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生读书报告

二○一 四 ～二○一 五 学年度

学号： 2012080292 姓名： 林小曼 年级： 12 专业方向： 新闻

完成时间： 2015 年 这是本人在校期间第 三 学年完成的3篇读书报告之第 3 篇

教师评语（不少于100字）：

批阅教师姓名： 评定成绩（A~F五个等级）：

题目：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正文：

《叫魂》一书以丰富的史料串起了1768年一场“叫魂”的妖术大恐慌之中的种种细碎琐事，如临其境般为我们再现了发生于乾隆年间的一桩公案；又辅之以作者严密的逻辑，如同推理小说般层层推进地把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等一一抽丝剥茧；同样令人赞叹的还有作者在这样一段早已埋在旧纸堆当中的历史面前，却像个说书人一样充满艺术感地将尘封旧事娓娓道来。读来通俗易懂，又令人拍案叫绝。

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妖术的谣言——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对方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从江南地区流传开来。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无稽之谈，却在接下来的发展成贯穿大清帝国各个阶层的大恐慌，冲击着大半个中国。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皆陷入了感染性的焦虑与不安当中。本书开篇重点叙述了多起从石匠、乞丐和和尚被控割人发辫施行妖术的案件开始所引发的大恐慌。

第二章着重分析了隐藏在盛世之下社会危机。我们印象之中生机勃勃的“盛世”对生活于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也许并不如预期的那般具有安全感，实际情况反而是人们在因经济迅速发展而形成充满竞争的环境之中苦苦挣扎着属于自己的拥挤的生存空间。再者，通货膨胀、地区之间不平衡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流动、不亟需断扩大的下层阶级对于社区生活的侵入，每一项潜在的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威胁似乎都在挑动着平民百姓本来就已经格外敏感的神经。

第3章交代了叫魂案的相关的一些政治文化背景，包括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弘历在谋反问题上不容挑战的权威和面对汉化带来的腐化的忧虑。不能否认的是，“征服年代”削发令的推行，对汉人发式强制性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将不留辫与具有谋反嫌疑划等号，同样对1768年的那场恐慌造成了影响。

第4章“罪的界定”中，作者援引了《大清律例》中同处理神怪世界有关的条款，从政策法律上对于叫魂妖术的定性。国家与妖术对抗时目标的模糊不清反映出其在对待超自然力量问题上的暧昧不明，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了，官方的清扫单纯将矛盾指向妖术，极力回避提及削发的政治意义，避免造成恐慌的潜在危险触及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

第5章——妖术大恐慌的由来讲述了中国人一直以来基于灵魂构成、灵魂分离、灵魂丧失的复杂信念，提供了在大众之中造成大恐慌的心理基础。作者在这一章里同样从心理层面分析了被社会抛弃的人们在对方害怕遭到污染而宁愿出钱也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时反而获得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正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于和尚、乞丐极度的恐惧和厌恶，这种负面的情绪也亟需得到宣泄。

第6章考察了官僚制度以及政府信息系统，描述了大恐慌之中弘历与各省督抚之间暗自的较量以及一触即发的关系。弘历相信叫魂妖党的存在，又认定他们故意挑起剃发意在谋反，这种焦虑使得他不停向地方官员施压，将上呈奏折中“相安无事”的报告视为办事不力，要求各省镇压“邪术”、清剿妖党。

第7章写作了弘历一口咬定妖术蔓延背后的政治危险，然而效忠于皇命的大臣却始终搜寻妖党的踪迹无果。在始终没有得到真相水落石出的沮丧和恐惧妖术持续蔓延的焦虑之中，弘历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他得出自己的结论：叫魂案犯遍布各地，妖党的核心却不断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

第8章——终结：故事到这里已接近尾声。证据的不足、供词的矛盾、案情的反复，越来越多的冤狱浮出水面。官僚高层普遍对案情发生了怀疑，却也困窘于如何将这种尴尬的局面转报给早已押上个人威望和整个王朝尊严的弘历。在小部分高层精英举步维艰的努力之下，由始至终作为本案首席原告的弘历也终于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

第9章提出“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时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问题，解读了清代的政治制度下君主如何实现对官僚有效的控制，而官僚又如何在繁琐的规章条例中获得弹性空间以应对来自上层的专制要求。叫魂案件虽然荒谬，却也提供了对个人纪律整肃的机会。因着这场“妖风”，君主常年关注的“官僚体系中存在的弊病”这一问题也提上了日程。 在这场危机之中皇帝也并非一无所获，皇权有意无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第10章总结了出现这样全社会卷入的事件的发生机制，既来源于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叫魂危机”这同一符号的不同解读，也取决于因人而异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作者指出叫魂的每一个故事都在表达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共同主题：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诚如作者所言。“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

1768年的那场“疯狂”并不是一个特例，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曾多次领教过这种疯狂。纳粹德国在二战中指向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十年文革的颠倒错乱，乃至彼时2012年末日谣言的大行其事······1768年的疯狂自然有其特殊性，但在我看来，那些让所有人为之疯狂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来没有变过。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正是在那样生存备受困扰、改善自身生活无望的社会里，手无寸铁的人不曾指望通过制度得到公平的补偿，施行妖术以及提出妖术指控对普通民众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也是对他们潜在权力的补偿。人们紧紧地握着那零星畸形的权力不肯撒手，是因为本也没有任何安稳的依靠。他们宁愿选择去相信凭借这虚无缥缈的传言，试图证明自己只要愿意，便可以“有所作为”。这与文革浩劫中，无权无势的人们却随时可以把“走资派”的帽子扣到对方身上的那种变态的兴奋又何尝不是如出一辙的。

“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是“导致了”1768年的叫魂大恐慌”，但诚如我们在书中所感受到的，民众的焦虑在所谓的“盛世“中其实并没有得到排解。这不禁让我想起2012年甚嚣尘上的末日谣言引起的恐慌，在玛雅人预言的所谓“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商家开始借“末日”炒作，邪教组织利用“末日”骗人敛财，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因为相信“末日将来”做出不理智的举动。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21世纪，在同样经济迅速发展的“盛世”，竟还有人相信“世界末日”，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实际上，在现代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人们所面对的生存焦虑也许并不亚于1768年恐慌的民众们。大至生态环境的恶化，小至食品安全，无一不在困扰着为生计奔波着的又越来越孤单无助的都市人，加重着人们的焦虑与“末日感”。尽管作者在书中表示并不乐于宣称以社会或经济的焦虑为理由来解释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但我还是相信这种焦虑所带来的不安在谣言的传播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参与叫魂案的三大主体“皇帝、百姓和官僚”中，官员面临的出境是相当为可奈何的，他们力图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却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然而叫魂案的结束仍然得益于“有着并非皇帝臣仆自信”的个别精英，是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的适时掌控使得“叫魂案”不至于酿成更大的悲剧。可惜的是，“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总归离不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箴言，我们该反思的是，这样的浩然正气在今天的我们身上是否还依然存在。我们该问的是，当疯狂再度袭来，是否还有人可以“伫立其间”？

《叫魂 -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