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未曾中断的原因探析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各自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古希腊文化毁灭殆尽，唯有崛起于东亚大陆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在坎坷跌宕中延绵发展数千年，经历改朝换代，分分合合，却始终未曾中断，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在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中，不仅未曾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体系，被世人称为“神秘的东方文化”呢？ 

　　 第一，“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从地理环境看，大中华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之中：一面临海，三面是高山险阻，由此造成了华夏人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人们不求对外的开拓发展，而只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的生活方式，以及讲究个人的自我完善的道德生活。从社会性质看，古代华夏是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逐步向外辐射，形成家族、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亲情编织起来的，道德伦理就成为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首先必须遵守的，也是自觉遵守的、高于一切的标准，从而形成华夏人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心理。

　　正是由于这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了华夏族社会独特的、稳定的生存系统，与此相适应，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显示了鲜明的伦理型特色。它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重德求善的伦理价值取向的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性质造成了独具一格原始信仰—— “敬天法祖”。而这种“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在六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衍生出以下观念：

　　其一、宗法观念。中华民族自从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繁衍生息之日起，就产生了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以部落神、氏族英雄人物为崇拜对象，相传燧人发明用火，伏羲发明家畜驯化，炎帝、神农发明种植、医药，黄帝是发明舟车、宫室、衣服等器物制造的神，还创制了文字。他们是人，也是神，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往往是氏族领袖死后被尊为神，受到本部族的祀奉。

　　在古代祖先祭祀与天帝信奉相伴相随，纠结在一起。随着部落组织形式的日趋完备，上帝的轮廓、形象逐渐形成，也日趋完整。祭祖先，敬天神，二者紧密纠结胶固，凝为一体，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的宗祖观念。

　　宗祖观念的核心是“孝”，它是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并且通过宗祖神的崇拜和祈求保佑家族繁荣而表达出来，以此维护家族内部的团结。

　　家庭或家族成员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并有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作为家长的父亲，享有绝对的权威，有权支配子女，子女对其有尊敬和服从的义务。《尚书．酒诰》云：“肇率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小雅》亦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孝”这一道德观念，主要是用来维系宗法制度的，周代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大宗”、“小宗”的宗法制。由此看来，“孝”就不仅限于家庭伦理范畴，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已扩大到“小宗”对“大宗”的义务，并在政治上延伸为卿大夫对诸侯、诸侯对天子的义务。血缘上“追孝”、“尊祖”观念成为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纽带。于是，由家族到国家达到了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之后，孔子又在《孝经》中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把人放在了一个立体坐标中，一个人不仅要对当代家族的人负责，而且要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在老百姓心里，“忘本”、“没良心”、“败家子”、“数祖忘典”是最大的耻辱，而“光宗耀祖”、“德高望重”、“封妻荫子”、“流芳百世”又成为有志者的毕生追求，正是这种宗法观念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其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在秦汉以后，“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具体化为“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它使“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内容更趋完善化，它是宗教信仰，又是政治思想，更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到内忧外患，政权经过多次更迭，社会经过无数动荡，民族之间以融合为基调，也有过暂时的战争。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人民已习惯于在中央高度统一的政权下生活，因为大一统国家与国与民都具有重大利益：

　　（1）、大一统国家可以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比如说，国家统一，老百姓可以不见兵戈，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国家统一，可以借助强大的国力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调剂各地岁收丰歉，从而避免人民流离失所。

　　（2）、大一统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大国的综合国力办成大事。古代中国是个自然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之国，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除了供全家消费，所余无几。正是借助统一大国的高度集中，把分散、零星的少量财富集中起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如修长城、开运河、整治大河河道，进行重大项目的文化建设，修纂大的文化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战时还可以调动全国人力抵御外来侵略势力。

　　（3）、大一统国家吸引力强，便于光大中华文明。第二周期秦汉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第三周期的隋唐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第四周期元明清帝国把大中华文明光大于欧亚大陆，乃至非洲。

　　（4）、大一统国家影响力大，即便分裂时期大中华文化仍占主导地位。第一周期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和东方六国都是华夏文化，逼迫西戎秦国首先把自己“华”化；第二周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出现了许多政权，华夏文化始终保持占主导地位的态势。魏、蜀、吴、两晋、南朝都是华夏文化，北方16国，更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不失时机地进行汉化改革；第三周期宋代出了程朱理学，辽、夏、金、元无不争夺汉族儒家名士，接受道教；第四周期清朝相对于元、明仍是分裂时期大中华文明圈内的一个大国，尽管其曾推行“剃头令”，搞“圈地运动”，但是，之后它也极力奉行程朱理学，搞“华、夷之辩”，以证明自己是正宗的大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接受、支持、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从诸子百家到佛、道、儒三教分别站在自己的宗教立场论证其合理性。从“三纲”、“五常”的言行中体现天理，宣扬忠孝是出自人的本性，不忠、不孝是违背人的天性，不但不能成佛、成仙、成圣贤，甚至也不足以为人。从孝敬父母作起，推及到孝忠祖上、祖先、祖国，形成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以尊祖、爱国、报恩、报国为荣，以窃国、卖国、篡国为耻。在老百姓心里，最臭的莫过于“汉奸”、“卖国贼”，可以说比骂祖宗八代还厉害。这类人不光个人被判了“死刑”，就连子孙后代也抬不起头来。

　　就这样，大一统观念促进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大一统国家又进一步光大了大中华文明，形成滚雪球式的良性运转，使大中华文明不仅未曾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体系。

　　第二，保皇的是儒家，造反的也是儒家。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与当时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太集中、中央统摄力还不够强大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秦汉以后，封建王朝势力强大了，上帝的统摄范围也扩大了，不但山川、日月，连人们的内心活动、意念善恶也要受宗教神学的管束。由皇帝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参与管理的有丞相、三公。但皇帝经常受到诸侯、后党、权臣的干扰，甚至发生宫廷政变，皇权遭到篡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社会秩序，汉朝以后，加强了儒学的教化作用。特别是隋唐两代，以科举取士，官方用考试制度强力推行儒教思想，凡是走这条路的士人都要系统地接受儒教思想培训，这对儒教的普及起了有力的作用。宋朝以后，儒教以教化力量巩固了中央集权，使它更趋稳定，故有权臣而没有篡臣。曹操在唐以前有能臣的形象，宋以后，曹操成为奸臣；唐以前，扬雄在思想界有较好的声望，宋以后，由于扬雄做过王莽的官，声望下降。

　　中国的儒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政教一体，皇帝兼任教皇，或称教皇兼皇帝。神权、政权融为一体，儒教的教义得以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谕广训”是圣旨，等同于教皇的手谕。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认可。中国皇帝即位，只要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诏书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教皇敕令的权威。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准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儒、佛、道三教同为古代传统宗教。唯有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然而，一旦皇权制度被废除，儒教也随着皇权制度一同凋谢。

　　历史证明，行政命令打不倒信仰，但政权是可以更迭的，儒教与皇权融为一体，所以才随着皇权的废除而暂时销声匿迹，这便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保皇的是儒家，造反的也是儒家。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但不能算政治家。儒学被后人宗教化后，既是学术，又是准宗教。它不仅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也能为被统治阶级反抗剥削压迫提供思想武器。

　　均平原则构成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和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均平原则是针对财富占有行为的一种分配理论，孔子对此有过经典阐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盖源于此。其实孔子的均平思想是对古代社会大同理想的描摹，也是体现其本人确立的“仁”学风格。“仁”是一种以普遍情感为基调的理论原则，它在分配行为上必然体现出和谐温馨，而不是巧取豪夺、毫不利人、专门利已。但孔子讲的并非绝对平均，他将“仁”、“礼”相互贯通，将平均原则寄于“礼运”之中，礼的实质是区分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在分配行为上应该体现不同等级对财富的不同占有，超越或低于起码的标准，那也是不允许的，是对礼制的践踏。因此分配行为应该是依礼而行，均衡有序，使贫富、贵贱之间差距不至于无限扩大。荀子也指出“制礼仪以分之”的目的，就在于“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壳禄多少厚簿之称。使夫群居合一之道也。”主张“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非礼不进，非义不受”。因此均平思想成为民族意识和分配标准，成为历次改革和农民起义的重要目标和理论武器。从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王安石提的“方田均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以均平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

　　农民起义、骚动、暴乱更是如此，“均平”始终是农民起义军最感亲切、最得人心、最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绿林、赤眉起义是因为“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赋税。”黄巾军的原发组织“太平道”宣称“人无贵贱，皆天所生。”隋末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发难，是由于山东地主是土地兼并及其严重的“狭乡”地区。唐未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均平”的旗帜，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南唐诸佑起义提出了“使富者贫，贫者富”的口号，宋代王小波、李顺起义明确提出“均贫富”。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纲领。

　　儒家不仅为造反大军提供行动纲领和鲜明的旗帜，还为造反大军提供了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秦末农民起义的队伍中，范增、张良、萧何、陈平、陆贾、郦食其、曹参皆饱学之士。

　　《明史•儒林传序》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意思是朱元璋虽然是个马上皇帝，但是在他的高级幕僚中诸儒占主要成分，在他兴兵造反、夺取天下的过程中诸儒功不可没。

　　 朱元璋一开始就注重网罗儒者文士。早在渡江前，他即已征用冯国用及其弟国胜、李善长等人，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明史》卷129《冯胜传》）。朱元璋进军滁阳，途经妙山时，冯氏兄弟“着儒服”来见，朱元璋谓：“若书生耶？试为我计安出？”国用曰：“建康，龙蟠虎踞，帝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卷六王世贞《宋国公冯胜传》）。朱元璋遂令其为幕府参谋，计议大事。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到军营求见。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卷127《李善长传》）。初谒朱元璋，即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同上），殷殷期其成为当今的汉高祖刘邦。朱元璋对他甚为信任，留在幕府掌书记。 

　　 渡江后，朱元璋更是大力罗致人才，“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刘辰：《国初事迹》）。至正十一年（1355），兵克太平，儒士陶安、李习、潘庭坚、梁贞等出城迎接。陶安，博涉经史，尤深于《易》，与朱元璋语，甚合其意，遂留参幕府，拜左司员外郎，从克金陵，升左司郎中；李习，自幼老成持重，治《尚书》，又旁通群经，攻性理之学，被朱元璋用为太平府知府；潘庭坚，元末用荐为富阳县学教谕，朱元璋任之为太平府儒学教授，次年取金陵后改为中书博士；梁贞，元至正中为国子监生，后由国子伴读授太平路儒学教授，见朱元璋时，所言辄援《诗》、《书》，被命为江南行省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取金陵，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各授官职。又因秦元荐而以书聘陈遇。陈遇，博通经史，尤邃于先天之学，元末为江东明道书院山长。朱元璋称其“学贯三史六经，博览兵书百技，才兼文武，实我良辅”（《国朝献征录》卷116陈镐《陈静诚先生遇传》）。他与朱元璋相见后，希望其“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明史》卷135《陈遇传》），被命筹帷幄，诸计划多秘不传。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徽州，召儒士唐仲实，问：“汉高帝、光武、唐太祖太宗、元世祖一平天下，其道何由？”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元璋深以为然（《明通鉴》“前编”卷一）。又素闻儒士朱升之名，遂“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大悦，命预帷幄密议，“大抵礼乐征伐之议，赞画居多”（《朱枫林集》卷九《学士朱升传》）。 

　　 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遣起居注吴林、魏观待访求遗贤于四方，以期使更多的儒者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这对朱元璋的思想及他的帝业之成功均有重大影响。 

　　近代更是如此，洪秀全、石达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章太炎、毛泽东本身就是儒家，而且是大儒、鸿儒、通儒。毛泽东曾经崇拜过孔子、陈独秀。他的许多政略出自《论语》，其革命理想也是孔子说的大同世界。

　　治世治国安民靠儒家，乱时打天下也靠儒家，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治乱兴亡，哪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儒家，这本身就是文明的继承。换句话说，在中国只要有儒家存在中华文明就不会中断，而中国的文人中，百分之九十是儒家，中华文明怎么办会中断呢？

　　第三，道家有“兴灭继绝”的功能。道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鲁迅先生(1881—1936)曾经断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李约瑟博士(1900—1995年)也敏锐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道学文化中既蕴藏着死而复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品格。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古代能接纳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这显然不是“严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于融汇异质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人们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以及能生能化，善于应变的长处。

　　 “反者，道之动。”说明道家的核心是革命的哲学。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大的社会变革，总是由道家首先发起对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旧体制的批判开路。从先秦的老子、庄子、列子，到近代的魏源、鲁迅都是旧社会的批判者，是革命的先行和旗手。

　　道学的策略思想是以曲求伸、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在士人被腐化，思想被扭曲，人民失去信仰时，道家以开放的思想体系和儒家自我封闭体系有着互补作用。每逢儒学走向唯心主义，成为僵化的“官文化”时，道家便对儒学进行补救。统治阶级既无创业的历史使命和事业压力，又抛弃了儒学德治思想的约束，逐渐成为“无道”。必然形成信仰危机。儒学道统衰弱，礼崩乐坏。而儒家刚性太强，“天不变，道亦不变，”、“士可杀而不可辱。”在这种情况下，道家发挥自己的优势，“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而起到对中华民族兴灭继绝的作用。（见第八章第二节）

　　“无”和“反”是《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道德经》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无中生有是创新，反其道而行之是改革。有了改革和创新就可以达到“兴灭继绝”了。道学主导的历史阶段是“国乱”（久乱）一直延续到强治周期段的前期。“国乱”（久乱）周期段，国破了，（皇）家散了——诸侯坐大，法、儒两家的招数都使绝了，不灵验了，因此导致信仰危机，出了危机怎么办？只有道学出来救驾。但救驾的方式不是助一臂之力，而是挂倒档，开倒车，返本开新，另辟蹊径，重开新路。

　　第一周期，当神学出现了信仰危机之后，圣哲把人、神、道德、天文和巫、卜相结合出了《易经》，这便是道学的根基。

　　第二周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夫子发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呼喊。然而，他并未做到，真正做到的是道家。道家在批判神学、天帝、圣贤的同时，以法家的面目出现，运用“法”、“术”、“势”，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政策和措施，最终实用武力完成统一大业。故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将老子和韩非子写在一起。

　　第三周期，东汉末年经学地位下降，道家的何宴、王弼将道学和儒学相揉合，创立了“玄学”。

　　第四周期，南宋时期，儒学危机时，朱熹融合儒、道、佛创立了理学。可以说是道家一次又一次地维护了中国的“道统”。

　　第五周期，从启蒙运动、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异教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儒学连续受到冲击，在这信仰危机、民族危亡的日子里，是道学在批判儒学的同时返本开新，敞开思想，对世界开放，实行“拿来主义”。实证主义进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进来了，新儒学复活了，古老的中国才又一次焕发生机。

　　道家的一个重要信条是“不为王者师，便为万世师”。在政局混乱的时期，一些有高深道学的人转而为师，如鬼谷子、文中子即是。他们是诸子百家中一流的、非常规的教育家。他们用改朝换代的帝王之术授徒课业，培养一批因缘时会、出入军机的人才，使之逐鹿中原，以求一逞。隋末天下鼎沸，文中子王通先生教出了魏征、李密、徐懋公等几个知兵领军的干才，他们都是扭转乾坤的命世之才。鬼谷子、文中子通过自己的学子达到了对国家、民族“兴灭继绝”的目的。

　　中华民族文化周期性的更新再造功能不是别的，就是“道”。因为它是开放型的，且具备“体”的特质，有隐性世界的力量，这也是中华文明未出现断层的一个内在原因。如自然界，月季花枝繁叶茂，月月开花，可是花农每年冬季都平一次茬。翌年生长出来的新枝条粗壮鲜嫩，开的花比上年更大、更鲜艳。

　　第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始民主制。公元前7——2世纪，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西戎小国——秦能打败政治、经济、文化相当先进的东方六国呢？13世纪，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仅有150万人口的蒙古能打平欧亚大陆，建立四大可汗国呢？为什么16世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女真族能打败6000多万人口的大明王朝呢？研究发现：根本原因在于原始民主制胜过封建专制、独裁政治。而这种原始民主制与之后的专制、独裁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并存，经六千年之久，历三个大周天，九个周期。每当中原地区的政权走向专制、独裁，搞得民不聊生时，底层民众或边疆的部族就祭起原始民主制的法宝，组织起一支又一支的革命大军，摧毁专制、独裁的腐败政权，改朝换代，使华夏文化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原始民主政治制度是原始社会普遍实行的制度。我国在夏以前实行的“禅让”制度实际就是原始民主制。原始民主制始建于父系社会，是在家族议事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初的议事会由各父系的大家长（长老）组成，负责处理内部事务以及与其它氏族交往的事务。在母系社会民众大会观念淡薄之后，这些大家长（长老）逐渐形成氏族的贵族，是氏族酋长的辅佐兼保护人，对氏族的各种活动有参与权。

　　部落议事会由各氏族首领和家族族长组成。部落的重大事情，如战争、讲和、缔结盟约、推举部落首领等，都必须由部落议事会作出决定。部落议事会成员一律平等，采取民主的方式协商讨论，实行原始民主制。史载：“伏羲氏以龙纪，故龙师名官。”（《通典》卷19《职官一》）传说“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四岳”、“十二枚”，“官员六十名”。（同上）“少昊氏以鸟名官，风鸟为历正，玄鸟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祝鸩氏为司徒，（且鸟）鸩氏为司马，（尸鸟）鸩氏为司空，爽鸩氏为司寇，（骨鸟）鸩氏为司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原始民主是与之后的封建专制、特权相对的，要实现民主就势必反对特权。所谓特权是指超越任何制约、滥用国家权利的权利，必然遭到大多数人的强烈抗议，反对特权，就能取得多数人的拥护，产生极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一、二周期之交的春秋战国时期，东周和东方六国的封建领主专制制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在西南边陲的秦国，由于封建领主专制制度的基础薄弱，经过“商鞅变法”最先废除了封建领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封建地主制的生产关系。

　　秦原系颛顼之后，西周时是一个附庸小国，东周初年被封为诸侯国。长期活动在陕西和甘肃东部，与西戎部落杂居，非子为秦部落领袖，时因替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为附庸，由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迁至秦（今甘肃张家川东），始以秦为称号。公元前659—621年，秦穆公实行原始民主制，任用百里奚、蹇叔等，积极加强国势。插手中原国家的事务，谋求向东发展。但是晋国在晋文公的统治下迅速强大，阻碍了秦国东进的计划。尤其在崤之战中，秦军惨败。因此，秦穆公转而向西发展。先争取到西戎谋臣由余归降，然后用由余的计谋进攻戎地，短时期内兼并了十二个戎国。开拓了上千里的土地，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

　　秦穆公称霸西戎国。但终因僻处西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力逊于中原华夏大国。秦孝公即位后，继续实行原始民主制，任用商鞅变法，大力招徕六国居士，迅速取得富国强兵的效果。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东并六国，建立秦帝国，结束了长达五百年的混战。

　　第三、四周期之交的夏、辽、金、元最初都是实行原始民主制凝聚本部各部落的力量。蒙古族的“库里勒台”就是实行原始民主制建立起来的，“库里勒台”是各部落首领举行的一种会议，它决定有关部落的重大事情，如战争、讲和、缔结盟约、推举部落首领等，都必须由部落议事会做出决定。后来演变成“宗王大会”。与会成员一律平等，采取民主的方式协商讨论，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一是人才选拔面宽。凡是各部落的首领及贝勒都是大汗的后选人，能够优中选优；二是即使选不上大汗，当摄政王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多尔衮就是以摄政王的身份指挥八旗入关，消灭大明王朝的的。由于夏、辽、金、元实行原始民主制还涌现出一批女主，如西夏惠宗秉常母梁太后、辽太祖阿保机皇后述津氏、辽圣宗母承天皇太后萧绰、金熙宗皇后裴满氏、成吉思汗皇后孛尔台旭真、元文宗皇后弘吉刺氏等，临朝称制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其中承天皇太后萧绰“裁决国事”长达40年之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大中华文明未曾中断的根本原因有四：根深蒂固的“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衍生了宗法观念和大一统观念是思想基础；儒学是个双刃剑，坐天下治国安民是儒家的长项，打天下安邦定国也离不开儒家；道家是中国人的哲学，是中华文化的“体”，具有“返本开新”、“兴灭继绝”的功能，在吸收异质文化，推动大中华文化与时俱进中具有隐性世界的力量；原始民主制是“德文化”的根基，是改朝换代的原动力，是专制、独裁、腐败分子的克星。

中华文明未曾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