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马甲”的危机切割术

作者：郎遥远 2010-07-17 14:42:14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中国官场问责制最近新添两个特例。其一是，江西丰城卫生局官员因在抗洪期间分批外出旅游，置灾区群众生命安危于不顾，到上海世博会优哉游哉看西洋景去了。当地纪委监察部门作出处分，局长被问责免职成党委书记。其二是，江苏滨海封杀论坛而臭名昭著的教育局长，不被问责，反而因其招商业绩拟提拔为更重要的职务。

卫生局长被免职成书记的问责儿戏，已让网友大跌眼镜、笑掉大牙，继而口诛笔伐。而封杀论坛的教育局长，蛮横剥夺公民表达权，漠视民意，严重违宪，其执政理念和应对危机水平备受公众抨击。在昨天由人民网发布的“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上，滨海教育局封杀论坛事件醒目地位居榜末。红色警戒表示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理应问责。不知这位局长大人的仕途会否因此而亮红灯呢？

问责制的启动，被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中南海政治文明的转折点。近年来，官员问责的热潮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一系列密集的问责事件之后，“引咎辞职”成为街谈巷议的高频词汇，而“撤职”、“免职”这些曾经让人觉得刺眼的词，也在一波又一波的“问责风暴”中，逐渐被公众所熟知。问责制重新点燃了社会大众对中国整肃吏治的新希望。

然而，在官员问责制深入人心之际，“假问责”、“问责秀”等负面报道也不断浮现，各种“官场马甲”屡见不鲜。不少过失官员在问责落马后，潜水静默一段时间，往往都能穿上合法的新马甲，很快便能官复原职或异地升迁。所谓问责，常常是为了暂时平息民愤或者转移公众视线，风头一过就会复出。“问责制”因此沦为应付民意和舆论监督的虚设制度。许多重大公共事件被免职的官员，纷纷悄然复出，使得一度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官员问责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给社会大众对中国整肃吏治的期许泼了一盘冷水。

实行官员问责制的初衷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惩戒失职；二是加强责任。把当事人撤职，缓解一下社会情绪，待风头过后官复原职，或者异地任职，这种“官场马甲”和“避风头”式问责，是对问责制的虚化、异化、弱化和淡化，与官员问责制初衷相去十万八千里，更使问责蔫巴无力。问责如此不严肃，不仅违背党心，伤害民心，更将损害中共执政之根。

每一次问责官员的很快复出，都会引起社会公众的躁动不安和广泛热议。有人发帖批评：“问责制成了‘蚊蛰制’”。问责像被蚊子叮咬一样不痛不痒。之所以官场“蚊蛰制”频现，是中国当前问责制度本身的缺陷所致。曾有法律专家认为，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关于问责制的全国性法律，对官员进行问责主要依据党章和《公务员法》等相关规定及地方政府法规。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法律位阶较低、问责标准不明确，而且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形式和问责程序等方面严重缺乏统一性。因此，中国问责制法律化迫在眉睫。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和规范化，使官员和普通百姓对问责条件、问责过程、问责结果等各方面规定一目了然，从而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维护自身权益。法律专家还认为，目前对官员的问责常止于“党纪处分”或“行政处分”。这类处理结果与一些事故的严重程度、伤亡损失程度极不相称，难以使公众信服。因此，问题官员如果触犯了刑法，不仅负有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也要承担起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才能真正平复受害者和广大群众的心理，也对其他官员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

诚哉斯言。然而，问责制度的瓶颈果真卡在问责法律化吗？

否也。问责制度成为避风港，根本原因在于权大于法的封建专制政治遗毒。当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问责谈何法律化？法律化了又有何用？制定出一部中国官员问责法，就能刀剑出鞘，所向披靡，让过失官员循规蹈矩乖乖就范吗？中国那么多法律，哪一部真正焕发出法律应有的尊严和威严？以党代政或党法不分，官本位思想和权力滥用成为实现中国司法独立的最大绊脚石。国家法律尚且如此一副软骨头，问责制度更难免成为一团和稀泥了。

中共党内曾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要始终坚定地摆正党和人民的关系，对那些因为工作失误或腐败而受处理的下台同志，要具体分析，正确对待。按照“讲政治”的原则，那些留党察看的下台干部，只要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就是党性强，就仍旧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在反腐败斗争中下台的同志，要注意分清延安和西安，只要他们忠于党，就是发生在延安的腐败，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就要留出路，为他们创造条件，争取尽早重新使用。”

官员腐败分为延安腐败和西安腐败，也许是世界反贪史上的创举。官员问责自然也因此有延安和西安之分。党性强的过失官员，就采用延安派的官员问责，处理方法就是公众常见的避过风头照常复出甚至升迁。而西安派的腐败，当然是指不忠之异己力量，必将以黑恶势力之名予以彻底铲除。

问责官员如同水里压不沉的皮球，根源即在此。

我不明白的是，贪官犯罪还有何党性？党性是三个代表，还是一种奴性？

我不明白的是，作为一个情系全民、权谋全民的执政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应该只有一个中国派，哪来西安派、延安派之分呢？难道党所代表的不是全民利益，而是部分人集团利益？

我更不明白的是，为了巩固统治而宽容党内腐败分子和过失官员，得到的只是一小撮失德失范官员的摇尾乞怜，失去的却是亿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江山社稷，民心载舟，孰轻孰重？

在问责制成熟的现代文明国家，问责与事件影响大小和民愤没有多大关系。问责制的有效运转，依赖的是“失职就必须担责”的执政责任伦理驱动，依赖的是“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执政理念和民主精神。政府及其官员对公众负责，接受公共监督。它是一个责任体系，政府及其官员在其中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还要担负道德伦理责任；不仅要对直接过失官员进行惩罚，也要对上级渎职失察官员问责处分，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全面透彻的“交代”。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必有一个问责严肃的执政党。

政治若无民主，问责必无厘头。

中国官场马甲的危机切割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