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叙事艺术

    中国叙事文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巫史记载的卜辞，虽然卜辞所记的内容丰富，已涉及田猎、农业、祭祀、战争等许多方面，但它毕竟叙事简单，不成系统。到了《春秋》按编年体编写历史，将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重大事件串联在时间的链条上，以事件来表明历史观念。虽然这些已使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可能，但其文极为简略，往往只用提纲挈领式的三言两语，记叙了各大事件的梗概，而无详情细节的描叙,好似新闻标题,又似记录的“流水帐”,故北宋文学家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 。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洋洋洒洒九个大字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如后人不读“春秋三传”根本不知道其到底是咋一回事。

    到了《左传》已是“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如“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已由《春秋》中的九个字扩展为数百余言，把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交代得清清楚楚，且记叙了人物的行为，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还融入了作者的政治说教，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真正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辨证统一。正如方苞所云：“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

     一、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展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相传是为传述《春秋》而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左传》的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也有学者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成篇的著作，理由是《左传》中记事比《春秋》多了十三年。不管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正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左传》的作者是看过《春秋》的，作为一名后起之秀的史家对前人的创作有继承也有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展上。

    众所周知，《春秋》是以事件的简单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的，后人归结这一特点为“微言大义”，这一特点能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这是历来被人们所称颂的。《左传》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如“隐公元年”发生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姜氏因与其二儿子公叔段密谋篡夺长子郑庄公之王位，使她与庄公的关系白热化，公叔段失败后郑庄公置其母姜氏于城颍，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想见也。”但后来郑庄公因怕背不孝之名而后悔，聪明的颍考叔想出“撅地及泉，隧而相见”的好主意，文中是这样写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一个“初”字耐人寻味，姜氏因庄公是寤生，一直以来就讨厌他，庄公因姜氏偏心，对她也是心存怨恨，母子的关系从未融洽过。这一“初”字无疑是对“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的解构，从而使人物阴狠、狡诈的性格特征暴露无遗。这也可以说是一字寓褒贬，让人看到了“春秋笔法”的痕迹。吕祖谦也说：“《左氏》序郑庄公之事，极有笔力。写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见。始言‘亟请于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后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无母子之心。” 可见《左传》的作者对“春秋笔法”进行了有效的运用。

    诚然，“春秋笔法”也有其局限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新闻标题”式的叙述所表达出的信息也极为有限，这无疑为后人阅读制造了障碍。而《左传》突破了《春秋》的这一藩篱，不再单纯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仍以“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为例，作者将《春秋》中九个字的叙述写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详细交代了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开头以“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公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寥寥几笔刻画出了姜氏的性格特征，批评了姜氏作为人母对儿子的不慈爱。写公叔段通过记述其行为，刻画出其贪婪、愚蠢，批评其对兄不敬，对君不忠。写庄公通过其语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子故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后将崩”等刻画出他阴险、毒辣的性格特点，批评其对母不孝，对弟不爱。短短几百言作者写出了事件的详细过程，刻画出众多的人物形象，且作了道德评价，寓政治理想于其中，正可说是“文约事丰，简洁生动”，非叙事的大手笔不能如此也。

     二、异彩纷呈的战争描写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梁启超在其《要籍解题及方法》中特别强调《左传》中的五大战役曰：“《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技术之能事。”

     《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中，对战争爆发的背景和直接原因都有交代，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楚败晋胜的原因。如“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僖公二十七年）写出了子玉的残暴、无礼，为子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楚成王反对与晋军交战，而子玉却请战，君臣意见分歧使楚军失败已成必然。而写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且遇事君臣共同商议，齐心协力，以此为前提，晋文公要么不战，战必胜矣。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军大获全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此次战役进行经验总结，并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之霸业。城濮之战是一次大战役，文繁不能备举。不过，对于小战役《左传》也写得有头有尾、有因有果，且叙述中富以经验教训，如长勺之战（庄公十年）中，曹刿见到鲁庄公就问：“何以战？”庄公回答的前两个前提都被曹刿否定，直到庄公说：“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曹刿才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在三问三答中得出战争胜负是由民心向背来决定的。战争开始后，鲁军没有贸然迎战，直到齐军三鼓之后，鲁军才发起反攻，果然获胜。庄公想乘胜追击，曹刿曰：“未可。”他“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这些作战的经验都在战后让曹刿说出其道理，短短一文不仅首尾清晰，且蕴涵了战争的经验教训，与大战役一样精彩。

    一场战争所牵涉的矛盾是很复杂的，而《左传》在记叙时往往能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叙事井然有序，如“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中，事件背景是秦晋两国争夺领土以图霸业，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可事件却由秦偷袭郑开始，矛盾的双方是秦与郑。秦要袭击郑必须经过晋地——殽，晋把秦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将有西师或轶我，击之，必大捷焉。”秦国亦如此，当秦穆公去问蹇叔时，蹇叔根本不提郑国能不能抵御，只说“劳师以袭远”、“郑必知之”，却告诉儿子“晋人御师必于殽”，秦国也知道自己的主要敌人是晋国，而不是郑。主要矛盾抓住后，作者先写秦郑之间矛盾的解决，再着重写秦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晋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秦只想袭郑，没想到晋会在治丧期间出兵，战争的主动权在晋而不在秦，所以作者把视角主要放在晋国。看来矛盾纷繁复杂，但作者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整个叙事也就顺藤摸瓜、信手拈来了。

    《左传》对战争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晋楚城濮之战”一开始就写了“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僖公二十七年），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的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这些不仅是在城濮之战，在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信、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主要原因加以叙述。如“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中，子反问申叔时“师其如何？”申叔时说：“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此外，在战争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如“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中，秦穆公欲攻打郑国，蹇叔认为不可，穆公不听从其建议，“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指孟明）！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神秘暗示，如“秦晋韩之战”（僖公十五年）中，秦国卜徒父占卜，说秦大吉，要一连打败晋军三次，还一定会生擒晋国国君；“僖公十四年”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晋惠公不从占卜结果而兵败，自己也当了俘虏。作者在叙述这些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叙事手法的多样化   

《左传》记事之精妙优美是有口皆碑的。刘熙载说：“《左传》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冯李骅说：“《左传》中议论之精，辞令之隽，都经妙手删润，然尚有底本，至叙事全由自己剪裁。其中有正叙，有原叙，有顺序，有倒叙，有实叙，有虚叙，有明叙，有暗叙，有预叙，有补叙，有类叙……” 足见《左传》叙事手法多姿多彩。   

倒叙、插叙和补叙   这三种叙事方法都是为了追叙事件的起因。倒叙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插叙是在叙事过程中插入事件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背景等。如“宣公二年”写晋灵公加害于赵盾但其身边的甲士倒戈却保护时插入一段：“初，宣子（赵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补叙在叙事过程中补充事件的起因或与之有关的背景等。如“隐公元年”记叙“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之前先补充叙述了姜氏、庄公及公叔段之间的关系，交代了矛盾的根源，为下文姜氏与公叔段密谋造反、庄公克段于鄢和置姜氏于城颍埋下了伏笔。

     预叙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国出师伐郑时，就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当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

    虽然《左传》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编年史，但作者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灵活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使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表达思想都运用自如，且使整个叙事不落俗套，为后世的史传文学、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想象和虚构等文学技巧的合理运用

    《左传》虽然是记载历史，但作者喜欢把想象和虚构等文学性因素穿插其中，大大增强其文学色彩。贺循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诚然，作为一部史书《左传》的这种写法好象不妥，但作者的创造性正体现在此。正因为作者运用了这些文学手法，才使《左传》这部史书“史而不死，活且有度”，成为了后人喜闻乐见的一部史书。这里说的“活且有度”是说《左传》虽然运用了文学技巧，但总体上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因而也就没有违反历史事实。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介子推拒绝晋文公的封禄回家后与其母之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边听见或记录，文中也记载了晋文公“求之不获”，可见母子二人也从此销声匿迹了，那么母子的对话必定是出自作者的想象虚构或来源于民间传说，其想象也没有完全脱离历史，是建立在介子推弃官隐居的基础之上的。又如“宣公二年”，晋灵公因宣子多次进谏，就派鉏麑去刺杀宣子：“（鉏麑）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鉏麑即时已死，“叹而言曰”，又有何人知道呢，这明显也是作者的虚构之词，但晋灵公派鉏麑去刺杀宣子和鉏麑自杀是历史事实，这也是基于历史的基础之上的，不全是虚构。可见，作者合理地运用了想象和虚构等文学技巧，使《左传》在史与文二者之间做到了有效的统一。也正因如此，《左传》才被后人誉之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综观先秦时期的叙事文学，就可发现《左传》之叙事是前无古人的。《左传》的叙事艺术是极具开创性的，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1.

〔2〕.刘知几.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张炯.中华文学发展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5〕.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6〕.卞孝萱、黄清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叙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