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1998年写过一个短篇，题目叫《楼下楼上》，主要写一个人在懊悔之中的挣扎，其间，这个人遇到了楼下和楼上两个不相干的人，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两人与他的内心竟有了深刻的挥之不去的连结。当时起下这个题目，只是想隐喻主人公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但后来的一些年里，我感觉到它的意义远不止一个短篇的题目，它隐喻的犹豫不决，与自己的存在，与自己的写作，以及与许多的人和事，都仿佛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在后来的一篇短文里，我曾这样写道：“有‘犹豫不决’的存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许多，说明我们至少没有麻木僵化，至少还在思考，至少还有矛盾交织中的希望，也就至少不会忽略‘犹豫不决’于我们的重要。” 　　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城市与县区农村交界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既不是城市，又和县区的农村有所不同，不说生活习惯、待人处事，只说话的口音，就上上下下地游移不定。这地方，就如同一个人处在此岸与彼岸之间一样，自然地就比两岸的人多了张望，多了比较，也多了不确定和犹豫不决。而我生长的家庭，也有点类似这地方，我的父亲在城市工作，母亲则是一个每天扛锄头下地的农民。记得那时父亲和母亲为一些为人处事方面的事常有争论，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农村，不是你们城市！”在我看来，父亲是有些不切实际地在农村套用城市的方式，而母亲虽识字不多，做事全凭着感觉，但那感觉多半都是准确的。虽是这样，父亲在家庭的作用仍是不可小视，首先他每月六七十元的工资，成为我们全家生活的保障，其次他总是把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这样的电器率先买回家来，使我们家几乎与城市的进程同步。再者，由于他的存在，我家晚上总是坐满了乡亲，听广播、看电视、议论国家大事、谈论城乡趣闻，使我们家仿佛成了一个城乡交界处的交界处。这样的环境，对成全我后来的写作自是难得的好事，但那时的我却并不知晓，反而一心渴望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姐姐考上大学后，这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或者呆坐，或者召来一群女孩子谈天说地。但奇怪的是，满足之余我仍不能摆脱父母房里的诱惑，常常地，就跑到热闹的烟气腾腾的屋里坐上一会儿。很多年里，我都在自己的房间和父母的房间之间跑来跑去，独处的时候想往热闹，热闹的时候又想往独处。 　　而我和城市的关系，与以上的情形也有些相似，那时，户口对人的束缚还相当严重，尽管我们与城市近在咫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就像今天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一样，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我们村的一批年轻人，不甘心这样的差别，每天骑了自行车，到城市去做各种各样的临时工。就如同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区别只在，今天的农民工更多地是为了赚钱，而过去的我们更多地是怀了对城市一份浪漫的想往。我自然也是那批年轻人中的一个，每天从家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家里。那之间是一条十几里长的坑洼不平的土路，晴天里颠得自行车咣啷咣啷响，雨天里须要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即便这样，心里还是有几分优越，因为8小时的工作时间毕竟和村人们有了区别，在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已经下了班的我们骑了自行车从仍在劳作的村人跟前经过，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说。 　　如今，那条土路早已变成了笔直宽阔的柏油路。可那条路在我这里，仿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我仿佛永远地走在路上，永远地无法抵达路的一头。我知道，那条路其实已变成了一条心路，它连结的已不仅仅是城市和村庄，还波及了与心有关的方方面面，比如生与死，比如善与恶，比如爱情与婚姻，比如写作与生活……但无论它波及得多么深远，我总能看到一个犹豫不决的影子，它不那么坚定，不那么明晰，却可以体味、体察在任何一头都难以体味、体察的人生滋味和真谛。 　　我常想，若没有那条坑洼不平的土路，若没有对“犹豫不决”的发现，还会不会有我今天的写作？ 　　我是20多岁开始写作的，记得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到过自己十八九岁时的生活：“白天我们(指一群女孩子)在田地里受苦，晚上我们便酿造快乐驱赶我们的受苦，没有电影看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重温电影或者小说，内容是次要的，只要沾点虚无之光，我们的心灵如同萤火虫一样，不由自主地就往那里去了。反正我们不肯让具体的受苦多侵占我们的生活半步，我们宁愿有更多的虚无，我们实在需要精神来支撑受苦的身驱。” 　　因此，我最初的写作，其实是要从世俗生活中超脱出来的浪漫写作。而小说又是谈人的精神的，正需要这超脱的精神状态。待写作深入下来，我才开始意识到，写作其实远不止是一片浪漫的云彩，它也许是一种超脱，但它更是一种对世俗生活的回望，只有回望了，那云彩才可能闪烁出灵光异彩。 　　记得对我初期小说的，常可看到“清新”“明澈”的字眼，后来的小说，就常有人谈它的模糊性了。我想这是因为，我对小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我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或此或彼的，由于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太多的各种因素的神秘联结，它更应该是混沌的、复杂而微妙的，就如同一棵树、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

小说和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