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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2-04 13:38:13
从左派右派之争看特朗普上台后的西方局势（中）
作者：暂无
来源：《坦克装甲车辆》2017年第14期
上期我们谈到美国社会的左右之争越来越表面化和激烈化，这种现象也体现在美国总统大选之中。盘点之前的美国总统大选，我们会发现对阵双方在竞选策略上都是采取趋向中间而兼顾一边，比如说共和党虽然是保守派或者说右派，但其竞选纲领一般都是更靠近中间而略偏右的，而民主党也是一样，也是靠拢中间，这样做是社会现实使然，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是白人群体的中间派、温和派。
而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发现局面和几十年前截然不同，特朗普竞选的招牌特色就是其毫不妥协的政治倾向，而其对手民主党也是如此，连过去根本就不可能进入最后竞争的桑德斯，这种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西方极左派也能对希拉里造成巨大冲击，险些成为代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在于如今西方社会社会思潮的矛盾日益极端化，整个社会开始撕裂，社会意识形态分布从橄榄形变成了哑铃型，大部分人口现在集中在观点严重对立的两边而不是中间。这种局面下靠弱化自己的立场已经无法争取到多少中间选民，反而会失去大量有着强烈政治倾向和诉求的基础选民。所以特朗普才会毫不在乎其言论会激起美国社会广泛的争论乃至斗争。
事实上，现在世界范围的左派与右派之争，关于政治正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严重对立，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左派和右派的极端骨干负责理论构建，而是由占大多数的中偏左和中偏右负责选票，现在斗争双方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在了相距甚远的两个平台上，在两个平台之间是一条很难填平的鸿沟，在可预见的未来想要实现总体认同和融合已经不太可能。
之所以这种对立会如此尖锐，根本原因是在缺少明显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人类社会内部在争夺政治主导权和资源分配的斗争中，主要依托意识形态的竞争来表现。人类历经千年总结出的、可以称为常识的文明规则，固然为当下的世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富足，但是人类日益觉得原有的规则还不够“道德”，于是根据新时代的利益诉求而将这些常识破坏的千疮百孔。
我们从左右之争的角度，简单分析一下特朗普上台后其执政情况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演进。
关于文明的边界
民主是有边界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引申开来也可以说，文明也是有边界的。不同的文明体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相对于外部世界必须有一条界限来维护其内在的文明秩序。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各种边界都会错动，但边界显然不会消失，而这个边界该设在哪里，怎样设置就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文明体在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塑造起了文明富裕的内部生活后，就必然会吸引周边各种发展程度的人群涌入，从古至今这都是必然的。而在这个时候，如何来限制和筛选进入这个文明体的新成员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边界更接近于细胞膜而不是一堵不开门窗的高墙，因为它并非为了彻底阻绝，而是为了实现对流通的控制。左派和右派矛盾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界定这个边界的范围和强度。
古代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的左右派概念，但是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却是从未停止过。比如李唐政权在击败东突厥后，对突厥等民族安置就有一场朝堂上的辩论，当时的温彦博主张将
内附的突厥等民族安置在黄河以南，给其财富和教育加以感化，而魏征则坚持认为同化是不可能的，应该将他们安置在北方保持监视和军事压力。而唐太宗最后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突厥部众迁入黄河以南定居，而其贵族则大批迁入长安。若干年后李世民曾对侍臣说：“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到百年后河北地区的胡化使得该地区对唐朝中央政权的认同感降低，不过此时边境事态已成，想改并不那么容易。
由历史可知未来，为什么文明体必然需要有边界？因为文明体最核心的是其内部的制度、规则和共同的文化记忆，而这些东西只有当人们都“认”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一个汤姆和一个麦克都自然而然地将荷马、凯撒、富兰克林、海明威当作自己的文化源流和血脉根源，但一个汤姆和一个易卜拉欣就会觉得互相之间是鸡同鸭讲。很显然，当认同的人全部换掉了，那些需要被认同的制度、规则、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而随之消失，基于这些制度、规则的文明也必然会随之逝去，就如历史中古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北非地区原本是属于古希腊古罗马主导的地中海文明圈，像迦太基、亚历山大、以弗所、叙拉古、拜占庭乃至罗马城都是同一个古典文明天空下闪烁的群星。但随着被伊斯兰化的阿拉伯人征服，那里现在的文化和征服之前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除了一些风沙侵蚀、被战争摧毁的遗迹和博物馆里的展品。
汤姆有汤姆的规则，易卜拉欣有易卜拉欣的规则，当双方隔着一条边界时，各自就可以用自己的规则来组织生活，当边界没有了，那么最终就必然是双方比人数，谁的人多听谁的。当然，有人会说互相包容，但问题就在于“互相”二字，如果是前者包容了后者，而后者从没想过包容前者会是什么情况呢？那也只能是继续比人数了，前者人数暂时还占绝对优势时，这种基于单向包容的和平共存还会继续维持，而一旦后者开始占据优势，那么前者就将只有两条路可选：投降或者死战到底，除此别无生路，可问题又是那么直接地打在脸上，选后者的人早干嘛去了？
现在西方文明的问题就是满腔崇高使命感的汤姆、麦克们占据了大多数，他们觉得现在是一个需要马上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世界上的人们都已经无所谓是麦克、易卜拉欣还是阿方索或者鬼脚七，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均质化的、原子化的“人”，而不在乎他们来自哪里、信奉什么。谁要是深究这个，那是绝对政治不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著名学者亨廷顿连续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等著作，表面的学术研究背后是深深的历史忧虑，他已经洞察了美国内部随着族裔改变而产生的国家认同上的裂痕，一句话，麦克和阿方索、奥萨马、鬼脚七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终究是不同的，要想让这些人都变成认同美国的美国人，需要将这些新来的成员打散融入现有这个社会，并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把他们全部纳入其文化教育中去。可问题恰恰是尊重个人自由和互相包容的现有规则决定了华人会组成唐人街、阿拉伯人会聚居在穆斯林社区，在这些小气候里，一个华人移民甚至可以一辈子不说英语都能很滋润地活下去。
亨廷顿实际上也深知自己无法逆转这个历史潮流，而只能将一些话说得很隐晦，不然他也会成为左派围剿的猎物。当然即使如此，亨廷顿当年所受到的攻击也是十分猛烈的。实际上抨击他以及边界的人往往都没搞懂一个问题：之前美国广泛的、无限制的纳入移民，基本是在一个文明的边界之内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管这个移民是来自英格兰、爱尔兰、巴伐利亚、西西里还是波西米亚，这些人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是类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最低限度上他们也是可以互相对话的，当这样的移民占去了大多数后，即使有少部分来自台北、泉州或者西贡、加尔各答的移民，美国内部的认同问题还不会太大，而一旦将这种边界之内的经验扩展到彻底无视边界的概念，那么问题就会来了。
说回到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局面，我们看特朗普急于兑现的竞选中的几个核心承诺：首先在南部建造高墙阻挡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其次签署行政令开始减少对那些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以督促部分地方政府配合联邦政府排查和驱逐那些犯过罪的非法移民；然后还有“禁穆
令”，暂停部分恐怖主义猖獗国家的赴美签证。其实这总结起来全都是和边界有关，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但核心都是重塑让美国之所以是美国，这直接关系到文明体内部成员的安全和福祉。可以说，特朗普做的，也正是压抑在亨廷顿心底的而一直没敢坦率说出口的。
美国的左派则对此作出激烈对抗，比如由民主党控制的一些州和大城市公开宣称要长期作为非法移民的庇护城市，在这些地区，不许核查人们的非法移民身份，当地警方也不会配合联邦政府驱逐他们的行动，哪怕这些都是犯过罪的非法移民。这些地区甚至还在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出主意，教那些非法移民如何对抗联邦执法，如何不被遣返，很有些让特朗普陷于人民战争中的势头。
对于特朗普的“禁穆令”，美国的左派势力则选择了在洛杉矶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进行阻击，我们知道加州曾经是共和党前总统里根的“龙兴之地”，但如今随着移民涌入造成的居民结构的改变，现在这里已经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事实上不管是从移民数量，还是其外向型的文化科技产业等角度，这个州不“左”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个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左”更是全美闻名，其在过去创造了一个绝非值得骄傲的记录：其所作出的判决有一大半被联邦最高法院所推翻，要知道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长期保持了四个保守派、四个自由派和一个中立偏左法官的格局，能让这个中偏左的法官也不得不将其大部分判决否定，可见其倾向性之强烈。但这个法院作为代表加州及其它多个州众多左派民意的机构，必然会长久保持其极左特色，继续不断出台一个又一个神奇的判决去撼动文明世界的根基，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看到这类戏码不断上演。那么之后随着特朗普的“禁穆令2.0”版出台，马里兰州、夏威夷等多个州的法官以及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也都对此提出反对，而特朗普政府对此作出的反击就是要将其拿到联邦最高法院进行裁决，虽然特朗普已经提名了一个保守派法官进入联邦最高法院，但这必将是一场旷日持久、变换花样、不死不休的斗争，因为这不是表面的一条总统令，而是各自理念的激烈交锋。
我们真正摊开问题来看，会觉得美国正在上演比美剧更具想象力的闹剧：国家不能核查在本国内游荡的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一个人虽然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事实上他以前和这个国家没任何关系而只是现在“进去”了，就可以享受到比当地居民还要好的福利待遇……这一切会让我们产生幻觉：这到底是谁的国家？其实这种幻觉的根源就在于这个国家的边界虽然存在，但却被异化了，也就是说，本来内外有别指的是一个系统的内部成员享有更好的保护和待遇，但顺着美国左派的思路，最终的结果就是让那些原本属于外部的成员也许比内部成员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更周全的照顾、更好的福利。边界的异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异化，而社会一旦陷入这种倒错的秩序之中，就像树木失去树皮，细胞破损了细胞壁一样，在未来必然会逐渐陷入混乱和功能衰竭。
当然，这种奇特的政治倾向是在一个政治上很正确很崇高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个口号就是包容，而包容则与我们所说的边界是相辅相成的概念，所谓包容不就是要首先打破界限和隔阂嘛！
其实就如利用基准分计算各国的综合国力一样，无限制的包容会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变迁走势，是可以进行大致计算的，比如对于来自各国或地区的移民，可以将其对美国现有制度和文化的接受度打一个从+1～-1区间内的不同数值的系数，+1代表迅速融合于社会并提供正面的价值，-1代表的是抗拒乃至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们将这些不同的移民数量乘以其加权系数，可以很容易就算出来在这种接纳下最终的社会效果，像美国早期接纳来自英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地区的移民，这些人口的融合系数都是正的，随着人数增多美国是在迅速变强，而假如其社会容纳了太多的不包容原有移民文化的新移民之后，随着最后的计算数值不断向零靠拢乃至变为负数，左派们所高喊的无限制包容也必将和曾经提供这一切制度的文明一起在铁血与烈焰中化为灰烬。
当然，现有的政治气氛下，美国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计算，因为他们不敢，任何一个敢于这样去思考问题的美国学者、教授或者官员都将被媒体、学术界和教育界全面围剿，丢掉工作、失去合约乃至连家人都遭到歧视和围攻，这些全都不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哪怕研究了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沃森教授，就因为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他很忧虑西方的制度是否能在非洲行得通——因为非洲黑人的智商低于白种人和黄种人，就被学术界全面围剿排挤，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到最后需要拍卖自己的诺贝尔奖牌来补贴家用。
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遇到的阻击是十分猛烈的，他现在堵枪眼的举动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很难说，在失去基督教信仰之后，西方文明体内部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事明日再说的彻底唯物观下，滑向被自己的道德感陶醉的温柔乡的趋势基本难以遏止，美国已经千疮百孔的边界会在多大程度上被特朗普糊上，还很难说，只能说，再观察一阵子。
关于代价与自由
说了高墙，我们接着说代价问题。特朗普上台后立即开始调整美国的预算，我们知道奥巴马上台八年，美国创造了多项并不光彩的历史第一。首先是他成为第一位任期内美国经济增长率从未达到3%的美国总统，再一个就是美国的国债从大约10万亿美元增长到20万亿。这份成绩单让即使是民主党的铁杆左粉也羞于提起。有些人可能会说奥巴马上台时正赶上次贷危机，这当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次贷危机因为及时的救助和控制行动，并没有蔓延到实体经济，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受到的冲击都是有限的，而美国经济也是在几年内就恢复增长了。而且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在页岩油气开采上取得革命性突破，短短几年时间，美国的天然气重新超过俄罗斯跃居世界第一，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也从2007年的2.6亿吨迅速增长到接近5亿吨，已经与沙特或者俄罗斯产量相当了，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的产业环境和贸易平衡。同时美国还大幅度削减着军费，其基础军费在其任期末已经降低到5?000多亿美元，要知道现在美国的GDP接近19万亿美元，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GDP还是5万亿美元时，里根政府开出的军费就已经是3?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这种军备负担极度压缩，油气产业自发膨胀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治下的美国平均每年增加一万多亿美元赤字，却只得到百分之一到二点多的增长率，你说奥巴马把钱都花哪里去了？
其实奥巴马政府秉持的是典型的左派大政府理念，其任期内一方面不断增加税收、发放国债，把财富从社会手里抽出来捏在自己手里，一方面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把钱花出去，必然是扩大政府增加雇员，而增加的雇员肯定会尽可能保证非洲裔、拉美裔的比例，同时他推行的《医保法案》为社会底层贫困人口、非法移民和难民增加福利都需要花去大把的钱。中国古人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高人的技能并让其有机地融入社会生产体系才会真正让人富足，而这种单纯的把钱分下去必然是效率很低的，结果也就只能是钱花了很多以至于债台高筑，但经济增长却始终半死不活。
特朗普政府花钱的方法显然和奥巴马有诸多不同。首先其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这也算是美国共和党的传统特色了。这个问题追溯分析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共和党政府喜欢建设军队，而民主党政府则喜欢使用军队。说起来，大家可能都记得一个典故，《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4节有一段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而由清教徒立国的美国一向认为自己就是以文明之光照耀世界的山巅之城，这点民主党和共和党是差不多的。
两党在政策上是有区别的，民主党左派所想的是，我们既然是最好的，那么就将这山巅之城的模式复制到世界各个角落，将大家都改造成美国那样的，然后自然就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和平与繁荣了。而共和党所想的则是，我们既然是最好的，那我们就好好保护住自己，让那些想学我们的都跟着学就是了。
但两党的政策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互相之间都有继承，但基本倾向还是很鲜明的。共和党显然更倾向于双边外交乃至单边行动，倾向于只和单个的外交对手就具体的利益纠葛谈判，对具体的外部威胁做出明确坚决的反击，如里根政府坚持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老布什政府果断地主导了一场海湾战争打垮了威胁海湾石油供应的萨达姆政权，小布什面对9·11恐怖袭击立即组织全球反恐战争。民主党则主张多边外交，要把权力更多地交给类似联合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外部国际性机构来处理外部事务，美国所要做的只是将其自身成熟成功的规则经验先灌输给这些外部组织加以塑造。
分析了美国两党两派对外部事务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理清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政策转向。对特朗普上台后立即要求国会增加540亿美元军费，也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十分之一，就不难理解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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