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3-02-20 02:49:30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问题研究作者：时圣玉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9年第06期本文为2018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问题研究——以新型网络社群的兴起为背景》（编号：18-ZC-WX-04）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文章分析了新型网络社群存在的问题及其给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带来的挑战，探析新型网络社群不断涌现背景下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不断完善舆情监测、研判、协调和舆论引导机制;进一步加强对网络社群平台和传统媒体的统筹管理与引导;搭建专属于政府的移动社群，保障网络民意的有效表达。【关键词】网络公共事件;新型网络社群;舆论引导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2017年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手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移动上网设备。[1]伴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由移动互联网塑造的新型网络社群不断涌现，给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传统网络社群相比，新型网络社群呈现出一些带有时代特征的新特点：一是本地化——主要基于地理位置带来新的好友关系建立;二是碎片化——移动智能终端使信息随时随地生产和互动，使网络社群高度活跃;三是去中心化——从依赖热点话题聚合效应，转向长尾分布式的细分兴趣组织，社群用户形成更丰富的兴趣和话题标签;四是富媒体化——由移动终端带来的新信息元素让社群中的人们变得更加立体和形象。[2]一、新型网络社群存在的问题及其给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带来的挑战1、当前新型网络社群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1）网络社群个体存在的问题。①新型网络社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络谣言的生成和传播。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超过20%的参与调查者表示，在网络社群跟帖或转发时会附带个人情绪，凭个人喜恶发表自己的观点;另有超过20%的参与调查者认为网络社群就是个人情绪的发泄场所。近30%的参与调查者表示，在一些热点事件中，自己会被网友们的评论所影响，认同网友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这说明，新型网络社群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各种网络谣言的生成和传播。②个别传统媒体不当发声在网络社群引起思想混乱。部分传统媒体，包括个别主流媒体对党的新闻工作基本导向不是十分了解，对自身定位和作用不是十分清楚。一些不当的思想、观点和言论经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社群传播后，很快引起网友们的热议，并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例如，在2017年聊城辱母杀人案中，有些媒体将该事件标签化、情绪化、选择性报道搅动舆论。必要的理性探讨和理论分析无可厚非，但这些议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大都依据一家之言，缺乏多方视角，是一种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为。再如，2015年4月7日，《环球时报》的社论《毕福剑言论“不雅视频”流出谁之过》，公开为主持人毕福剑“洗白”，迅速引起网民热议，而《中国纪检监察报》针对毕福剑事件的评论一时间却被所谓的“网络民意”给淹没了。（2）网络社群平台管理存在的问题。①社群管理员能力和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存在更新不及时、自说自话、敷衍了事等情况。我们随机搜索某政府机关的微信公众号，发现很多头条文章还是几个月前的，阅读量和转发量也都少得可怜，这当然主要应该归咎于当地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对网络社群管理重视程度不够，但同样也与社群管理人员的素质、工作作风等有很大关系。②现有的技术管理手段面临挑战。在全媒体移动网络时代，手机本身就是一个智能终端，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来看，人与人的网络虚拟交往途径众多、角色千变万化。这时，技术的监管力在下降，而技术带来的虚拟交往个体与群体的放大力却在不断增加，这就为虚拟社群人际传播的技术管理提出了全新挑战。2、新型网络社群对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带来的挑战（1）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方面有明显不足。在网络公共事件突发舆情中，政府部门很容易因发布的信息公开性、及时性、全面性、准确性不足;且在信息发布时故意含糊其辞、避重就轻、问东答西、报喜不报忧等，进一步加剧舆论场的官民对立，引发群众抵触情绪、愤怒情绪，使舆论引导陷入“塔西佗”困境。以雷洋案为例。2016年5月7日晚，雷洋离家后离奇死亡，直到5月8日凌晨1时，家人才接到警方的消息，要求他们前往派出所对雷洋之死进行确认。雷洋案经网民“半山月”在”知乎”披露后，立即引起众多网友在”知乎”、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群内刷屏式转发和评论，而政府部門同样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到信息公开，而是被网络舆情“倒逼”才“被迫”发声。（2）政府部门与网民在信息互动方面做的不够充分。很多政务官媒以单向度输出信息为主，有时候甚至简单地以政府公文的形式回应网民提出的问题，不善于主动发声和有效表达沟通，甚至直接关闭网民评论，把公众留言“关在门外”。这种“公关式传播”模式使政府与媒体、公众如同隔了厚厚一堵墙，一旦发生网络公共事件，政务媒体舆情引导虽然竭尽全力，却往往效果不佳。譬如，在雷洋案中，当雷洋之死舆情被迅速放大后，官方通报中对执法过程却轻描淡写，为舆情进一步升温提供了助燃剂。此后，政府简单粗暴地采取了删除相关网络言论的“冷处理”方式，使公众越来越强烈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满足，引起了公众极大的不满。（3）政府部门舆情引导渠道单一。在当前形势下，政府部门仍倾向于通过传统媒体进行舆情引导，新型网络社群的传播优势和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发挥。以2016年的“山东疫苗事件”为例，传统媒体话语权呈现了下跌态势，微博话题组、微信群的作用突起。最早因为一篇旧闻嫁接的“标题党”新闻在微信朋友圈大量传播引起民愤，随后的深挖报道、反思建议及受害家庭的利益申诉，几乎都是通过微信和微博进行扩散。然而，政府的舆情引导过度依赖官方通报和传统媒体，忽视了这种依托网络社群所搭建的民间舆论场的强大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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