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分析

《班主任》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荣列榜首。刘心武的《班主任》的成绩是比较大的，它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朵“报春花”，也是“伤痕文学”潮流中公开发表的最早的一篇。《班主任》发表的社会背景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后，写作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小说通过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之后班主任张老师在处理班集体事务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振聋发聩之声。

《班主任》这篇小说要评论的方面有很多，但在这里，我主要评论《班主任》中的典型的个性化人物，以及通过人物所要表达的意义。

首先是个性化人物的有力塑造。小说中的艺术特点有很多，比如深沉的语言，朴实的叙述，真实场景的细腻刻画等，但最让小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的是塑造的个性化人物。 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有学生宋宝琦、谢惠敏、石红，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尹达磊等等。我会从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的精神面貌、人物形象的社会或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评论。

后进生宋宝琦，是一个问题青年，他在小说起到的是“提起话头”的作用，对他“小流氓”的定位是展开故事的核心事件。第一，从宋宝琦的性格上来说：他有着资产阶级思想，但不是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博爱等，而是迷信“哥儿们”义气，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他认为知识不重要，而无休止地“造反”最好，他还崇尚享乐主义。他这些性格的出现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他的父母亲都有着正式的工作，父亲在苗圃场工作，母亲是售货员，家庭背景并不坏，然而在家庭的教育上却有着严重的问题：父亲有着一个坏习惯，经常在下班的路上与人打扑克，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对宋宝琦缺乏教育管束。而母亲很溺爱儿子并放任他。家庭对他的疏忽与放任是造成宋宝琦性格的重要原因。第二，从他的精神面貌来说：宋宝琦的知识水平并不高，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程度；而且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体魄看似健壮但其实对体育活动不在行。小说把宋宝琦写成一个正在被拯救出来的畸形儿。想想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我们不难发现他是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必然产物，极“左”思想已经侵蚀到他的灵魂，虽然宋宝琦还没有成为直接的政治工具，但政治环境却为他准备了必然的前途。第三，从他的形象所体现的时代意义：宋宝琦身上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并不是极个别的，而是代表着被“四人帮”所毒害的一批青年：有多少像宋宝琦式的“畸形儿”已经出现。

谢惠敏是一个团支书，虽然是一个学生干部，但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孩子”。第一，从谢惠敏的性格上来说：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上进，这从她是团支书并且是张老师的得力助手中可以看出。她懂得质疑，如当张老师说《牛虻》不是黄书时她大胆提问不是黄书是什么书。但同时她不相信自己的个人判断，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如她对张老师为人的怀疑。另外，她很关注同学的发展，自己却没有同龄人的纯真好动，如从“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中可以暴露出。第二，从她的精神风貌来说：她身上闪烁着劳动人民的光芒，这可从“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看出。她有极高的“政治觉悟”，对政治问题敏感，如她认为“穿带褶子的短裙的人”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但是，其实谢惠敏也是“畸形儿”，她思想僵化，精神营养匮乏，她竟认为“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可以说，她的“忠诚”被导向盲从，她的“坚定”被扭曲为偏执、纯朴与荒谬集一身。为什么会出现谢惠敏这样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根源当然是指向“四人帮”，“四人帮”用残酷的愚民政策给人民打下了黑色的烙印，甚至像谢惠敏这样本质纯正的孩子也会遭到毒害。第三，从谢惠敏形象所体现的时代意义来看：她是绝对的“好学生”，作者对谢惠敏式的“问题孩子”的发现极具思想意义和价值，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特色：“文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被僵化，导致颠倒是非。

从宋宝琦、谢惠敏等孩子中可知道，在“四人帮”的坑害下，许多青年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伤害，精神上也被污染了。他们两人虽然品质不同，但却从不同的途径走向了同一归宿：成为黑暗政治的盲目的支持力量。需要提及的是，在《班主任》中，作者还着力描写了一个正面形象：石红。无论是形象描写，还是对读书的态度，都可以看出作者的情感所在，作者把石红这个正面形象都归跟于她的父母的正确教育：石红的父母从入党前后起，他们形成了一种阅读的好习惯，石红深受这种读书氛围的熏陶，自己也是小书迷。他们一家即便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时，也毅然读被禁的书籍。所以说石红三幸运的。（补充石红形象的意义）

班主任张俊石，在作品中是一个积极的人物。第一，从他的性格来说:他工作认真尽责，如接受后进生宋宝琦，并马上进行家访了解宋宝琦。他立场坚定，言行斩钉截铁，当与同事发生争吵时，一直有自己的观点。同时，张老师同情并关心像宋宝琦、谢惠敏式的“问题青年”。但是，张老师也有不好的地方，他也受“文革”思想的影响，如当谢惠敏知道宋宝琦要来上学时明言要与宋宝琦斗，张老师没有发表其他意见，而是认可了；又如他没有意识到宋宝琦要来学校其他学生会吓得不敢上课，对这些他都没有做充分的考虑。作为教师，应该首先冲破“文革”的阴影，但张老师没有完全做到。第二，从张老师的精神风貌来说：他不但是老师，更是党员，深受党支部的信任，当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第三，从张老师的形象所代表的意义来说：他是一个教育者，更是一个控诉者、唤醒者，还是一个治疗者。他发出了当时的先声：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张老师的形象，代表党是我们消除“四人帮”精神流毒的坚强后盾。

老师尹达磊，与张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后进生宋宝琦要来学校时，张老师没有反对意见，并很快投入到工作中，而尹老师却不是这样，他非常反对宋宝琦的到来，认为这种“流氓式”的学生会影响学校和工作。实际上，尹老师正是作为一种歧视学生的代表，他们排斥“差生”。这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在现今教育中也应该引起注意：我们面对一些“问题学生”，我们的态度和做法不是排斥，而是用一颗热情的心包容他，教育他，改变他，使他们得到健康的成长。

通过小说中这些主要人物的描写，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人物形象，而且可以看出通过人物的描写所表达的意义：揭示了“四人帮”不但给国民经济造成危害，而且也毒害了亿万群众的灵魂；“四人帮”实施的残酷的愚民政策给一批青年打上了黑色的烙印，不仅糟蹋了中华民族的现在，更残害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时也暗示着时代的“春天”的到来，预示着希望与生机，如在小说结尾的描写可以知道。另外，由于《班主任》出现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初期，它摆脱了虚假、夸饰，转向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的再现，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尽管《班主任》还很粗糙，艺术上不尽完善，但它以过去的“十年浩劫”作为批判对象，揭露“文革”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剖析这种种伤害所造成的难以愈合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疤痕，把文革的反动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党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不屈斗争的真实再现。也许《班主任》在叙述形式、作品结构包括艺术想象力上，都对文学史可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贡献，但好的作品也应具备一定的思想敏锐性，在对生活的认知上有独特的开掘，总能发现一些新鲜的东西，从而令人耳目一新，乃至振聋发聩。就像《班主任》中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心声。

《班主任》对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典型的、具有个性化的，而对人物的描写反映出的意义也是很有现实性的、有针对性的，有时代意义。

《班主任》人物分析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