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与学术谱系 熊易寒 《读书》2007年第4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术界都不太重视文献综述,一篇论文写下来,往往只有对他人观点的零散引用,而缺乏对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近年来随着学术规范的逐步建立,这种情况有所转变,至少学位论文都有文献综述了,但总体水平仍不敢恭维,大多数综述都是罗列式的,报幕似地把相关研究一个一个列出来,丝毫感觉不到这

些文献之间存在任何内在的关联,甚至也感觉不到这些文献与作者本人的研究有何相干——仅仅是因为同主题,或者仅仅是为了遵守学术规范?这样的综述机械、突兀,有生拼硬凑之嫌,称之为“伪综述”亦不为过。

阅读国际上的顶级学术刊物,有这么几个发现:一、书评以外的所有论文都有比较翔实的文献综述;二、专门的综述性文章通常是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三、对相关著作的征引大多采取间接引用的形式,很少直接引用。这与国内的情形很不一样,我忍不住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和规范必有其道理。我们不妨来大胆猜测一番。

为什么必须有文献综述?在我看来,一篇优秀的文献综述其实就是一幅学术谱系图。写文献综述不仅是为了陈述以往的相关研究,也不仅仅是为了表示对前辈、同行或知识产权的尊重,更是为了“认祖归宗”,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定位。有时候一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文本本身,而只有把它放到一个学术史的脉络中去,放到一个学术传统中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文本:作者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他/她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她试图与谁对话?我们在开始一项研究时也同样需要问自己这些问题,除了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对话意识,不能自说自话。对话的前提自然是倾听,如果连别人说了什么都不知道,如何进行对话?正是在倾听(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问题”,才需要与对方进行讨论,否则便无话可说。通过综述的写作,我们就会知道:别人贡献了什么?我打算/能够贡献什么?我是否在重复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撰写文献综述首先是为了尊重并真正进入一个学术传统,其次才是利他主义功能——为他人提供文献检索的路线图。

为什么综述性文章要由大家执笔?文献综述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首先,必须熟悉该领域的重要文献,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要做到一点,非有积年之功不可;其次,面对汗牛充栋的文献,必须具备高超的理解能力和概括能力,从宏观上把握总的研究状况,否则就不是你在驾驭文献,而是文献驾驭你。我们(特别是初学者)在阅读文献的时候,常常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茫然不知所措,有时甚至感觉被人牵着鼻子走,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免犯糊涂,此乃“段位”不够所致;最后,综述性文章往往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前瞻性,除了要总结现有研究,还需要高屋建瓴,指出现状的不足及其根源所在,为这一领域甚至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性意见。写综述性文章就好比修族谱,由德高望重、造诣深厚的学术权威领衔也就理所当然了。

为什么要尽可能间接引用?间接引用就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引文的核心观点,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来重新表述需要我们先将对方的观点吃透,然后围绕自己的核心问题和行文思路,重新加以组织,这种以自我为本位的诠释可以使论述更加紧凑有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找出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他们的分歧是什么,共识是什么,将众多的观点进行整合、归类,避免罗列堆砌、杂乱无章;二来间接引用突破了原文的限制,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可以有效节省篇幅。

规范的文献综述,要求学者有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也需要学术刊物的大力倡导和支持,因为如此一来,论文的篇幅势必扩大,使有限的版面更加紧张。但与此同时,论文质量也更有保障。因版面限制而去砍综述、删注释,实在是削足适履的不智之举。

认真对待文献综述,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仅仅把文献综述看做论文写作的一个步骤、程序,或者是有关方面的一个规定,更应该看到,这是知识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在重复别人,它是在说出自己。它不仅是一个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有效性问题。可以说,扎实的文献综述是一篇论文成功的一半。

田野研究与本土学术——对两部村庄政治研究著作讨论的综述与思考

　　《岳村政治》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是近来学界和媒体较为关注的两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政治的新作，自两书出版以来，书评和网评不断，近期，北京大学「北大在线」网站又组织召开了「中国农村社会状况与研究方法──兼评《岳村政治》及《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学术研讨会，邀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国改革》、《南风窗》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评论两书。在这些评论与讨论中，学界对两书所采用的田野研究方法及作者所追求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为了将由两书所引发的讨论推向深入，本文特对相关讨论进行综述，以期得到进一步的呼应。

　　走进田野　返回常识

　　近二十年来，国内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与政治转型的著述甚多，而《岳村政治》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以下分别简称《岳村》和《双村》）只是两部村史，它们分别研究了湖南省岳北地区岳村和四川省川东地区双村的二十世纪百年历史。两部小小的村庄历史之所以能够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注意，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文本表述方式。

　　诚如两书作者于建嵘和吴毅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徐勇所说，它们是以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所强调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分别「由外向内、由国家到乡村社会，由县到乡，再到村」和「由内向外，由乡土社会到国家，由村庄到乡，再至县」，以完整地展示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将底层村庄结构化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内，又是如何对村庄社会的权威与秩序进行更迭和重新塑造的1。

　　应该说，同样的主题并非完全无人涉及，但主要以被调查者的口述资料为重要依据来完成这项研究的，目前在国内的确比较少见。作者何以会如此劳神费力地去从事这一工作？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展示出作为历史之另一层面的底层社会史吗？不能说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打算（见后文的分析），然而，他们这样做却又有更深的立意，那就是力图通过田野研究，以获取本来是常识却又被日渐遮蔽了的中国经验2。

　　在近年来关于学术本土化的讨论中，作为学术研究基础的中国经验究竟是甚么，已经引起人们的讨论。随着对现代性的重新审视，人们逐渐自觉到过去几十年来被视为当然事实的所谓历史和经验（指按照现代化视角和理论框架建构与书写的那种中国历史和经验），原来却已经在欧风美雨不经意的「浸淫」之下发生了某种走样，或者说已经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框架被形塑成为某种被嵌格在人类社会发展（其实是西方社会发展）某一阶段上的整齐划一的编年史3；结果，中国的历史与经验被异化为西方化的中国历史与经验，中国的问题也便成为西方化的中国问题，而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又以这样的一些「历史」、「经验」和「问题」为依据，去爬梳和提炼理论。于是，许多所谓的「中国研究」，实际上也就成为证明某种人类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大一统普遍历史和世界观的一部分，并进而反向性地再回过头来指导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

　　这样做的结果，在帮助我们疏理出某种知识的秩序时，却又不经意地造成了更多的无序和文不对题，以至于《双村》的作者在进入田野之后，发出「究竟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还是理论与现实存在着距离，进而我们所具有的理论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问题」的疑惑与反思4。而两书作者为解答疑惑所采取的方式就是走进田野，在尽可能摒除西化式「有色眼镜」的遮蔽之后，重新「发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生活和问题，即如一些评论者所说，「让农民自己说话」，「从乡村研究乡村」和「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村」5。于是，这里的所谓「田野」，既可指作者所拥有的研究场域，却又已经不是单指农村；这里的所谓「让农民自己说话」、「从乡村研究乡村」，既可以指研究对象在作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却又已经不是单指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这里的所谓「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村」，既可以指作者所持有的研究视角，却也已经不是局限于对作为历史经历者的农民生活和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而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如柯文（Paul A. Cohen）所强调的那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应该走向「从中国研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6，走向中国主位──一种在扬弃了传统中国中心观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后的中国主位。

　　「这是一个重要的自觉」7，这一自觉对于作者能够真正通过「走进田野」去「返回常识」是十分重要的；结果，诚如评论者所说，两书作者注意到8：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现实乃至历史的研究中，因为缺乏经验常识，或这种经验常识被「西方理论」的遮蔽，而成为有问题的研究。就农村研究来说，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农村。这种与现实脱离的农村及其理论对于理解更不用说是改造现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个案，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对农村和中国当下的状况与处境作出理解，在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的语境中建构理论。

　　评论者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才能有效地进入田野与返回常识的问题。例如，关于实证研究，吴渺在〈从乡村政治研究到乡村政治学〉一文中认为，「以实地调查为研究起点，并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政治现实几乎成为主流研究路径，泛道德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之市场日趋萎缩」。但是，也出现了另外的问题9：

　　一是伪实证，即研究者以习得的成套理论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为眼镜，在实证调查中不恰当地裁剪和取舍事实，不仅使实证材料成了先入为主的理论之奴婢，还使调查对象以片面的面相呈现给读者；二是实证主义（当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即研究者对描述的对象缺乏一种整体的视野和超拔于具体事实的理论关怀，不能以理性的思维对材料进行学术整理和表述。

　　就此，他肯定《岳村》所做的探索，认为作者在调查中既摒弃了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又没有被经验事实和感性材料所迷惑，而是以严密的理论工具对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知识性思维和学术加工，努力实现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的对接。

　　另一论者在谈及《双村》作者在为自己所设定的「理解者」立场时，也充分肯定「理解」是躲避「城市知识份子／普通农民、城市／农村、大理论／小叙事、西方／东方、中心／边缘」这些「前者的强势及其对后者的遮蔽的一个可行的理路」，指出作者坚持「乡村主位、农民主位」，「让乡村社会自身的历史和话语从陈迹中显现出来，从而既挑战了既有的、自上而下的解释逻辑的合法性和自洽性，又和缓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生活经验和认识逻辑的紧张」10，从而给我们重新爬梳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小历史和大历史

　　评论者认为，两书分别通过岳村和双村这样两个代表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冲突型和常态型村庄类型的微观而具象的村庄社区小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深化了人们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大转型中乡村社会自身变迁历程和轨迹的认识，在较为成功地实践其通过田野研究返回中国经验常识这一学术关怀的同时，也丰富与活化了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的图像，改变了我们对一些所谓当然「历史事实」的认识，进而有助于重建此一时期的大历史。

　　对既有历史和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并不是仅仅有一个本土化的理念与立场就得以解决的，它同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对此，海外中国农村研究专家黄宗智在讨论如何克服有关中国研究中所存在着的规范认识危机时就说过11：

　　从方法的角度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基于同样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我们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

　　两书作者对此有清醒认识，吴毅在「北大在线」组织的研讨会上就说：

　　要通过村庄的田野研究实现理解大历史的关怀，必须疏理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种「历史」的严格区别，即（1）史家笔下的大历史与社区微观历史的关系是甚么？（2）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神话是如何被形构成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社会记忆的？即国家政治文化是如何进入农民身体的？（3）如果有可能剥离意识形态对社区记忆的影响，有无可能还原或者尽可能去重构作为历史经历者所经历的小历史？因为这才是田野研究真正的价值所在。

　　而他在一篇回忆双村调查的田野札记中也说12：

　　我想要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双村人在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百年政治变迁中留下的足迹，再现他们被历史前行的巨轮所碾压出来的生命印迹，我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印迹无法进入由史家建构的宏观历史的大视野，它们只会作为经历者的记忆而暂存，然后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逝，然而我却想要穿透历史大话语的迷雾，尽力去展现底层苍生在这场社会大变局中那即使是如蝼蚁般的精彩和悲凄，这些底层的精彩与悲凄与伟人们所书写的历史相比十分渺小，却是真正属于双村人自己的政治历史。

　　也许正是得益于这种对村庄社区小历史的疏理和分析，两书才有可能较为成功地实现对大历史话语的挑战。周泉指出，《岳村》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切入，通过对湖南省一个典型的冲突型村庄浓墨重彩地描写，论证了农村政治经济结构变迁背后的经济和文化根源13。张行健认为，《岳村》深入探讨了我国近一百年来的农村政治结构，描述和分析了历史和现实的农民反抗情景、形式和原因14。张晓山认为，《岳村》运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的分析，得出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政治领域的结论，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命题，在当前「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开展税费改革，并辅之以精简乡镇机构，适当撤并乡镇等措施之时，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就更为重要15。

　　荣敬本则认为，《双村》通过对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村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基本变量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知识这三者之间复杂博弈关系的清理和展示，对新时期重构国家和地方性之间的竞赛制度和秩序的启发，是该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荣敬本还认为该书对土地承包制度的讨论也十分有意义。他说：作者认为土地承包制这种土地分配方式带有村社制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这是否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村社制度的长期争论作出新的贡献，这是我们予以希望的」16。张鸣认为，《双村》通过对微观村庄社区历史的深入挖掘，对「后革命」时期村庄政治的形成和延续，尤其是对土改、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的公私意识与集体化的动力、当代农民的历史意识积淀及新时期国家对乡村改造的成效与局限等一系列「现时农村社会共性的问题」，都提出了相当深而且透的见解17。萧斌认为，阅读《双村》使我们得以知道，「眼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政治的现实片断，实际上并非一段无根无由的『新历史』，而是既往一百多年村庄治理变迁史的延续，它所面临的问题，它所形成的话语，也是历史上类似问题与话语的再造」18。刘义强认为，「走进农民的日常生活，听懂农民的生活逻辑，理解一个微型村落百年变迁的权威与秩序形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底气应对强势话语权力，为中国乡土经验和可能的新话语构建探索一个可以安放的空间？」而正是在《双村》作者所设定的「理解者」的眼中，「一些宏大话语，诸如『国家政权建设』、『国家与社会』，还有我们僵硬的二十世纪现代化的历史陈述，都不小心露出了尾巴」。因此，「作者对于双村百年变迁的体验和感悟，其结果绝非寻找一个真实的村庄故事，而是寻找村庄内外知识的相遇」19。

　　的确，正是在以小历史，即以作为经历者的历史去反思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宏大历史这一点上，评论者都认为两书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历史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似乎也是当前一条值得大力提倡的学术路径，尤其是当整个中国的社会理论被宏大话语霸占着的时候，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文本表述方式，个案调查这样的小叙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重建中国的经验与理论

　　对两书的评论还涉及到应该如何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在「北大在线」组织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谢庆奎认为，要想形成对中国切实有用的学术，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来提升中国的学术水平。就此而言，田野调查方法的启示意义并非只限于农村研究。例如，要想形成对中国有用的社会与政治理论，应该提倡学者有必要走进相关研究的实际社会场域，在实践中思考甚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只有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所谓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才能呼之欲出。

　　北京大学徐湘林反思了当下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仅止于以解释西学为满足和以研究西学成名为荣的做法。他认为，这种现象对于学者个人而言无可厚非，但若成为一种占据学术界的主流现象，则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不利。他以国内政治学研究为例，指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在方法论价值方面的批判力与赞颂力同样强大，但有时候也会面临解释困惑，处理不好的话，也可能存在教条化倾向；另一个是当代的西方理论，这些理论是西方社会几百年政治经验的总结，并不是可以不加置疑就运用于中国的。西方学者早已意识到他们的理论并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他们重视对地方性知识和异文化的研究，以增进学术的反思性。但国内研究者在运用这些理论时却缺乏反思的警醒与自觉。因此，他认为从扎实的田野工作出发认识本土社会与反思理论十分必要。

　　诸多评论也涉及到两书所存在的不足以及田野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化。北大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樊平认为，《岳村》在如何解决大事件、大理论与村庄自身历史与经验的关系方面，尚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个案研究的首要功能是反映与揭示鲜活的生活，在生活中提升与抽离出理论，而非用现存的理论框架去搜索与裁减材料，如果对此没有自觉，势必影响到个案本身的价值。而《双村》在关注社区变迁与宏观社会─历史的交融时如何凸显焦点性事件，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个案表达与一般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中国人民大学张鸣认为，在历史史料和文献的引用与证明上，《岳村》似还有需要斟酌之处；否则，难以保证研究的真实性。而《双村》在将社区人民的真实生活历程与心态剥离出意识形态化的大历史，重建作为事件经历者的小历史方面，也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挖掘的地方。针对历时性纵深研究的长处与局限，中国社科院折晓叶认为，从纵向方面追寻历史发展的线索，可以较好地再现传统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延续，但也容易忽略对横断面的研究。因此，在运用纵向历时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对横断面的研究，注意历史传统在横断面的社会场景中的展现，研究它们在一定场景中是如何被激活的，人们又是如何对传统因素进行利用和再生产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现代性与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农民的生活和观念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改变的，个案研究就是要尽力去展现这一复杂的过程。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张宛丽也提醒学界，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切入的研究目标和手段太明确，本土化目标与所使用的工具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张力，因此，学者进入研究时必须弥合目的与工具之间的紧张，处理好本土化努力与所采用工具之间的关系。而针对目前田野研究中所存在着的研究者自身的社会关怀与学术关怀的紧张，北京大学张静指出，研究者要自觉两者的关系，要注意到两种关怀所持立场与使用话语的不同；但是，无论是一个做政策研究的学者，还是一个以学术关怀为己任的学者，都要注意倾听对方的声音，理解和尊重对方的立场，并从对方的看法中获取对自己有益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相互推进，否则可能是找不到自己的立场和方向20。

　　一些评论文章还强调了大话语在学术研究中所具有的强势渗透与惯性以及两书作者在这方面所遭遇的困惑与两难。他们指出，即使是有强烈的回到常识意识、站在农民和农村主位来阅读村庄社会的学者，也常常会在离开村庄经验时，不自觉地再度陷入大话语的陷阱。这些困惑不仅是两书作者的，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学者都会遭遇的，毕竟历史不可能完全割断，西方的大理论也不可能完全抛弃，由此足见学术本土化的努力是一个长期和艰辛的过程21。

　　注释

　　1 徐勇：〈乡村社会变迁与权威、秩序的建构──对两部乡村政治研究著作的评价和思考〉，《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4期。

　　2、 7、 8　贺雪峰：〈理论要返回常识〉，《中国改革报》，2002年6月17日。

　　3 杨震林：〈现代化的反思：来自村落社会的求证──评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6期。

　　4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页377。

　　5 周泉：〈让农民自己说话〉，《南方周末》，2002年4月25日；项继权：〈从乡村研究乡村──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开放时代》，2002年4期；黄辉祥：〈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农民──读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8日。

　　6 参见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吴渺：〈从乡村政治研究到乡村政治学〉，《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5月30日。

　　10、 19　刘义强：〈「理解者」眼中的乡村故事与乡土经验〉，北京大学《中国学术城》网站，2002年6月。

　　11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载氏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附录部分。

　　12 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未刊稿。

　　13 注5周泉。

　　14 张行健：〈为生民立命──《岳村政治》读后〉，《工人日报》，2002年6月7日。

　　15 张晓山：〈乡镇体制改革之路〉，《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5日。

　　16 荣敬本：〈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者的博弈关系──评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日。

　　17 张鸣：〈「后革命」之后的困境〉，《书城》，2002年7期。

　　18 萧斌：〈对「三农」问题的历史解读〉，《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1期。

　　20 以上凡注明作者单位的评论均为在「北大在线」研讨会上的发言。

　　21 参见前引项继权、贺雪峰、刘义强诸文。另外，受本文主题所限，尚有一些评论文章和研讨会发言的内容没有述及，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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