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范例

《幼儿园教师职业幸福研究》已有研究回顾

（一）国内研究 通过以“教师”、“幼儿教师”、“教师幸福”为关键词查询中国期刊网，发现近四年，教师研究重点在于教师培养和教师管理方面；关于教师职业专业化和专业成长是近2年教师研究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关注教师职业生活质量的文章非常有限，大约有10篇左右，主要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关注教师幸福的文章有两篇：一是檀传宝的“论教师的幸福”（《教育科学》02、2期），刘次林的“教师的幸福”（《教育研究》00、4期。檀传宝从教师幸福的内涵、特点、幸福能力及其培育三个方面论述教师幸福，指出教师幸福具有精神性、关系性、集体性和无限性四个特点。教师幸福能力及其培育实际上就是教师幸福的实现问题。教师幸福的实现需要两个方面前提条件：一是狭义幸福能力的培育，即主体必须具有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品位人生的价值性条件；二是广义幸福能力的培育，即主体具体的实践幸福的能力。

刘次林“教师幸福”研究主要内容：从教师交往对象的特殊性——人，这一角度，提出教师幸福的可能性。教师要获得幸福的条件是首先要转变职业意识，把教育从崇高的职业看成是幸福的职业；其次，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创造和享受幸福，具体体现为在与教材、学生的活动中，在角色自我和个性自我的统一中获得职业幸福。

从94-2002年，以“幼儿教师”为关键词，查出的文章共18篇，其中真正研究幼儿教师的文章有13篇，集中于探讨幼儿教师的素质要求和培养问题；而关注幼儿教师生存状况的文章有3篇：“幼儿教师工作压力调查研究”、“幼儿教师生存状况调查研究”、“幼儿教师情绪管理初探”，没有人关注幼儿教师职业幸福问题。

（二）国外研究 以“Teachers happy ”和“Teachers satisfaction”为关键词，在EBSO网上查询，结果有5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影响教师工作满意感和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教师难以控制的社会因素，如对教师的期望；学校的管理风格；经济支持；班级规模；工作条件；人口学特征；教师能否参与学校决策；教育过程中的成就感；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教师的班级教育实践和教师所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2、学校越来越成为影响教师幸福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学校管理者对教师职业幸福的获得和保持起着重大的作用；

3、教师职业幸福和满意感取决于教师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

4、职业满意度和幸福感跟工龄的长短成反比；

5、女教师往往比男教师在工作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职业满意度和幸福感。

《母子互动中的儿童语用研究》已有的相关研究

（一）、有关儿童语用发展的文献检索

关于儿童语用研究最早的当推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本世纪20年代，皮亚杰运用临床法对2名6岁儿童的言语交际进行分析，以此研究儿童的语言交流意图和语言功能。根据观察记录，他将儿童早期的语言功能分为“自我中心言语”和“社会化言语”两大类。后来皮亚杰将同一方法应用于3—7岁儿童，结果发现自我中心语言和年龄的关系是明显的与年俱减。

我国学者黄翼先生和张璟光等受皮亚杰的影响，对汉语儿童做过类似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在儿童同伴间的言语互动中研究儿童语言功能的发展，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语用”概念，但他们的研究却是我国以后儿童语用研究的一个开场白。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别是当语用学成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后，国外学者便开始从语言学角度对儿童的语用发展进行研究，其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儿童语用研究层面。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儿童语用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的Catherine Snow和她的同事们借助有关言语行为的编码系统—INCA-A和儿童语言资料转换系统—CHILDES，对52个美国英语儿童的语用发展进行了跟踪研究。研究发现，早期儿童语言交流行为的成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儿童语言交流行为逐渐从模糊到清晰。二是语言交流的类型逐步扩展和增加。三是儿童语言运用的变通程度，即儿童语言运用的灵活性也随着前两者的增加而得到发展。

而我国近年有关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虽然有少量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儿童语言发展研究》（朱曼殊，1986）、《儿童语言的发展》（李宇明，1995），但这些著作比较集中于儿童词汇和语法的习得，对于儿童语用的发展没有做出具体的阐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儿童语用研究始于南京师范大学的周兢教授，她采用美国哈佛大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系统，对14、20、26和32个月汉语普通话儿童的母子交流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汉语儿童语用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交流类型的频率、语用清晰度的增长以及语言交流行为的核心类型均与美国儿童相仿。同时，汉语儿童语用发展过程又表现出汉语儿童独特的特征。（周兢，2002）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英语儿童还是汉语儿童的语用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3岁前儿童，3岁后儿童语用发展的研究都很薄弱。那么，3至6岁儿童的语言运用是怎样的呢？与3岁前儿童的言语行为相比，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是否会表现出与3岁前相似的发展趋势？在母亲的言语运用影响儿童的语用发展的过程中，儿童的言语运用是否也在影响着母亲的语用发展？

在读研期间，我有幸参加了导师周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十五”项目—汉语儿童语用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继续采用以上的方法，对36、42、48、54、60、66和72个月7个年龄组140个儿童的语用进行大样本的分析研究，研究对象既来自较好教育背景家庭（父母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也来自一般教育背景家庭（父母大专以下文化水平）。我从2001年开始参与了研究对象的选取、语料的收集、转换和编码等工作，在此因时间限制，只是选取了其中与我的研究相关的部分语料作为我的研究资料，探讨3-6岁儿童的母子互动中儿童和母亲的语用发展及儿童的语用发展对母亲言语运用的影响。

（二）、有关“母子互动中的语言”的文献检索

关于“母子互动中的语言”这一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有关CDS—指向儿童的语言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语言环境，语言输入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研究了成人特别是母亲指向儿童的语言发现，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母亲在与孩子讲话时，会尽量使用适合他们当前的语言发展水平的语言材料。比如，疑问句和祈使句较多，重复较多等。CDS的这些特点可以帮助孩子分析母亲话语的内容，更好的理解母亲的交流意图，促进孩子语言的发展。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Ninio和Wheeler从研究幼小儿童言语交流意图的产生发展出发建构了一种交流行为的体系类型学，并由此发展了一个针对母子言语互动中交流行为的编码系统，开始系统地展开有关母子言语运用的研究。这一研究中Ninio只在母子的言语交互类型的比较中涉及母亲了的语言运用，对于母亲如何影响儿童这一问题并没有深究。继此之后，哈佛大学的研究把母亲言语运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Catherine Snow等的研究发现，母子互动中，所有的母亲都表达了一套公共的言语倾向类型和公共的言语行动类型；母亲不同的言语行为在互动中出现的频率是不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对互动中参与的程度不断提高，母亲对互动的参与程度有显著降低的趋势；母亲互动的言语分为指令式和儿童中心式两种模式，指令式的母亲及其孩子的语言技能发展相对较差，而儿童中心式的模式一般为中产阶级的母亲所使用。

而我国周兢教授的研究发现：汉语儿童语用发展过程又表现出汉语儿童独特的特征，这一特点除了来源与汉语语言的独特性之外，更多的受制于中国母亲的语用所含载的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周兢，2002）

同时，南京师范大学的孙秀荣以与周兢教授相同的实验样本研究对象，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从母亲语言运用的角度考察了母亲的语用对1—3岁儿童语用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母子互动中，孩子的言语行为在与母亲的言语行为存在差异的前提下，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接近了母亲的言语运用水平。充分说明母子互动中，母亲的言语运用影响了孩子的语用发展。同时，研究指出，母亲在与孩子讨论问题时，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和心理需要而有选择地使用了一套核心言语倾向类型和一套核心言语行动类型。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母亲的语言运用同样具有CDS的语言特征，这一研究充实了国内寥寥无几的CDS的研究信息，为汉语CDS的进一步研究做了初步的铺垫。

由此可见，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关母子互动的语言研究，一般都是从成人的角度谈母亲的语言对儿童的影响，而关于儿童语言对母亲影响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阶段。与早期教育有关的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学前期是儿童各方面能力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中的儿童是一个积极的自我成长者，他们不断的探索环境，学习与他人的交流，当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时，他们还能够进行超乎我们想象的归纳分析，形成自己的认识，从而影响周围的环境。那么，语言作为儿童与他人，特别是母子交流的重要方式，它会对母亲的言语运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拟从母子互动中言语运用的角度，探讨儿童的语用发展对母亲语用的影响，这一研究对于儿童语言发展、学习乃至学前期儿童的语言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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