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的几个共性问题

发布时间:2023-09-07 15:01:04

2019/3·总175期UniversityEducationScience稿张雷生教育学博士,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主持人:  主持人语:按照学界关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理论来预测,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指日可待。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必然面临一系列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新矛盾,需要高等教育研究界积极进行科学预测,从而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大学教育科学》编辑部的邀请,我们以“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前瞻与应对”为主题,邀约了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几位青年学者,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大学内部治理模式、高校学生流动、来华留学生教育、考试招生变化等多个视角畅谈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特征及应对措施,以期“管中窥豹”为高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笔谈: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前瞻与应对摘要:面对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研究界不仅需要从理论层面探讨普及化的特征,更需要从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提升现代大学治理水平、转变治理模式和治理惯性思维等层面展开深入研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和入学机会的进一步扩大,学生在年龄、学历及社会阶层等方面呈现多样化趋势,难以适应大学教育以及主动寻求更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的学生会大幅增加,学生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面对这种变化趋势,一方面要构建起由多层次、多类型大学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起能保障各层次、各类型大学间学生合理流动的制度。在走向普及化的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仍面临硬件设施相对落后、教学改革推进缓慢、教育管理制度缺少更新、改革内在动力相对不足等困难局面,高等教育须通过“创造新需求”谋求发展,包括供给平台优质化、供给策略精准化、供给对象多元化、供给途径混合化、供给方式灵活化等方面的内容。进入普及化阶段,国际学生来华接受学历教育的热情和入学机会将持续增加,留学教育的规模、层次、类型、质量都将发生重要变化,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国之一。因此,促进来华留学教育内涵式发展,优化国际学生层次结构、国别结构、科类结构,促进优质国际生源向中国流动迫在眉睫。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将成为“人人都能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享有的终身教育”,其核心理念将变成“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这必然带来升学群体、入学标准、升学需求和录取方式的变化。普及化阶段学生遴选和招生就业须扩大高校和学生的选择权,构建多元、共享、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关键词:高等教育普及化;健康发展;学生流动;招生改革;多样化;供给模式;国际学生;未来变革1672-0717201902-0016-13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的几个共性问题□张雷生根据教育部颁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我们谈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时,“未来已来”收稿日期:2019-01-08男,河南开封人,教育学博士,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韩国安养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教作者简介:张雷生1975-育行政管理及国际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长春,130012。“东亚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比较研究”16BZZ082吉林大学研究生思想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课题“世界一流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理论范式研究”20182ysz18<<<16
当我们讨论高等教育普及化将至的可能性时,“将至已至”依照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划分标准,我国距离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仅一步之遥,指日可待。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至今,接受高等教育服务已不再是过去少数社会精英集团独享的特权。展望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未来,校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学生组成的多样化、学生跨境流动的常态化、学习方式的智能化、招生压力的凸显化、学校治理主体的开放化……,这些在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阶段无法想象的情景和矛盾,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都将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主要矛盾正从过去“满足于能上大学”“渴望能上理想中的大学”转变;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其它诸多矛盾既有国际上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所曾遇到过的共性问题,更多的则是集中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国情实际所特有的个性化问题。站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换节点上,亟需高等教育研究者科学、客观、准确地预测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进而推动高校和各级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做出有效应对。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变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共性问题和现象。第一,学生的年龄、性别、国籍、肤色、乃至是否结婚生子等学生的结构组成特征将发生显著变化,不仅会有年龄段的迥然差异,祖孙三代同堂学习也绝非少见。随着终身学习观念的渐入人心,来越多未能进入大学校园学习的民众,在具备了闲暇时间、精力和财力之后,选择到大学接受教育服务必将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这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及整个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大有裨益,实属乐见其成的现象。不过,与此同时,随着“少子化”时代的到来,未来学校的新生入学计划完成率和在校生规模以及中途退学率、最终获得学位的学生比率等指标将影响乃至决定学校的生死存亡,校如若经营不善,“关门歇业”或将成为一种寻常现象。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提升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再加上以“留学中国(StudyinChina)为标志的高等教育深化对外开放,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将日渐提高,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将会选择到中国高校学习深造,稿笔谈: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前瞻与应对大学校园乃至课堂上学生结构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各种肤色和操着不同国家语言的留学生占比将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高校学生事务服务理念和模式亟需做出相应调整和应对。第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教师的教学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学习内容将更加注重知识媒介载体的信息化、可视化、可穿戴化,自主学习、度学习和泛在学习、模块化学习将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主流学习方式,甚至利用脑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植入式学习也并非遥不可及。于大学教师群体而言,他们不仅要承受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方式带来的身心压力,而且还将面临对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当然,教师在教书过程中的育人功能短时期内依旧无法被取代,但未来的发展变化速度和趋势不可预料,他们必须提前做好知识能力和技术技能储备。第三,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更加明晰,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制约和均衡关系将越发明朗;高校与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间的关系也将由目前的接受和服从管理以及行政命令要求乃至硬性干涉等关系结构,向着以“平等、规范、自律和责权合一”为代表特征的“共享、分治、治、善治”阶段转变。目前已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范围内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将成为规范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干涉高等教育正常发展的“紧箍咒”“红线”责权利主体间的关系划分将更多地依赖于制度和法律,而非过去那种简单的人治”和行政指令。与此同时,作为高校内部治理主体角色的行政权力代表的校长、政治权力代表的党委、学术权力代表的学术委员会以及权力监督和权益保障机构代表的教代会、学代会和工代会的功能和权限将会有更大的提升,或者是这些机构权限范围在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背景下将有望逐步实现本然回归。可以预见,高校掌门人校长的遴选方式将会逐渐突破目前的上级行政机关任命制”这一单一模式,大学校长群体的标配画像不再是由“两院院士”或类似“国字号人才”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学术挂帅型”单一面孔,更多熟悉学校情况和高等教育办学规律、洞悉国际高等教育发17>>>
2019/3·总175期UniversityEducationScience展动向、具有丰富社会资源以及综合能力强、并且熟悉教育组织行为领导艺术的“专业化的教育家”校长群体将走向前台。第四,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学将更加侧重和回归人才培养的本然功能,学校办学方向和发展战略定位的决策过程将更加开放、透明。高等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的趋势,就是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在关注社会用人单位需求导向的同时,将更加强调受教育者群体的个性化内在需求。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院校将会有更加理性的自我定位,如,研究高深学问、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将依然是一流高校的办学使命和愿景;而旨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普通劳动者的院校定位将更加务实,不再一味地追求学校升格和申报硕士或博士学位点,动撤销一些专业或者裁撤一些办学效益不佳的学科将成为常态,积极适应或者主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以更好地提供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化发展需求的知识结构必将成为这些院校最真实、最理性的办学方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作为高校发展脊梁和支柱的学科建设模式,也必然会迎来焕然一新的局面。学科建设将摒弃目前依赖NSC(Nature,Science,Cell或者SCI、SSCI论文数量而人为“造山填海”的学科发展和绩效评估方式,逐渐摆脱照搬各种学科评估结果来作出存废取舍的模式,目前高校学科建设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由校领导和学科管理部门靠查“ESI学科数量和排名”来设计高峰学科、高原学科等学科布局的局面。相反,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办学逐渐回归高等教育内在应然规律,将更加注重遵照学科内在的发展逻辑,日趋回归和遵从学科生态系统内在规律。总之,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非简单地是高等教育适龄入学人口比例在数字上的变化,而且是包括校长以及行政职员、一线教师、生、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乃至普通社会民众等在内的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集团的整体变化,社会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对于高校提出的要求发生的变化,甚至是高校自身在协调和合理均衡制约内部治理结构中权利主体间的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世界范围来看,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值得批判地加以借鉴,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密切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立足我国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需求特点,立足中国大地,回归高等教育发展“育人为本”引领社会发展的本然定位和应然状态,利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合理、稳定和高质量转变。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的多样化和流动性□刘 牧新中国建立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长期缓慢发展。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后,高等教育迈入快速发展阶段。1999年开始“三年大扩招”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此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8.1%。教育部发布的首份《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中指出,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1]将迈入普及化阶段。从1949年到2002年,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我们用了54年。从大众化到普及化,实现这个跨越我们只用了17年。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各种学力层次、阶层及年龄的人都将有更多机会进入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1974-男,湖北恩施人,教育学博士,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财政、教育政作者简介:策研究;扬州,225002。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比较研究”16BZZ082)基金项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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