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后，许世友同志历任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1932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任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后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再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一九三三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三个月之久，在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红军右路军长征北上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该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许世友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备尝艰辛。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三次过草地，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他到达陕北后，他进红军大学深造，投入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挥师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同志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十月，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同年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进军冀南。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同志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俘八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史称香城固战斗。1939年秋入华北党校学习，一九四〇年九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同日、伪、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斗争。一九四一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一九四二年二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十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打得敌人心惊胆寒。一九四五年春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许世友同志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他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下，率四个纵队又两个师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等重大战

许世友和战士谈话

役，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五大主力”的王牌军队74师。毛泽东说：“陈毅打孟良崮，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可见许世友在孟良崮战役中的地位。

　　许世友接连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店）周（村）、昌（乐）维（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率部进军津浦路，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即青战役、长山列岛战役，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同志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同志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扬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他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这个战役在朝鲜金城地区突破敌人防线，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归国后，许世友同志1954年2月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

许世友接见来访朝鲜军事代表团

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当时共授予55人上将军衔，后又增加王建安、李聚奎同志），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9月，许世友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

蒙难

　　1966年11月，北京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许世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

　　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他认定北京有奸臣，第一奸臣就是张春桥。这回毛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路上被他害了怎么办?

　　许世友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许世友打拳

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了。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许世友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被江青点名打倒。1月11日，贺龙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黄克诚、王尚荣、袁子钦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贺龙、李达等被公开批斗，聂荣臻、徐向前也“榜”上有名。7月底，总后大院召开5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20多名军队高级将领。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下。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他们就赖在墙外。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许世友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间大厅，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

　　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傅崇碧跟元帅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

　　傅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

许世友和西哈努克亲王瞻仰中山陵

　　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

　　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

　　他无奈地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

　　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

　　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都惨遭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8个孩子中4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军事家许世友练武(16张)

　　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

　　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

大界长歌供图

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 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好家伙，竟敢武装对抗造反派。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别看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1967年8月，南京借批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东风”，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许世友和毛主席在一起

　　自从“文革”以来，许世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

　　表面看许世友是大老粗，直线思维，实际上心非常细，警惕性非常高。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杀后，许世友的警惕性更高了。医生用压舌板给他检查口腔，他以为是凶器，甩手就走，连病也不看了。许世友在住宅大院的东北角设计了一个两层“炮楼”，整个院子都在眼里。196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革”动员会。平时开大会，许世友总是念一两页稿子就扔开，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官兵的欢迎。这一回，他原原本本地照着稿子念，念完后马上闭嘴，不再多说一句。

　　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叫陈锡联跟他讲。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三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没事，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子。

　　1968~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

　　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许世友视察苏北农村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首先向许世友吐露自己的想法，并要求许世友出面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1971年夏季，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南昌，给他讲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

　　1971年九月中旬，毛泽东半夜电召许世友来沪，许世友的出现，使林彪小舰队阴谋加害毛泽东的罪行计划完全破产。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1973年底，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4年1月，许世友参与指挥了西沙自卫反击战。

临终

邓小平许世友珍贵合影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病逝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1岁。

　　许世友的遗愿是和母亲土葬。早在毛主席当政时，他就拒在火葬协议上签字。对许世友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就这样，特殊的将军含笑于九泉。

编辑本段生平趣事

　　返旆　　1978年，针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联操纵下无止境的侵略，邓小平再也不能容忍了。年底，这位曾和刘伯承元帅指挥过中原大军的老军事家，迅速调动大军。1978年11月底，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22.5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解放军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缺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许世友重上战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其指挥东线兵团大显神威。　我东线当面为越军第一军区，部署有陆军11个师另9个旅/团。成两线配置。第一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广大地区，部署6个师另6个团。其中，325B师位于先安对越战争1地区，338师位于亭立县太平地区，3师和473师位于谅山地区，304师位于北山地区，346师位于高平地区，广宁省43团位于芒街地区，244团位于河浍县地区，576团位于茶灵地区，49团位于保乐地区，另外在边境各县各有一个独立营。第二线为河北省和北太省地区，部署5个师另3个旅/团。其中312师位于太原地区，431师位于慈山地区，327师位于东潮地区，329师位于鸿基地区，242海岛守备师位于锦普地区。河北省196团位于谅江地区，38旅位于东幕地区，98团位于陆岸地区。此外，越军中越边境一线有27个公安屯，我钦州地区防城当面6个，南宁方向13个，百色当面8个。公安屯小的几十人，大的百余人，下辖1－4个机动班及侦察组，群众工作组，后勤组等。越战略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军在河内地区。

　　东线战斗第一步战斗重点为高平地区的越346师和位于谅山，同登的3师。346师又称“高北师”，师部驻高平南俊，下辖步兵246团，611团，851团，炮兵188团。其中246团是师主力，又称“新潮团”，抗法战争时期组建，当时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曾担任越共中央警卫任务，参加过边界战役和9号公路战役，擅长运动袭击和防御作战。越3师又称“金星师”，师部驻谅山及以南，下辖2团，12团，141团，炮兵68团，该师原驻南方，1976年6月调至陆难陆岸地区，隶属第一军区，战前调至该地，该师及141团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12团是该师主力，曾获“英雄团”称号，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各级干部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

许世友将军墓 (15张)

　　我东线兵团编为北集团、南集团、东集团和机动集团共1个集团，于1979年2月17日分14路进入越南境内，3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歼敌独立营，向通农前进，助攻部队正在茶灵方向与敌激战，呈胶着状态，一线尖刀部队陷入苦战。南集团突破布局关，歼敌独立营，43军坦克团3小时（11时）进至东溪，14时48分42军126师378团杀到，18时376团也与坦克团汇合，巩固了东溪防御，43军坦克团脱离步兵掩护，单独防御东溪3小时，显示我军步坦协同问题较大，如果不是越军处于被突破初期的混乱中，该团处境堪忧。水口方向已夺占大桥，并架好骡马桥。东集团突破同登。

　　当我主力穿插部队通过那冈河逼近东溪时，越军17日下午扒开东溪以东山区水库，造成纵长800米，宽约70米，泥水深1米左右的泛滥区，这是南集团、军区前指没有料到的（这反映我军对越情况了解不够，事实上，部队是一边向前进攻，一边侦察敌情）。军区急调工兵2团三个连，两个民兵营和700民工紧急抢修。另决定部队改由水口大桥通过，经过复和县城，上靠松山，进入四号公路，追赶徒步进攻的步兵部队。但事实上水口作战部队并未打下复和县城，穿插路线上的要点还控制在越军手中，原担任该地区作战的部队无法继续攻击上述地区和要点，一部分部队被越军击退。军区前指果断命令19日到达龙州的机动部队在水口、复和地区加入战斗。我机动兵团体力充沛，战斗作风顽强，乘汽车成两路纵队边打边进，立即攻打平江架桥地区周围要点。舟桥84团1个营冒着敌人炮火顽强作业，先后付出20余人的代价后架起了浮桥。此时被堵在班翁水障的部队迅速沿水口、复和、靠松山、四号公路向高平城开进，然而临时改变进攻路线，曲折迂回，一路白白浪费一昼夜时间。

　　机动兵团在打通四号公路的强攻中，部队付出了许多无谓的代价，特别是搭乘坦克的步兵部队，一路上更是横遭惨祸，一些部队为了让搭乘步兵不被甩下坦克，竟然用背包带将士兵固定在坦克上，结果导致穿插部队遭袭击时步兵不能及时下车作战，几乎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些士兵至死还捆在坦克上，惨不忍睹，笔者在军区内部记录片上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我军搭乘步兵的坦克部队在一个山口处遭敌反坦克混合部队伏击，狭路相缝，首车被击毁，第二辆坦克接着上，前仆后继，路边一辆被击毁的坦克上四名战死的战士临死尚不瞑目，姿势几乎一样，一根背包带将他们的身体紧紧绑在坦克上。

　　在高平战区执行穿插的两个部队展开了异常艰苦的挺进，“高山下的花环”已经非常形像的为大家展现了其中的艰苦，事实上，穿插部队饱受的磨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定一昼夜穿插到位，合围高平越军，实际上穿插四昼夜，期间穿插部队首长为了按时穿插到位，一路不与军区电台联系，以至于许世友司令员大发脾气，战后全军通报批评。其实许将军并不了解四野部队的战斗作风，其实即便与军区联系上了，军区又能给他们什么支援，为什么战前不仔细勘测地形，精选突破地域，为什么战前竟想不到敌人可能破坏道路，扒开水库，为什么因循守旧，拼死去强攻敌重兵守卫的水口，布局关，而不迂回绕过，就好像西线杨得志兵团避开老街正面从两侧插入敌后，虽然夺取时间较晚，但伤亡小，为什么战前对敌情的了解往往与事实不符。为什么没有料到敌人会在我军迂回穿插道路上大量布雷，标定火力打击诸元。事实上一些穿插部队是被越军火力打垮的。一句话，打仗想当然，用老经验套新情况，参谋军官老化，不知己知彼。

　　2月18日，越军发现我穿插部队，急调346团，851团2营、3营9连，特工20营和一个冰雹“反坦克火箭炮兵连”进占高平以南博山之651、526、490高地，企图阻挡我军南集团穿插部队，掩护主力撤退，19日我南集团先后战穿插路线上的地雷阵、竹签阵、人工断壁，突破层层阻击，歼灭了上述越精锐阻击部队，其中缴获的越军苏制冰雹反坦克火箭弹现在还陈列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2月20日，我南集团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高平市区，至此南集团穿插部队基本到位。就在南集团穿插企图被越军发现的同时，我北集团的行动也同时被越战区指挥官判定为是穿插迂回。客观的讲，越军对我传统的中间突破，两翼迂回包抄战术的理解决不亚于我军。越346师急调一个连乘汽车抢占天险安乐，企图迟滞我北集团快速穿插部队推进速度。

　　我北集团快速部队由坦克团1营及搭乘的67团2营组成，从通农出发，向河安方向前进，直插扣屯，控制扣屯要点，造成尖刀突破的有利态势。67团主力随后跟进，2营主力当日在安乐地区与越军乘汽车阻击的一个连遭遇，该营及时请示，越级上报军区前指，许世友司令员下令歼灭之。但由于当时三军不佳的通讯指挥系统以及业务人员缺乏训练，传到下面走了样，竟成了原地组织防御，结果尖刀部队没有及时完全占领扣屯地区。

　　我北集团第一歼灭目标越852团，经过扣屯以南公路溜出重围。而当时由于情报不准，以为越852团在班庄。这支部队劳师费时，翻越重重大山，进入天奉大岭时遭敌阻击，道路被毁，前进受阻。至此，我北集团穿插迂回高平敌西侧后的战术企图归于失败，高平敌军只有由南集团歼击之。军区前指另调机动集团龙州旅从西面避开越军阻击，会攻高平城，此时班翁水障经过我工兵、民兵抢修排水，终于在31小时后能够通行，前运后调趋于正常，后勤供给重新畅通。

　　2月24日，龙州旅，南集团准备就绪，东西南三面会攻高平，由军区吴忠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前后7小时激战，25日0时25分占领高平省城，但歼灭之敌只是掩护部队，越346师下落不明。25日，前指下令各部分段清剿扫荡，由南北集团组成铁臂来回搜索清剿，机动集团寻歼346师师直及指挥所。2月26日至3月上旬，346师及地方残余部队基本被歼灭，但没有发现346师指挥机关，估计已经逃出合围圈。

将军雕像

　　东集团2月17日－23日奋战同登，发扬我炮兵火力优势，全歼当地越军全部，创造东线第一个歼灭战范例。2月27日，东集团加强部分师团，进至谅山外围。7时50分进行10分钟炮火急袭，8时各步兵分队展开。29日扫清外围，3月1日9时30分集中300门火炮，30分钟落弹几万发。当时许世友已经打红了眼，亲自下令“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事实上何止许世友打红了眼，东线饱经磨难、血染征衣的各参战部队早就已经是地煞星附体，怒火三万丈了，命令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了。

　　越军自河内增援最精锐之第308师向谅山展开逆袭，并使用化学武器。3月4日，308师被我军击退，我军攻克谅山。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国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

编辑本段人物年表

　　1905年2月28日，生于湖北麻城红安交界的麻城县乘马岗区一个农民家庭（后来毛主席主张由麻城红安河南划出一块地称新县）。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

　　1920年，入吴佩孚部队当兵。

　　1926年，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8月任第1师1团连长。

　　1927年3月，任武昌湖北省防军第1师1团招兵委员。

　　1927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大别山区红31师2队班长。11月参加黄麻起义，任红4军31师5队排长。

　　1929年，任31师1团1营连长。

　　1930年，任红4方面军12师34团团长。

　　1933年7月，任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后任红4军军长。参加了长征。任红4方面军骑兵师司令员。

　　到达陕北，1936年11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8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1939年6月，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

　　1939年10月，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0年9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

　　1942年2月，任山东纵队参谋长。

　　1942年，任胶东区党委委员、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区党委委员、胶东军区司令员。

　　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党委常委。

　　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9年12月-1954年8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1951年1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委书记。

　　1950年-1953年4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1952年12月－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1副书记。

　　1953年4月－1954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

　　1953年7月－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1954年2月－1955年3月，任华东军区第2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3书记。

　　1954年10月－1959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3月－1973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3书记、党委第2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

　　1959年9月－1978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1961年2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68年3月－1973年12月，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3月－12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年12月－1973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

　　1969年4月－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1982年9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73年12月－1980年1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1书记（1974年4月起）。

　　1982年9月－1985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第1－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1、4、5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12中)委员，第9－11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2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1985年10月22日，在南京逝世。

著述

　　《我在山东十六年》、《我在红军十年》、《许世友回忆录》等书籍。

修奥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