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沮丧

——读《万历十五年》

一直以来对明史都没什么概念，除了知道开国皇帝是做过和尚，也做过乞丐的朱元璋，就是永乐皇帝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害了自己的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并取而代之。这可以说是我对明史的绝大部分认知了。然而我内心也是知道的，一个历经276年风雨的王朝历史文明绝不是如此简单的，其厚重绝不是普通人能够通过只言片语表达出来的。

于是，我翻开了黄仁宇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我从书的扉页了解到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平凡的一年，也就是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但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呢？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增强了我读下去的欲望。

通读本书，发现历史绝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将人引向一种思考，一种从未有过的思考。儒家的道德文化在中国传承千年之久，是封建王朝的治国之本，特别明朝这样一个以礼制建立起统治的国家，其更是重中之重。但是道德的约束，这个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道德加持，在这一次，在明朝的末期竟成为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沮丧。

历史行走到万历十五年，很多东西都已经成为定局了，无论是天道还是人为，都已经无可逆转明王朝的败笔。很多人、很多事，在这一份文官所统领的礼制下，都幻想或企图过改革，然而，竟都由于不为外界，也就是洪武帝传承的文官礼制制度所容，而被迫宣告错失时机，或者失败。

对于洪武皇帝的礼制天下，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这份后果却让我感到惶惑。害怕宰相独揽大权，疑心太重，于是连废三员宰相，且其结果皆不得善终；害怕武将拥兵自重，将武将在朝廷的地位压到了文臣之下，让武将听着文臣的颐指气使而不能辩驳。这些举措的结果是什么呢？

三任宰相官员被废除，且永远废黜了宰相的职位，导致以处理公文见长的大学士上位，取代了具有雄才大略的宰相，进而获得辅助皇帝治理天下的地位。然则，大学士所代表的始终是整个文官集团，并没有能够跳出文官所设置的这个模式。一旦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那么它将为这个朝廷，这个由文官代表的社会所不容。而武将的地位之低下，则直接导致了武官在很多的对外战争中，失去了决策的大权，同时也失去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战略优势，使得明明可以取得胜利的战役惨痛败北，其中也包括了1619年明朝存亡的关键战役——辽东战役。

在这个时间的节点，统治中国千年之久的道德，显得那样的无力，让明王朝陷入了一种沮丧之中。在这种文官德治的相互制衡之中，没有人可以撼动它的根本，或是触及它的一个部分。虽然很多人都已经明白国家废弛日久，想要加以改善，但是这个时候的道德礼制容不得变法者，张居正是个例子，他妄图改革，最后却死都不得安息，虽然这有他自己的个人因素在内。但是他摆在前面的惨痛教训，让很多人对于变化改革都望而却步，甚至连贵为皇帝的万历也无能为力，只有为礼制所缚，为文化所累，他那么想励精图治却不得，最后亦只有消极怠工来表示不满，这样国家的衰微也就每况愈下了。张居正的后来者申时行，鉴于张居正的教训，企图通过在皇帝、文官集团以及百姓中斡旋来达到治理的目的，然而这时的国家已经走到重病的一步，这样的方法，不仅治不了标，更治不了本。也有像海瑞那样古怪的模范官僚，被贫苦百姓尊敬爱戴，却不为文官集团的利益所允许，虽然他与百官所师承的是同一个儒家文化，因此他也得不到朝廷的重视，最终只有在坎坷无依中殁于闲职任上。同样不得志的还有拥有卓越军事天才的戚继光，奈何为明之将，得不到重任，杀不了满贼，只能饮恨沙场，却还要为张居正所牵连，最后贫病交加孤独而亡。李贽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有思想却总是前后矛盾，同样也不为时事官僚所容，不为社会伦理所允，最后也只有自杀以结束这场属于道德伦理的闹剧。这一系列的悲剧，当然也有他们个人的原因，但是社会的原因，占据了绝大一部分。

在这一刻，道德只能是沮丧的，虽然统治集团赋予了他高度的统治行动力，但是200多年后，文官的礼制早已变得模糊不堪，不仅没有向前发展，达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地步，相反政府机构早已从内腐蚀，各级官员的私相授受，嘴里说着清正廉洁，吃的却是山珍海味，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百姓却是苦不堪言，赋税多得承受不了，有时只有逃跑，还要被抓回来受刑罚，朝廷也早已举步维艰，这时明王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这是一个朝廷的悲哀，制度的无奈，道德的沮丧。这让我不仅思考起了一些现状的问题，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的文化。但是儒家提倡的道德文化始终是我们国家引以为傲的财富。然而，这笔伟大的财富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危机，威胁着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样才能起到兼容并包的文化作用，而不至有所偏倚，相互监督，互为表里，让国家的软实力在国际发展中，拥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窑洞对还在耳畔，万历十五年的点滴也跃然于纸上，我们在何方，我只期盼不要让道德再一次沮丧。

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