变命运瞬间背后的谜。
　　那个女人让敏去工厂再参加一轮面试，但是敏没有去。
　　那地方太远了。
　　但是在奕东电子总部，一个叫李朋杰的经理在翻看报名表，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
　　李朋杰注意到敏的字写得很好。
　　按中国传统看法，书法是一个人教养的标志。
　　好的字迹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修养和文学造诣。
　　书法也能暴露出一个人性格中的弱点。
　　但是李朋杰心里想的比较实际：他需要一个文员管理厂里设备的文件，而文件都是手写的。
　　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书法这门古老的手艺最顶事。
　　李朋杰用手机给敏的表哥打电话——敏自己没有手机。
　　他让敏来参加一个三小时的面试。
　　首先，电脑考试就弄砸了。
　　别的姑娘电脑懂的比你多，李朋杰跟敏说。
　　他问敏都有哪些工作经验。
　　我没干过这个，她说。
　　我没有经验。
　　然后他给她一份笔试卷子，她写得不错。
　　李朋杰告诉敏，她被录取了，他是敏的新上司。
　　打工女孩李朋杰让敏把东西收拾一下，当天搬到厂里来。
　　这份工作来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是当她离开李朋杰办公室的时候，她忽然冲口而出：那么多人都想要这份工，她对新上司说。
　　为什么你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
　　你很直，他说，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诚实。
　　第二天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
　　她的部门负责追踪管理冲床、磨床、轧床这些做手机零件的机器。
　　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况和历史，就像一个哑巴病人庞大的病历。
　　敏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件按顺序整理好。
　　八个工人一间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饭，三菜一汤，有荤有素。
　　办公时间一天十个小时，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
　　敏一个月赚八百块，是她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两倍。
　　三个星期后，我第一次遇到敏。
　　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
　　像许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
　　她可能十五岁，或十四岁，甚至十二岁，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盼着长大。
　　她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无所保留，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
　　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
　　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她就是敏。
　　那个时候我见过许多打工族，对敏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
　　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家里五个孩子，我老二，她对我说。
　　父母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
　　我跟我姐姐一起出来，她去深圳了。
　　我们想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她说。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
　　为什么不能？我问。
　　因为我们总是吵架，然后她笑了起来。
　　敏什么事情都愿意说。
　　她不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很显然她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
　　我对她好奇，她对我也同样好奇：敏后来告诉我，她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
　　我唯一担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稳了——手上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生活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已经过去。
　　其实我完全不需要担这个心。
　　我们认识的那天，敏跟我说她的人生规划。
　　她要在东莞工作七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孩子要报答父母，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
　　等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她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
　　她那天心情很好。
　　她已经从车间里出来了，就像打工族说的，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阶级界线。
　　上帝还是公平的，她说。
　　他让我辛苦了一年，但是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
　　她刚满十八岁，却已经是开创新生活的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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