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对站点城市及区域经济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发布时间:2023-04-15 20:50:15

高速铁路对站点城市及区域经济影响的异质性分析作者:唐可月姜昱汐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12
要: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哈大高速铁路、郑西高速铁路、武广高速铁路、京沪高速铁路和京广高速铁路开通对站点城市及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条高速铁路线路的时间效应基本一致,但各站点效应的符号不同。郑西高速铁路和武广高速铁路的站点效应为正,说明在相对不是很发达的东北和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京广高速铁路和京沪高速铁路的站点效应为负,原因是选取的地级站点城市与经济发达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很近,高速铁路开通使生产要素和资源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聚,虹吸效应明显。同一线路站点效应存在异质性,说明高速铁路效应需要依托于区域经济环境。东部地区存在虹吸效应和经济集聚效应,但并没有拉大高速铁路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但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增加高速铁路站点、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好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体来看,高速铁路开通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关键词:高速铁路;站点效应;虹吸效應;区域经济发展中图分类号:F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2112-0058-08
一、问题的提出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高铁对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提升、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学者对高铁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细致而丰富,1958年,Clark[1]就提出高铁是城市的创造者和破坏者,可以重塑城市的空间结构。高铁的重要作用是提升了可达性,可以促进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而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争议:高铁可能会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但也可能使大城市受益、小城市受损,产生虹吸效应,加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颇多。研究内容体现为三个层次:首先,从可达性分析入手,通过计算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分析高铁对经济潜力的影响。如孟德友和陆玉麒[2]计算了徐兰和京广客运专线的可达性和空间经济联系变化;宋文杰等[3]分析了236个高铁站点的可达性;姜博等[4]计算了哈大高铁与郑西高铁沿线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经济潜力;方大春和孙明月[5]计算了京广沿线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和通达性,并指出高铁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可达性,对大城市的可达性提升显著大于中小城市,对中间城市的可达性提升大于两端城市。此外,高铁还改变人们的出行行为和生活方式,如侯雪等[6]调查了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的特征。其次,高铁通过可达性的提升,促进了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集聚,卢福财和詹先志[7]用双重差分的方法,验证了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工业集聚影响,李雪松和孙博文[8]以及覃成林和杨晴晴[9]采用双重差分法分别验证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高铁会极大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对第三产业就业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来逢波等[10]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高铁与区域经济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对产业结构及三次产业的影响。最后,学者们深入分析高铁对沿线城市的经济作用[11],探讨高铁站点城市与非站点城市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否存在虹吸效应,以及高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2]。这也是目前学者们研究最多且存在争议的问题。周浩和郑筱婷[13]验证京广线和京沪线铁路提速后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李雪燕[14]认为,在高铁开发初期,对于欠发达城市的虹吸效应要显著高于扩散效应。游士兵和郑良辰[15]发现,京广高铁的开通促进了湖南省沿线中型城市的经济增长,高铁并没有给高收入城市带来更多正面经济效应,而是对收入较低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中型城市的虹吸效应并不明显。之所以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主要是源于不同学者研究的区域不同,如方大春和孙明月[16]研究证明长三角地区高铁能够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覃成林等[17]对比在中东西部,铁路提速对沿线城市经济增长趋同有不同的促进作用。因此,近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于:高铁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或趋同发展;铁对不同类型城市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收入差距等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对比分析哈大高铁、郑西高铁、武广高铁、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五大线路对经济发展的异质性作用,从东北、东部和西部不同区域归类高铁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综合分析中国五条高铁线
路,全面呈现高铁对于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并针对中国东北、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均衡进行比较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如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贯穿东北的哈大高铁线路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是否有促进作用,通过与全国其他高铁线路的对比分析,借鉴国内学者对长三角、珠三角的高铁经济研究结论,提出东北地区如何以高铁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从高铁视角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亦会为一带一路沿线铁路建设提出创新性的发展思路。二、研究设计双重差分法(DID)是目前很多学者研究高铁对经济产生影响而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本文以高铁城市作为实验组、非高铁城市作为对照组,假设高铁开通之前两组变量具有相同的时间效应趋势,高铁开通后两者的变化就是高铁的开通效应。(一)数据来源高铁建设往往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选择对照组的城市和区域,基本假设是除了要研究的属性以外,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其他属性相同或相似,笔者选取比较靠近高铁站点的城市作为对照组的城市,即选取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哈大高铁、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进行分析,根据每条高铁沿线站点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结合高铁线路周围城市的分布,相应地选取对照组。为了更好地比较分析,将高铁站点中的大部分省会城市去掉。武广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为:咸宁、赤壁、岳阳、株洲、衡阳、郴州、韶关;选取的非站点城市为:常德、娄底、永州、肇庆、宜春、吉安、赣州、河源。郑西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为:洛阳、三门峡;选取的非站点城市为:运城、平顶山。哈大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为:哈尔滨、四平、铁岭、鞍山、营口、大连;选取的非站点城市为:丹东、锦州、葫芦岛、阜新、本溪、抚顺、通化、齐齐哈尔。京广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为:保定、邢台、邯郸、许昌、信阳、孝感;选取的非站点城市为:长治、晋城、阳泉、南阳、襄阳。京沪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为:廊坊、沧州、德州、曲阜、枣庄、徐州、蚌埠、镇江、常州;选取的非站点城市为:潍坊、淄博、聊城、济宁、盐城、阜阳、菏泽。五条高铁线路共选取高铁站点城市30个,非高铁站点城市30个。由于不同线路高铁开通时间不同,因而每条线路都根据高铁开通的时间,每个城市选取高铁开通前4年和开通后4年一共8年的数据。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1.变量选取因变量:经济增长(Yit),用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
自变量:是否开通高铁(yeart),时间虚拟变量,高铁开通后取值为1,否则为0;是否高铁站点(cityi),高铁站点的虚拟变量,是高铁站点取值为1,否则为0。时间變量度量了高铁开通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经济的变化;站点变量度量了高铁站点与高铁非站点之间经济变动的差异。控制变量(X):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借鉴张学良[18]用来分析基础设施投入GDP增长的方法选取财政支出(fiscal)、固定资产投资(asset)和床位数(health)的自然对数表示。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由于缺乏对于人力资本的直接度量指标,这里选取了人力资本中健康维度的指标床位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2.模型构建构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增长是否受到高铁开通的影响。笔者借鉴国内多数学者的研究,构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为:Yit=β0+β1cityi+β2yeart+β3cityi×yeart+Xit+εit1其中,β3是本文关注的高铁开通净效应;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εit为随机扰动项。(三)描述性统计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对比基本变量可以看出,非高铁站点的GDP低于高铁站点,此外,高铁站点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床位数都要更高一些。总体来看,高铁站点的经济状况更好。在选取非高铁站点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与高铁站点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状况相近的可比性。(四)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的重要前提是对照组与实验组在高铁开通前,有明显的平行趋势;高铁开通后,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图1显示了高铁开通前4年和后4年的城市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高铁开通前,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城市生产总值走势基本一致,高铁开通后城市生产总值均值走势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三、实证结果与分析(一)经济增长回归分析结果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逐步回归,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分析结果如表2示。
2的回归结果表明,从时间效应来看,开通高铁的时间效应系数为-0.082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开通高铁后对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主要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下降的。从站点效应看,是否是高铁站点的影响系数为0.098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否开通高铁都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了高铁站点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明高铁站点城市在不受高铁通车的影响下,城市生产总值要普遍高于非高铁站点城市,高铁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建设。从高铁的净效应看,开通效应为正但不显著,分别加入其余控制变量,符号未发生变化,但结果并不显著,说明高铁的净效应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发展。总体来看,高铁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或者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趋同。(二)不同线路的回归分析下面笔者将分线路进行分析,揭示高铁对不同线路影响的异质性。本文选取五条高铁线路,分析其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纵线为京广高铁、武广高铁、京沪高铁,武广高铁是京广高铁的一部分;郑西高铁属于横线,横线的交通基础比纵线差一些。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两条线路是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因而城市生产总值水平较高;郑西高铁和武广高铁位于中部地区,各项经济指标会低一些;而位于东北地区的哈大高铁,经济指标的数值比较居中。对不同线路城市生产总值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以便于更好地对比分析。从时间效应看,五条线路的影响系数都为负,与总体的结果方向一致。但不同线路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确实有差异:哈大高铁、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线路的时间效应不够显著,如东北地区虽然在高铁开通后的4年里城市生产总值的趋势是下降的,但城市生产总值并不是显著地受高铁时间效应的影响,说明影响东北地区GDP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而郑西高铁和京广高铁开通的时间效应是显著的,说明高铁是否开通对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经济的影响都是负的。从站点效应看,影响系数都是显著的,但符号有正、有负。哈大高铁、郑西高铁、武广高铁都是正向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总体预期相同,说明无论是高铁开通前还是开通后,这些线路上高铁站点对于城市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的站点效应为负,这两条线路本身经济发展很好,本文研究选取的站点城市一般都不是大城市,为了与非站点城市更具可比性,笔者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予以剔除,如在京沪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有廊坊、苏州、无锡、镇江、常州,这些与原来的大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比较近,资源和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大城市,产生了虹吸效应,因而高铁站点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
从高铁的净效应看,除了京沪高铁,其他线路的影响系数都为正但不够显著;而京广线路高铁的净效应是显著的,京广线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笔者这里选取的是上段路线,说明京广高铁的开通对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五条高铁线路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哈大高铁、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的站点效应是显著的;郑西高铁的时间效应和站点效应都是显著的;而京广高铁还具有显著的高铁净效应,说明剔除了时间效应和站点效应,京广高铁开通会显著促进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五条高铁线路的时间效应基本一致,而站点效应的符号不同。哈大高铁、郑西高铁和武广高铁的站点效应是正的,说明在东北和中部地区,高铁站点本身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这些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的站点效应是负的,说明高铁站点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加,原因是京沪高铁连接中国最大、最发达的两座城市,大都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带,这些线路选取的站点城市比较靠近大城市,高铁开通加速了生产要素和资源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聚,产生了高铁虹吸效应。这一点与国内学者,如张克中和陶东杰[19]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由于不同线路高铁开通时间不同,因而每条线路都根据高铁开通的时间,每个城市选取高铁开通前4年和开通后4年一共8年的数据。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1.变量选取因变量:经济增长(Yit),用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自变量:是否开通高铁(yeart),时间虚拟变量,高铁开通后取值为1,否则为0;是否高铁站点(cityi),高铁站点的虚拟变量,是高铁站点取值为1,否则为0。时间变量度量了高铁开通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经济的变化;站点变量度量了高铁站点与高铁非站点之间经济变动的差异。控制变量(X):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借鉴张学良[18]用来分析基础设施投入GDP增长的方法选取财政支出(fiscal)、固定资产投资(asset)和床位数(health)的自然对数表示。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由于缺乏对于人力资本的直接度量指标,这里选取了人力资本中健康维度的指标床位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2.模型构建
构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增长是否受到高铁开通的影响。笔者借鉴国内多数学者的研究,构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为:Yit=β0+β1cityi+β2yeart+β3cityi×yeart+Xit+εit1其中,β3是本文关注的高铁开通净效应;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εit为随机扰动项。(三)描述性统计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对比基本变量可以看出,非高铁站点的GDP低于高铁站点,此外,高铁站点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床位数都要更高一些。总体来看,高铁站点的经济状况更好。在选取非高铁站点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与高铁站点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状况相近的可比性。(四)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的重要前提是对照组与实验组在高铁开通前,有明显的平行趋势;高铁开通后,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图1显示了高铁开通前4年和后4年的城市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高铁开通前,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城市生产总值走势基本一致,高铁开通后城市生产总值均值走势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三、实证结果与分析(一)经济增长回归分析结果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逐步回归,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分析结果如表2示。2的回歸结果表明,从时间效应来看,开通高铁的时间效应系数为-0.082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开通高铁后对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主要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下降的。从站点效应看,是否是高铁站点的影响系数为0.098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否开通高铁都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了高铁站点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明高铁站点城市在不受高铁通车的影响下,城市生产总值要普遍高于非高铁站点城市,高铁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建设。从高铁的净效应看,开通效应为正但不显著,分别加入其余控制变量,符号未发生变化,但结果并不显著,说明高铁的净效应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发展。总体来看,高铁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或者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趋同。
(二)不同线路的回归分析下面笔者将分线路进行分析,揭示高铁对不同线路影响的异质性。本文选取五条高铁线路,分析其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纵线为京广高铁、武广高铁、京沪高铁,武广高铁是京广高铁的一部分;郑西高铁属于横线,横线的交通基础比纵线差一些。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两条线路是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因而城市生产总值水平较高;郑西高铁和武广高铁位于中部地区,各项经济指标会低一些;而位于东北地区的哈大高铁,经济指标的数值比较居中。对不同线路城市生产总值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以便于更好地对比分析。从时间效应看,五条线路的影响系数都为负,与总体的结果方向一致。但不同线路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确实有差异:哈大高铁、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线路的时间效应不够显著,如东北地区虽然在高铁开通后的4年里城市生产总值的趋势是下降的,但城市生产总值并不是显著地受高铁时间效应的影响,说明影响东北地区GDP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而郑西高铁和京广高铁开通的时间效应是显著的,说明高铁是否开通对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经济的影响都是负的。从站点效应看,影响系数都是显著的,但符号有正、有负。哈大高铁、郑西高铁、武广高铁都是正向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总体预期相同,说明无论是高铁开通前还是开通后,这些线路上高铁站点对于城市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的站点效应为负,这两条线路本身经济发展很好,本文研究选取的站点城市一般都不是大城市,为了与非站点城市更具可比性,笔者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予以剔除,如在京沪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有廊坊、苏州、无锡、镇江、常州,这些与原来的大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比较近,资源和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大城市,产生了虹吸效应,因而高铁站点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从高铁的净效应看,除了京沪高铁,其他线路的影响系数都为正但不够显著;而京广线路高铁的净效应是显著的,京广线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笔者这里选取的是上段路线,说明京广高铁的开通对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五条高铁线路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哈大高铁、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的站点效应是显著的;郑西高铁的时间效应和站点效应都是显著的;而京广高铁还具有显著的高铁净效应,说明剔除了时间效应和站点效应,京广高铁开通会显著促进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五条高铁线路的时间效应基本一致,而站点效应的符号不同。哈大高铁、郑西高铁和武广高铁的站点效应是正的,说明在东北和中部地区,高铁站点本身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这些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的站点效应是负的,说明高铁站点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加,原因是京沪高铁连接中国最大、最发达的两座城市,大都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带,这些线路选取的站点城市比较靠近大城市,高铁开通加速了生产要素和资源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聚,产生了高铁虹吸效应。这一点与国内学者,如张克中和陶东杰[19]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
由于不同线路高铁开通时间不同,因而每条线路都根据高铁开通的时间,每个城市选取高铁开通前4年和开通后4年一共8年的数据。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1.变量选取因变量:经济增长(Yit),用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自变量:是否开通高铁(yeart),时间虚拟变量,高铁开通后取值为1,否则为0;是否高铁站点(cityi),高铁站点的虚拟变量,是高铁站点取值为1,否则为0。时间变量度量了高铁开通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经济的变化;站点变量度量了高铁站点与高铁非站点之间经济变动的差异。控制变量(X):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借鉴张学良[18]用来分析基础设施投入GDP增长的方法选取财政支出(fiscal)、固定资产投资(asset)和床位数(health)的自然对数表示。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由于缺乏对于人力资本的直接度量指标,这里选取了人力资本中健康维度的指标床位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2.模型构建构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增长是否受到高铁开通的影响。笔者借鉴国内多数学者的研究,构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为:Yit=β0+β1cityi+β2yeart+β3cityi×yeart+Xit+εit1其中,β3是本文关注的高铁开通净效应;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εit为随机扰动项。(三)描述性统计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对比基本变量可以看出,非高铁站点的GDP低于高铁站点,此外,高铁站点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床位数都要更高一些。总体来看,高铁站点的经济状况更好。在选取非高铁站点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与高铁站点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状况相近的可比性。(四)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的重要前提是对照组与实验组在高铁开通前,有明显的平行趋势;高铁开通后,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图1显示了高铁开通前4年和后4年的城市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高铁开通前,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城市生产总值走势基本一致,高铁开通后城市生产总值均值走势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三、实证结果与分析(一)经济增长回归分析结果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逐步回归,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分析结果如表2示。2的回归结果表明,从时间效应来看,开通高铁的时间效应系数为-0.082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开通高铁后对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主要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下降的。从站点效应看,是否是高铁站点的影响系数为0.098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否开通高铁都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了高铁站点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明高铁站点城市在不受高铁通车的影响下,城市生产总值要普遍高于非高铁站点城市,高铁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建设。从高铁的净效应看,开通效应为正但不显著,分别加入其余控制变量,符号未发生变化,但结果并不显著,说明高铁的净效应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发展。总体来看,高铁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或者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趋同。(二)不同线路的回归分析下面笔者将分线路进行分析,揭示高铁对不同线路影响的异质性。本文选取五条高铁线路,分析其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纵线为京广高铁、武广高铁、京沪高铁,武广高铁是京广高铁的一部分;郑西高铁属于横线,横线的交通基础比纵线差一些。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两条线路是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因而城市生产总值水平较高;郑西高铁和武广高铁位于中部地区,各项经济指标会低一些;而位于东北地区的哈大高铁,经济指标的数值比较居中。对不同线路城市生产总值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以便于更好地对比分析。从时间效应看,五条线路的影响系数都为负,与总体的结果方向一致。但不同线路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确实有差异:哈大高铁、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线路的时间效应不够显著,如东北地区虽然在高铁开通后的4年里城市生产总值的趋势是下降的,但城市生产总值并不是显著地受高铁时间效应的影响,说明影响东北地区GDP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
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而郑西高铁和京广高铁开通的时间效应是显著的,说明高铁是否开通对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经济的影响都是负的。从站点效应看,影响系数都是显著的,但符号有正、有负。哈大高铁、郑西高铁、武广高铁都是正向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总体预期相同,说明无论是高铁开通前还是开通后,这些线路上高铁站点对于城市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的站点效应为负,这两条线路本身经济发展很好,本文研究选取的站点城市一般都不是大城市,为了与非站点城市更具可比性,笔者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予以剔除,如在京沪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有廊坊、苏州、无锡、镇江、常州,這些与原来的大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比较近,资源和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大城市,产生了虹吸效应,因而高铁站点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从高铁的净效应看,除了京沪高铁,其他线路的影响系数都为正但不够显著;而京广线路高铁的净效应是显著的,京广线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笔者这里选取的是上段路线,说明京广高铁的开通对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五条高铁线路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哈大高铁、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的站点效应是显著的;郑西高铁的时间效应和站点效应都是显著的;而京广高铁还具有显著的高铁净效应,说明剔除了时间效应和站点效应,京广高铁开通会显著促进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五条高铁线路的时间效应基本一致,而站点效应的符号不同。哈大高铁、郑西高铁和武广高铁的站点效应是正的,说明在东北和中部地区,高铁站点本身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这些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的站点效应是负的,说明高铁站点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加,原因是京沪高铁连接中国最大、最发达的两座城市,大都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带,这些线路选取的站点城市比较靠近大城市,高铁开通加速了生产要素和资源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聚,产生了高铁虹吸效应。这一点与国内学者,如张克中和陶东杰[19]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由于不同线路高铁开通时间不同,因而每条线路都根据高铁开通的时间,每个城市选取高铁开通前4年和开通后4年一共8年的数据。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1.变量选取因变量:经济增长(Yit),用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自变量:是否开通高铁(yeart),时间虚拟变量,高铁开通后取值为1,否则为0;是否高铁站点(cityi),高铁站点的虚拟变量,是高铁站点取值为1,否则为0。时间变量度量了高
铁开通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经济的变化;站点变量度量了高铁站点与高铁非站点之间经济变动的差异。控制变量(X):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借鉴张学良[18]用来分析基础设施投入GDP增长的方法选取财政支出(fiscal)、固定资产投资(asset)和床位数(health)的自然对数表示。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由于缺乏对于人力资本的直接度量指标,这里选取了人力资本中健康维度的指标床位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2.模型构建构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增长是否受到高铁开通的影响。笔者借鉴国内多数学者的研究,构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为:Yit=β0+β1cityi+β2yeart+β3cityi×yeart+Xit+εit1其中,β3是本文关注的高铁开通净效应;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εit为随机扰动项。(三)描述性统计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对比基本变量可以看出,非高铁站点的GDP低于高铁站点,此外,高铁站点的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床位数都要更高一些。总体来看,高铁站点的经济状况更好。在选取非高铁站点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与高铁站点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状况相近的可比性。(四)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的重要前提是对照组与实验组在高铁开通前,有明显的平行趋势;高铁开通后,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图1显示了高铁开通前4年和后4年的城市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高鐵开通前,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城市生产总值走势基本一致,高铁开通后城市生产总值均值走势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三、实证结果与分析(一)经济增长回归分析结果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逐步回归,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分析结果如表2示。
2的回归结果表明,从时间效应来看,开通高铁的时间效应系数为-0.082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开通高铁后对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有负的作用,主要是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下降的。从站点效应看,是否是高铁站点的影响系数为0.098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否开通高铁都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了高铁站点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明高铁站点城市在不受高铁通车的影响下,城市生产总值要普遍高于非高铁站点城市,高铁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建设。从高铁的净效应看,开通效应为正但不显著,分别加入其余控制变量,符号未发生变化,但结果并不显著,说明高铁的净效应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发展。总体来看,高铁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或者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趋同。(二)不同线路的回归分析下面笔者将分线路进行分析,揭示高铁对不同线路影响的异质性。本文选取五条高铁线路,分析其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纵线为京广高铁、武广高铁、京沪高铁,武广高铁是京广高铁的一部分;郑西高铁属于横线,横线的交通基础比纵线差一些。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两条线路是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因而城市生产总值水平较高;郑西高铁和武广高铁位于中部地区,各项经济指标会低一些;而位于东北地区的哈大高铁,经济指标的数值比较居中。对不同线路城市生产总值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以便于更好地对比分析。从时间效应看,五条线路的影响系数都为负,与总体的结果方向一致。但不同线路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确实有差异:哈大高铁、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线路的时间效应不够显著,如东北地区虽然在高铁开通后的4年里城市生产总值的趋势是下降的,但城市生产总值并不是显著地受高铁时间效应的影响,说明影响东北地区GDP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而郑西高铁和京广高铁开通的时间效应是显著的,说明高铁是否开通对站点城市和非站点城市经济的影响都是负的。从站点效应看,影响系数都是显著的,但符号有正、有负。哈大高铁、郑西高铁、武广高铁都是正向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总体预期相同,说明无论是高铁开通前还是开通后,这些线路上高铁站点对于城市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的站点效应为负,这两条线路本身经济发展很好,本文研究选取的站点城市一般都不是大城市,为了与非站点城市更具可比性,笔者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予以剔除,如在京沪高铁线路上,选取的站点城市有廊坊、苏州、无锡、镇江、常州,这些与原来的大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比较近,资源和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大城市,产生了虹吸效应,因而高铁站点对经济的作用是负向的。
从高铁的净效应看,除了京沪高铁,其他线路的影响系数都为正但不够显著;而京广线路高铁的净效应是显著的,京广线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笔者这里选取的是上段路线,说明京广高铁的开通对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五条高铁线路对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哈大高铁、武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的站点效应是显著的;郑西高铁的时间效应和站点效应都是显著的;而京广高铁还具有显著的高铁净效应,说明剔除了时间效应和站点效应,京广高铁开通会显著促进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五条高铁线路的时间效应基本一致,而站点效应的符号不同。哈大高铁、郑西高铁和武广高铁的站点效应是正的,说明在东北和中部地区,高铁站点本身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这些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的站点效应是负的,说明高铁站点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加,原因是京沪高铁连接中国最大、最发达的两座城市,大都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带,这些线路选取的站点城市比较靠近大城市,高铁开通加速了生产要素和资源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聚,产生了高铁虹吸效应。这一点与国内学者,如张克中和陶东杰[19]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

高速铁路对站点城市及区域经济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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