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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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商鞅第一卷更法第一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
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张（《新序·善谋篇》
作“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新序·善谋篇》“成”作“名”），
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
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苟可以
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
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
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
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
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
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
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
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
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严万里曰“诸本及《史
记》作‘循古’，今据司马贞《索隐》改”）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
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怪”严本原作“恡”，《太平御览》
卷195引作“恠”，“恠”即“怪”字，今据改），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新
序·善谋篇》作“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
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垦令第二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馀日。邪
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馀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
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
不苦官。下不非
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
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朱师辙曰：
“绵眇阁本、明评校本作‘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民不贱农，
则勉农而不偷。⋯.’当据改正。”）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孙诒让曰“贱”
当为“赋”之误）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王时省曰“籴”、“粜”二字当互易）。农无
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
裕利。无裕利则商怯。（高亨曰以上五句疑当作“商不得粜，
则多岁不加乐，
饥岁无裕利。多岁不加乐，饥岁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
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
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严本“爱子”下有“不惰食”三
字，《七国考》卷二“垦令”条所引无此三字，今据删）、惰民不窳，而庸
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
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陶鸿庆曰疑本作“庸民益农”，承上“庸
民无所于食，是必农”而言），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