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用，和为贵

记得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这样赞扬儒家，说它“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诸子百家中还没有谁能够替代。不过说到“礼”，过去也有很多人非常讨厌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觉得麻烦，于是五四之后我们就取消了很多礼仪。比如现代人就不盛行三跪九叩的礼了，更简单一点，有朋友在路上偶遇，也没有多少人拱手了，彼此点个头，意思一下就行。这样好不好呢？《论语》里并没有明确回答。

“礼之用，和为贵”是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的。许多人都把这句话解释为：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到恰如其分为可贵。言罢颇有点儿中庸之道的味道在里面。

我倒并不认为这样解释就一定错。但我总觉得，将“和”解释为恰当，在意思上有点狭义化了。字典里，“和”最通俗、也是最普遍化的解释是协调、和睦，而我们知道，“礼”是一种行为规范。所以，我的意思是，将全句解释为：“礼的使用，以得到彼此之间的和睦为贵”可能更妥当。

有的朋友可能认为这是废话，讲礼貌还有导致不和的吗？您别说，还真有。在《百家讲坛》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正昆讲礼仪，其中就举了一个打电话的例子。比如有的人打电话，总觉得对方先挂才叫礼貌，于是人大的学生和清华的学生通话，都等着对方挂，结果是——两边都不挂，死扛！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遇到这种情况，比如有人请客吃饭，这才刚进屋呢，大家就开始争来争去，谁也不肯上座，主客之间又是摆事实，又是讲道理，不准还闹得互相之间吹鼻子瞪眼的，唇枪舌剑好半天，就为讲礼貌。其实，这就是不和了。

礼这个东西，我们过去曾经把它拔得很高。四书五经中就有《礼记》一书，司马迁写的《史记》，《礼书》被排在八书里的第一篇。宋代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开始写周天子命魏、赵、韩为诸侯，接着就大发议论，头一句话就是“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直指维护“礼”是天子的首要职责，足见其重要了。

正因为它重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礼也就越规定越多。在《仪礼》一书中，有关礼仪就分了士冠礼、士昏（通“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通“宴”）礼、大射仪、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共十七种之多，先怎么做，后怎么做，每一条都有详细规定，搞得人人都像木偶一样。这还不够惊人。在《宋史》中，单《礼志》就有二十八卷之多，从吉礼、嘉礼到宾礼、军礼、凶礼，样样都有详尽的规定，还介绍其缘由，操作起来繁杂得很，看着头就大。

其实真要论起来，礼仪多、繁杂可能还不算什么，比礼仪规定更加令人头大的是，在有些情况下，一些人硬要强迫别人必须怎么样做，你不这样做还要逼着你这样做。比如十八世纪英国使团到中国来，中国官员要求他们在皇帝面前必须双膝下跪，结果就闹得很不愉快。虽然说入乡随俗，但如果有些人一定不愿意随这个俗，其他人是否就有权强迫对方这样做呢？这个题目太大，可能一时半会儿还辩不清楚，我且在这里举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相信许多人都有过在酒桌上被人灌酒的经历。主人绝对是好心，是讲礼，想劝客人把酒喝好、喝足，客人要是想个不醉不归也还罢了，完全可以像小说《天龙八部》里的萧峰那样，吆五喝六，来者不拒，逢酒便干。若不是，又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不会对强逼着劝酒一事感到难堪。喝吧，自己确实喝不下了，不喝吧，又失礼，面子上下不来。结果好好的一顿酒，闹不好弄得个不欢而散。所以这个礼，有时候还真的不是越多就越好，礼多人就不怪的。

我们知道，孔子是最讲究礼仪的，对上面的这种情况，他会怎样评价呢？他的学生有子此刻站出来，算是代孔子回答了。有子告诉大家：儒家所讲的礼，其核心并不是那一整套繁杂的程序本身，而是希望通过礼来达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和为贵”。

为什么“礼”要讲“和”呢？因为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既然是群居，就免不了要与别人打交道。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拳头说话，不按我说的做，大家就到外面练练。单挑也好，群殴也罢，小的砖头、木棍、西瓜刀都可派上用场，要是没有称手的工具，又不怕丢人的，牙咬也成，大的机枪、大炮都可以扛出来，有飞机、坦克当然更好，反正胜者为王，他说了算。还有一种是大家定一种共同的规则，都按照这个规则来行事。很显然，后一种更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而这个遵守规则的过程就是守礼。

所以，“礼”之所以产生，是出于对“和”的需要，它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是人类文明的特征之一。而任何风俗、习惯、乃至礼仪制度，如果达不到“和”的效果，那就等于背离了“礼”的初衷，就不得不需要加以改变了。从这个方向去理解，我们就会发现，儒家的礼教不是用来吃人的，而是用来化解矛盾和纷争的。只有把握住这个大原则，我们才算是懂得了儒家礼教的精髓。违背了这一原则，再多的繁文缛节，也不过是束缚人精神和肉体的枷锁，迟早还是要被历史所摒弃的。

读论语学而第一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