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诗发展概况

1. 唐诗概况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从数量上看，在唐代立国不到300年的时间里，根据清代人编写的《全唐诗》统计，留传下来的诗歌接近5万首，有名可考的诗人达2千2百多人。从文体上看，自南朝开始的新体诗，到唐代定型的五言、七言律诗或五言、七言绝句都已逐渐完备；汉代乐府则已发展为新题乐府的叙事诗和长于抒情的七言歌行。从内容上看，唐代诗歌经历了唐初统一国土，到繁荣兴盛，然后逐渐衰败。由众多生活背景迥然不同的诗人用生花妙笔去反映社会的不同层面，陆续出现的边塞景观、田园风光、奇异的幻境、残酷的现实，都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从艺术上看，唐代诗人辈出，各具独特风格，诗人有机会借鉴前人与同辈的诗作，不甘心比人逊色，也不满足于自己眼前的成就，所以，尝试在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就因为众多诗人的苦心经营，唐诗不仅在数量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作品可以相比，而且作品的质素也很高，后人要超越它的成就都大感为难了。

2. 唐诗发达的原因

　　如同花木结果需要合适的土壤气候，唐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是唐诗兴盛的主要原因。首先，隋唐两朝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南北分裂的局面，唐朝前期的太平盛世，为文学创作与鉴赏提供了物质条件。国家统一带来民族的融合，促进中外的文化交流，使诗坛呈现多彩的风格与流派。其次，诗歌的体制有它的发展规律。四言诗起于周初，在秦汉衰微。五言诗起于汉代，七言诗与讲求诗歌创作音律的理论在魏晋南北朝萌芽，到唐朝正是律诗与绝句正式登场的时刻。第三，唐朝君王制定的政策对诗歌的蓬勃发展大有帮助。唐朝沿用了隋朝的科举制度，还以诗赋作为一项考试内容，为了考取功名，读书人都吟诗作赋。唐朝历代君王，有不少本身也喜爱写诗，并和身边的文人学士赠诗论艺，这必然造成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提高诗人的社会地位，为唐诗的兴盛提供良好的条件。

3. 唐诗的体制特点

　　唐诗的体制最大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字数整齐划一。唐诗除了杂言体诗歌外，一般不是五言就是七言，也就是一首诗里每一句诗不是五个字就是七个字，字数规定严格。

　　二是句法受不同的限制。唐诗如果是绝句，必定是四句；如果是律诗，必定八句。

　　三是对偶的要求。不论律诗或绝句，每两句成一联，尤其是八句完篇的律诗中间两联上下句必须对偶。

　　四是对声律的严格要求。唐诗必须同押一韵，不可随便更换，而且是每一联的句尾都要押韵。律诗与绝句都讲究平仄，每一句中的字平声与仄声相间，上下句平仄相对，使整首诗的音律有起伏变化。 

4. 唐诗的分期

　　唐朝的历史自唐高祖李渊建国至亡国共计289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唐诗从兴起到成熟，从成熟到转变，从转变到结束，构成相当明显的不同阶段。明代诗人高棣在他所编的《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

　　4.1 初唐（618至712年）

　　这是唐朝开国的头一百年，是唐代诗歌的准备阶段。当时诗坛出现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不满齐梁时代遗留下来的绮艳诗风，努力以自己内容充实、格调健康的作品改变文风。可惜他们的诗歌还没有真正洗尽齐梁浮华委靡的风气，要到陈子昂打着复古的旗号，要求文学作品具有鲜明饱满的感情和朴实有力的语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陈子昂在创作理论与实践上给唐诗开创新风气外，沈全期与宋之问继承了永明体关于音韵声律的研究，让律诗定了型，使律、绝两种诗体在盛唐得以大放光芒。

　　4.2 盛唐（713至765年）

　　唐玄宗开元和天宝约50年间是唐诗的鼎盛时期，许多著名的诗人同时出现了。初唐时确立的各种诗体，到这时期已完全成熟。诗坛上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是边塞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一是田园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在两大流派之外，还有李白与杜甫两大诗人。各种文体在他们手中都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其中李白的七言歌行显现宏伟豪迈的气象，杜甫的乐府叙事诗呈现唐玄宗时代历史转折的真实面貌，把唐诗推向全面繁荣的高峰。

 　4.3 中唐（766至835年）

　　盛唐以后的30年间，唐朝处于安史之乱过后的衰落时期，诗坛由于沿袭前代诗人的诗风，缺乏新意，也呈现不景气。到中唐后期这40年间，诗坛又活跃起来，韩愈、柳宗元、孟郊、李贺、贾岛诗风奇异险怪，独具一格；白居易、元稹等倡导“新乐府运动”，重视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为求深入民心，语言浅近易懂，这跟韩、孟崇尚险怪的诗派作风大不相同。

　　4.4 晚唐（836至907年）

　　唐朝国势在这为期70年间日渐衰颓，表现在诗坛上的是诗歌内涵由中唐较注重现实人生而转向注重个人感受，有较浓厚的感伤气氛；在表现手法上出现效仿齐梁时代讲究词句华丽的倾向。尽管如此，还是出现李商隐、杜牧这样杰出的诗人。前者的七律，充满朦胧的意象美；后者的七绝，显现忧郁深沉，清新流丽的新风格。

二、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风及作品

1. 王维

　　王维（公元701年——761年），字摩诘，太原祁州（现在山西祁县）人。他出身官僚家庭，父亲去世较早，母亲长年吃斋念佛，对王维的思想影响很深，他的字就是取自《维摩诘经》。早熟的王维21岁就中进士，任命为大乐丞。一度被贬官，幸而得到宰相张九龄的帮助，重新回到长安做京官。后来张九龄也遭贬官，他奉旨出使边塞。40岁以后，他回长安任官职，但已看透官场浮沉，过着半做官半退隐的生活。安史之乱时他被乱军所俘，被迫接受官职。乱事平定后，他被判有罪，遭降职。后来得到宽恕，升任尚书右丞。著有《王右丞集》。

　　王维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五言律诗与绝句成就最大。他的诗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充满抱负与理想，关注时局发展，思想较积极，作品具有现实意义。他写的不少边塞诗如《陇西行》、《从军行》、《使至塞上》等大多慷慨激昂，抒发了边防将士保卫国家的英雄情怀。后期经历战乱，对政治丧失了热情，徘徊在做官与退隐之间，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写下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如《竹里馆》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便有浓郁的禅味，后人称他为“诗佛”。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他精通音乐、佛理，又是画家，除了以禅理入诗，他的诗描景状物精细传神，有时还带入声响、色彩、动态、静态交织组合而成的画面，难怪宋代苏东坡要赞誉他的诗“诗中有画”。

2. 李白

　　李白（公元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于安西碎叶（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五岁时跟随父亲迁居四川。李白父亲从商，家境富裕，他年少时学剑术，25岁带剑离家远游，到处寻访名山胜水，也广交朋友，为了接济好友，花尽身上的钱财。42岁，唐玄宗下诏李白入京，但只是要他为宫廷写作诗文，不让他过问朝廷政事。他无法施展政治抱负，又因为本性刚直，得罪权贵，便上书辞官，此后继续漫游。安史之乱爆发，他参加永王李幕府，朝廷指李谋反，李白也受牵连而得死罪。后来得到郭子仪营救，在流放途中遇赦。过后他虽一直过着困苦漂泊的日子，但依然充满壮志，还想参加李光弼(b#)的军队，为国效力，可惜因病无法实现理想，最后在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中病逝。

　　李白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从小博览群书，接受儒家“兼善天下”的观念，希望建功立业，但又喜欢道家的主张，追求绝对自由，同时还受游侠思想的影响，乐于救危扶弱。这三种思想交织在一起，促使他的诗歌呈现非常丰富的内容。在他的诗歌作品里，有表现自己抱着远大的理想却怀才不遇的愤慨，如《梁甫吟》；有关心民间疾苦的，如《丁都护歌》；有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的，如《战城南》；有赞颂祖国壮丽山河的，如《蜀道难》；有歌颂纯真友情的，如《赠汪伦》。不管是什么题材，李白都在诗中注入他鲜明的个性，都有一定的感染力。

　　李白的诗歌感情热烈奔放，个性鲜明突出。他自小爱行侠仗义，长大后本想有一番作为，但他放任不受拘束的个性使他容易与权贵发生冲突。《将进酒》最能代表他这种豪迈奔放的特色。另一个特色是想像奇特丰富，夸张大胆新颖。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不论写景或抒情，李白都将现实变形夸张，手法大胆又新颖。在意象创造上，李白的诗是雄奇奔放的，但在语言运用上，却是自然流畅的，他即使用典故，也通过常用句法表达出来。像《蜀道难》是“奇之又奇”的奇篇，但语言却不奇。如“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就像平常的日用语；又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都是没有刻意雕琢，质朴清新的文字。

　　李白的天性，促使他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他擅长的是形式自由的乐府诗和短小精炼的七言绝句。不论是长篇还是短章，李白的诗都倾注了鲜明的个性，铸造出新奇的意象、新颖的语言、创新的技巧。他的诗不仅启发了同时代的诗人，也深深影响后世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

3. 杜甫

　　杜甫（公元712年——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他出身世代做官的家庭，祖父是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他说自己十多岁就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青少年时代他开始漫游的生活，23岁参加进士考试，但没考上。过后又开始第二次漫游，途中认识了李白、高适等大诗人，结下深厚的友谊。35岁时再到长安应试，又不成功，此后他在长安过了十年潦倒的生活，穷得连儿子也饿死了。他想方设法求人引荐以求取官职，都无法达成愿望。安史之乱爆发，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他安顿家眷后，本想去灵武为朝廷效力，途中却遭叛军所俘。后来逃回灵武，却因上书营救被罢免宰相的房而遭贬官，他便决定弃官携带家眷到四川建草堂定居。由于生活贫困，不得不投靠四川节度使严武，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世称他为杜工部。严武去世，他离开成都，一直居无定所，不幸因贫病交迫，死于旅途的船上。著有《杜工部集》。

　　杜甫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一生抱着忠君爱国，为国效命的理念，时时刻刻都忧国忧民。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动乱年代，加上求取功名的道路坎坷不平，使他深深体会到民间的疾苦。他的诗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之余，往往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从他的诗作，就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前后的生活现状与历史面貌。安史之乱前，他写的《兵车行》和《丽人行》已让人感受到政治的腐败和潜伏的危机；安史之乱后写的

　　《三吏》、《三别》、《北征》，体现战火四起，民生困苦的惨痛现实。晚年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除了呈现自己的贫苦生活外，也贯串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杜甫一生的壮志始终无法实现，造成他的诗具有沉郁、悲凉的风格。他以时事入诗，把个人的苦难遭遇与国家的命运交融在一起。《登高》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便很传神地体现出深秋里潦倒一生的诗人所处的困境。在诗歌的语言上，杜甫说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他极讲究语言的创新与完美。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足以概括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佳句经过诗人在语言上千锤百炼，才产生出人意料、妙不可言的效果。杜甫说自己的诗“沉郁顿挫”，“沉郁”是指创作风格深沉忧郁，“顿挫”是指声调、词句的停顿转折。所以，表现在他作品里的就是内容博大深厚，语言刚劲有力、音韵高低起伏、手法曲折多变。杜甫有“诗圣”的美誉，这是因为他精于各种诗体，无论乐府歌行、五古、七古，或是律诗、绝句，他都能得心应手，尤其是律诗，他写得既多又好。正因为他的诗博采各家各派的优点，是唐诗的集大成者，才使他成为历代诗人学习的最高典范。

4. 白居易

　　白居易（公元772年——846年），字乐天，下（现在陕西渭南）人。少年时因地方军阀作乱，曾随家人到南方避难，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从小刻苦学习，据说十七、八岁时到过长安，以诗文拜见名诗人顾况。顾况初次看到他的名字，笑着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读到他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时连忙改口：“有才如此，居易不难”。他29岁考中进士后，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当过小官，目睹官场的许多恶习。37岁任左拾遗（谏官），曾多次上书要求改革朝政，有时甚至当面顶撞皇帝。凡是难以直言进谏的，他就通过诗歌猛烈抨击弊政。在这三年里，他写下《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为此遭到朝中权贵的痛恨。任期满后，他改任赞善大夫（太子谏官）。不久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死，他上书请求查办凶手，朝廷借口他越权做事，将他贬为江州司马。后来他奉诏回京城，却因朝中党争激烈，他多次上书多不获采纳，所以要求离京外任。曾出任杭州、苏州刺史，为两个地方做出不少贡献。后来回京城担任官职，除了政务之外，他过着吟诗、赏花、参禅拜佛的生活，直至75岁在洛阳去世。

　　白居易生前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在这四类诗中，最有思想价值的是讽喻诗。白居易写作讽喻诗的目的是通过某些典型事件来揭露社会问题，使政府明白民间疾苦，从而改善社会弊端。如《新丰折臂翁》描写一个老人为了躲避兵役，在深夜“偷将大石捶折臂”的惨痛故事，反映了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之深。这些作品主题明确，形象鲜明，含义深刻，都极符合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并起着“补察时政”的作用。白居易的感伤诗有两首名作：《长恨歌》与《琵琶行》。《长恨歌》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琵琶行》把卖艺歌女的不幸与诗人被贬后的遭遇连在一起，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哀怨心声。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叙事诗中。他写诗不脱谏官本色，希望下情可以上达，具有明确政治功利的目的，所以在语言上采用朴实浅白的口语，让妇女小孩都看得懂。不过，个别篇章因为题材、主题的表现需要，也出现华丽的文字，像《长恨歌》里唐玄宗苦恋杨贵妃的叙述，《琵琶行》中用文字描绘琵琶乐声美妙的段落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白居易笔下，上自皇帝贵妃，下至小贩、老兵、歌女，每个人物都形象鲜明，栩栩如生。更难得的是诗人把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人物事件的剪裁，体现诗人的褒贬爱憎，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唐诗发展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