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尘封六十年日记 披露茅盾之女悲情感恋歌

【历史秘闻】尘封六十年日记 披露茅盾之女悲情感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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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日记，记录了一位追求理想的少女心声。它曾经陪伴着少女度过了无数心灵困顿的时刻，曾经是一位年轻人刻骨铭心想念爱人时的寄托，也曾经是一位父亲年迈时思念爱女的抚慰，它曾经染过战火的硝烟，曾经经过多人的辗转，曾经被藏在文件柜里躲过抄家一劫。如今，它们终于有了很好的归宿，落户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并被整理出版。由此，我们有幸读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这位叫沈霞的少女的内心独白。

沈霞是茅盾先生唯一的爱女，1921年出生于上海，是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家庭的熏陶和自身的天分，让她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中的佼佼者。这样的成长环境，造就了沈霞热情、开朗、大胆、自信的性格。

1937年“八一三”事件之后，无数上海市民纷纷迁往内地，茅盾夫妇也带着沈霞和沈霜这一对儿女，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家人先后辗转于长沙、香港和新疆。到达新疆时，沈霞已经高中毕业，但由于这坐没有大学，学业尤法继续。茅盾先生怕耽误女儿的前程，专门请来一位教师，帮助沈霞进修俄语，由此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0年5月，全家人逃脱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控制，经兰州到达西安，在八路军阿安办事处，周恩来早就做好了周密安排，让茅盾全家搭乘朱德总司令的车队，奔赴延安。

辗转数千里终于抵达目的地，茅盾一家受到热烈欢迎，有一种回家的安全感。很快茅盾被安排到鲁艺工作，沈霞进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沈霜也在陕北公学继续学业。安顿下来，一家人心情无比舒畅，黄土高原的太阳仿佛格外明亮，格外温暖，沈霞特意照了一张以窑洞为背景，穿着军装、带着军帽的照片，一岭的灿烂。茅盾夫妇也很高兴，决定长期在这里住下去。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茅盾就接到周恩米的电报，希望他去重庆工作。考虑到孩子们已经长大，应该有自己的追求，茅盾决定这一次赴任不带孩子们同往。延安环境尽管艰苦，但对于年轻人的成长不无益处，再说他们还可以在这里继续学业。10月10日，茅盾告别了两个孩子，携妻前往重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了与女儿沈霞的诀别。

沈霞与一位叫萧逸的青年相恋了

父母离开后，沈霞姐弟的学习和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1941年9月，女大与其他几个学校一起合并到延安大学，沈霞因为在新疆打下了扎实的俄语基础，很自然就转入俄语系高级班学习。那时延安男女比例是18：1，聪慧热情的沈霞自然引来众多追求者。沈霞天性敏感而又单纯，她不屑于周旋在这种复杂关系中，“曾经冰冷地割断了好些丝链，也深深地伤了好多人的心。”但这种局面，她也不得不面对，于是内心深处极度渴望亲密的友情。心事无人诉说，她只能向日记倾诉：“闷，莫明(名)其妙地不高兴，愁得连饭都不想吃、总觉得缺少什幺，这，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渴望一种出于真心的安慰，渴望着一颗温暖的心的呈露，也渴望着温存的抚抱，亲密的低语。可是，这一切在这里是找不到的，在这种沙漠似的地方，都是同志，长辈们成了首长。”

不久，班里一位叫萧逸的男同学引起了沈霞的注意。萧逸原名徐德纯，江苏南通人，也是一位要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他曾在上海乐器厂工作，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成为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毕业后，组织安排他担任周扬的秘书。萧逸是典型的文艺青年，感情细腻、敏感，这与从小就热爱文学的沈霞情投意合。他们彼此吸引，很快就陷入热恋。“我现在和萧逸是最好的，最亲密的关系。”沈霞留下来的两本日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日记开篇日期是1942年1月3日，末篇是1945年7月30日，精致的六十四开笔记本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小字。虽然篇幅或长或短，时断时续，但基本勾勒出沈霞生命中最后两年半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她内心情感微妙的细致变化。

热恋中的少女，常常喜欢用日记倾吐心声，相爱的甜蜜、误会的烦恼、无端的试探、敏感的猜忌，似乎这或喜或忧的心境唯独日记才能够理解。结识萧逸后，沈霞“不再想‘周旋’、‘敷衍’，不能看着他有一副不高兴的表情”，并且开始关注他对自己的感觉和态度。

1942年新年刚过，两个人晚饭后一起散步聊天。聊到了彼此信任的问题。沈霞为了向萧逸表示对他的用情专一，把刚刚记了三天的日记拿出来，但萧逸却仍不相信，沈霞气坏了，留着泪把几页日记扯下来，在灯火上烧掉。“一个平日我这么信任的人，差不多已是全心灵寄托给他了，还对我表示不信任，而且是对我视为很神圣的日记加以蔑视，那么很好。难道我真非‘他’不行吗？不妨大家试试看!后来就故意对他表示冷淡，然而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的坚持的勇气渐渐消失了。”这段补记的日记，真实准确地记录了热恋中的少女在爱人面前任性却又矛盾的心理。

几天后，冷静下来的沈霞又开始反思自己，她在1月9日这样写道：“也许在他看来，我是太对他冷了一些，可是在我呢!好像已经是太多了……看着别人热情觉得滑稽，忍不住想浇冷水，或是说几句冷话，叫人由高处直跌下来，而自己觉得好玩。现在是不能再这样想了吧？!对一个爱我的人，那是残酷的，何况这人我也正爱着而且准备永远爱下去呢!”

沈霞虽然比萧逸小6岁，但在交往中却常常有姐姐般的宽容。1月17日她写道：“我忽然决定我一定先向他赔罪，为了那样的一点小事情就闹得不讲话，不是完全不必要吗？(一个)爱一定不会这样容易就忘却的，想着这一离开会有一天半，那么留着一件事在彼此的心里，一定是很难过的。而且大家都太坚决了，这不是理智，却是不理智的表现呢!回到房里，赔了罪，……和解了，愉快地到枣园去。”

作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沈霞没有丝毫的娇蛮，反而对工人出身的男友极为在乎，3月15日的日记细致地记录了沈霞面对友情和爱情难以取舍的纠结心态：“曾延淑来了，她是准备住在我这里的，天已经快黑了，回边区是不好的。然而我很自私地想起了他开会回来要和我玩，我要单独和他到那山坡上去玩，留着她，我便不自由了。自私使我忘了友情，我残酷地不做声，不回答她的话，心里觉得像是犯了罪，不敢看她。……等到她起身告辞，我就勉强送她到半山，怕他突然在这时回来了，找不见我。她走了，在昏暗中消失了。我茫然地站在山坡上，难受得想哭。为什么会那么自私？让一个热情的朋友在这暗路上独自一个人摸索着回去，而唯一的原因，就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私人的‘玩’。如果我是她，会怎么样呢？我想追上去，可是他又出现在我脑中了。终于，我独自回到了山上，带了比以前更沉重了一倍的心。”

在坦白运动中，萧逸被列为审查对象

不久，整风运动开始，作为延安大学的青年学生，沈霞和萧逸当然也要投入其中，检查自己，写出思想自传。沈霞一直很欣赏萧逸的坦率，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中，她更看到了萧逸的可贵，4月6日她这样写道：　“所谓‘党员与非党员关系问题’的座谈会已经开了有好几天了，从这中间我看出了一些人的真面目……我深深地感觉到肖一(萧逸)更值得我爱了，真实、大胆。虽然今天会上有许多话他说得也不对，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真实。有勇气，我想，那么将来总有办法，有前途!我宁愿爱他这样的人。而不会去爱像×××那样一个虚伪的人。”

1942年12月10日，沈霞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让我用对坦白运动的热烈响应来表示自己对党的忠实，对政治生活的爱惜。”但她没有想到，她深爱着的萧逸在“坦白运动”中竟然被列为审查对象。虽然沈霞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心里却固执地认为她的萧逸不会有问题，12月29日她写道：“今天会上给我的最大教训，就是自己过去对萧逸不正确的态度对自己的害处。不过，我也许有点阿Q精神吧!在听旁人批评我过去对萧逸的错误态度时，我心中总暗暗地喜欢着!喜欢着在今天来说我和萧逸关系的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上去。”

随着“坦白运动”的深入，沈霞对萧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焦虑，但同时也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政治态度的坚定。1943年1月12日她写道：　“昨晚开了萧逸的鉴定会。……开会时，他却激动了，不满的情绪可见全貌，是采取了不应当有的态度，他没有用与人商榷、和气善意的态度，而是用讽刺的、谩骂的、生气的态度，和同志们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立。……我觉得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我是很不满足的，自己有意见可以很好提出，党是有这样民主的。同志们都是与人为善的，其实个别同志因为看问题的不同，可能产生偏向，但并不是都是非硬拿萧逸出气不可的。自己激动，那也可以是为了问题弄不清，却不是怒迁于人……我过去和他说过，如果将来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离开的话，那就是在政治上。”1月15日沈霞在日记中表达出的态度比前两天更坚定：　“萧选的鉴定会昨天结束了，一共开了三个晚上……在这次会上，我没有犯过去二(两)次那样的错误，因为我牢记着，‘这是对党负责的’这句话，因此我什么问题都很好地站在这立场上去想，因此感情不会蒙蔽我的眼睛。我很清楚地看见了事实，而且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材料，什么时候都记住自己的立场(正确的)，这是很重要的。”

做完鉴定后，萧逸调到文化沟的延安文协搞创作，后又调到华北书店。沈霞则和其他十几个同学被组织调派到俄文学校继续深造俄语，日子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但时隔不久，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消息让沈霞的神经再度为萧逸紧张起来。4月11日她写道：“星期六上午。叶主任对我们做了一个传达，是关于延安捕获很多叛徒，并讲述宽大政策，并宣布了本校的几个。回来后心是不平稳的，有点恐慌。我想到万一自己的要好朋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人，我应该如何地反省呢？简直就是反省不出什么来的。比如萧逸，我就不知道他的历史清白不，因为只听他讲故事似的讲过一些，而别的就没有，而且我也没有留意过。”

第二天早晨，沈霞又补记道：“……我把他的一切怀疑用一句话来回答：我不能订婚或结婚，因为我对你不了解，历史不清楚。当订婚是表示着一个人的真实生命与政治生命要永远地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时，我不能不考虑。”

沈霞心里剧烈的起伏变化萧逸并不知道，受审查的压抑让他更渴望尽早有一个感情的归宿，他向沈霞提出五月份结婚。在4月19日的日记中沈霞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担忧：“对他这样一个要求，我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因为最近延安的一些问题，使我有点不敢放大胆子。我害怕他是意料之外的一个人又怎么办？因为无论凭什么，我都不敢肯定，除非组织部告诉我，那才相信。”

5月初萧逸果真被列入调查名单，他很含糊地给沈霞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要调工作，并说了许多温情的话，还细心地把沈霞要的东西都带来了。沈霞并不知道萧逸的处境，以为只是别离，但这已经让她控制不住感情了，她不知道这份感受应该向谁去诉说，只好在5月7日写下了这样的日记：“我觉得很难受，要离别，这在我，的确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而它却突然来了。我现在知道我自己的感情是多么脆弱啊!在星期六晚，简直不能忍耐，哭了，当然是偷偷地……后来，我想，应该向支部汇报自己的情绪，看看支部能否帮助我解决问题。”

分离，并且突然就失去了联系，这对陷入热恋中的沈霞来讲是个巨大的折磨，思念、担心交织在一起啃噬她脆弱的心，于是只好把情感倾注于笔端，5月20日她写道：“逸!我多么想你啊，每天有十几次我要想到您。晚上尤其是最近，总是梦到您。我现在知道，只要临睡时想到您，梦中就能见到你了。于是我差不多每晚睡时在脑海中复习你的影子啊!”

见不到心爱的人，又不知他的状况，沈霞有点绷不住了。她深爱着萧逸，也深信着萧逸，6月19日她写道：　“我想哭。我想到如果爸爸在这里的话，我就不会过这样莫名奇(其)妙的日子，因为他一定可以代我打听，究竞逸是怎样的人，我可以确定自己的行动。……我多么渴望见到他，这么久了，一个半月……我爱的人是最好的人，任何人对他的蔑视，我是不容许的。冷笑吗？讥讽吗？任何动作都滚开，远远地滚开!我爱他，我要帮助他，即使他现在是最坏的人，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意志下，我们会变成健全的人，看着吧!我要永远地爱他!我发誓。除非他和我是敌对立场。要不然我要爱到死。”

分离三个月后，沈霞终于见到了晨思暮想的爱人，但她没有想到，久别后重逢，彼此都那么克制和理智，因为萧逸的问题还没有最后的结论。8月22日她记下了这次会面：　“前天晚饭我是值日，吃罢饭正在洗碗与菜盆，忽然听得有人叫我，一回头，原来是逸来了，简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逸瘦了，白了，灰色的，老了许多。通过政治处，让汪清陪着我，和他说了几句话。本来有许多话讲的，然而这时什么都忘了，只交换了几句最平常的话。本来，我应该好好看他一下的。然而却没有，只是淡淡地看了一下，现在想来，都记不清了。为什么？这么生疏。这么淡漠？!”

短暂的相见反而带来更强烈的思念，沈霞在9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一连四日的埋头苦干，今晚基本上把衣服完成了。……一边缝着，越接近完成，我越想念他。要是在以往，我可以拿去，亲手替他穿上，然后再看哪些不合适，哪些不好。然后他会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扑到我身上来;而我，却继续着欣赏自己的手工而拒绝他的吻的要求。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做完了可得发愁怎样才能送到他的手里。”

两位年轻人终于结为秦晋之好

经过近一年的审查，萧逸的问题终于有了令两个人欣喜的明确结论，沈霞在1944年5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令她难忘而陶醉的一刻：　“星期天我正在工作房拿油漆的框子时，我看见了逸。他来找我，独自一个。我叫他到我房中，我把工作心慌意乱地处理了一下，就立刻回去看。先，我的心跳的快极了，但是，我镇静着作一般的交谈。后来他要求吻我，我接受了，眼泪却止不住直流下来。我为我自己过去一年的痛苦、为他一年所受的痛苦而哭。但在这里面，我也感谢党的伟大，它，终于把问题弄清楚，没有委屈一个忠实于它的青年。”

政治问题解决了，压抑的感情顷刻又进发出来。见到沈霞，萧逸再一次提出结婚问题。沈霞知道，　“在延安要就是爱人，要就是不来往，建立朋友关系是不可能的，自己还没有什么，而旁人已经为这场戏贴了海报了。”为了表示对萧逸爱的坚定，沈霞已经和一切对她有企图的人都断绝了来往，烧掉了一切的信和条子，坚定地、专一地爱着萧逸，可是她却并不希望马上结婚。6月28日的日记记录了她对结婚的态度：“上星期日去了柳树店，见到了琴秋(沈霞的婶婶，作者注)，和她谈了关于逸的事情。她的意见是只要政治结论已作出，再没有怀疑的地方，那么，就结婚也好，双方都安心些，我接受了这个意见。但不是没有矛盾了，我想到如果我现在结婚，人家会说，……还不是和一般的女同志一样，没有希望的……再以后我就一定会分很多精神在逸的身上，甚至会妨碍工作、学习……想到这些，结婚对我不是愉快、幸福，而是痛苦、耻辱!”

对结婚这件事，沈霞一直很矛盾，7月10日的日记表明她的想法又有了新变化：　“这两天对结婚问题，可以说想通了一些，虽然时不时有嫌恶升上心来，但大致上是不那么害怕了。是的，每一个女子都要结婚的，总会有那样一天。我问自己：是否能这样一辈子呢？客观地想，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萧逸很爱我，自己并不是不爱他，结婚了就算了结了一件大事，从此可以安静些。”想通了，沈霞对未来的生活也有一番美好的憧憬，9月20日她在日记中捕摹了婚后场景：“在乡下逸那里，我们很快就缝起用我们自己生产节约的钱换来的花棉被，宽宽的，大大的，可以密密地盖住我们二(两)个人。做一个大枕头，上面还绣上一些花。窑洞里要弄得漂漂亮亮的，窗户挂上窗帘。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了，生上炭火，围着炭火玩着。养上羊、小鸡，把逸吃的胖胖的。我要像一个妻子似的对他，只要不妨碍健康，我要让他高兴地做一切事情。我们不生孩子，大家好好学习，我帮他看文章，提意见。他可以帮我学俄文。只要我们的生活充实，有内容，我们就不会分离，就不会厌烦的。我们将永远相爱又相敬。在我们的小王国中，我是皇后，而他是皇帝。多么自由，多么幸福啊!”

其实，沈霞对结婚的犹豫，主要是怕家庭的拖累影响了她的学习和工作，但只要婚后不要小孩，结婚这个事实她还是能够欣然接受的。1944年10月初的一个休息日，沈霞和萧逸一起，去政府机关办理了登记结婚的手续。并且在10月5日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远在重庆的父母：“……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我和萧逸已登记结婚，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关系，……原来是准备见到你们时再说的，但现在由于我们都想专心学习，为了避免许多麻烦，如流言、注意、好奇等，决定就这么办了。……我和他已相识三年，虽然他不一定出人头地的好，但和我差不多，有好学求上进的心理，肯努力，聪明，这样好就可以了。”

1945年初，利用春节的假期，24岁的沈霞和30岁的萧逸举行了婚礼。当时萧逸在离城20多里的乡下搞民办教育，所以沈霞就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本书，步行20多里路，来到萧逸的住处。没有热闹的锣鼓，也没有宾客满堂，一捧红枣一个“喜”字，一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茅盾夫妇也很高兴，虽然还未见过女婿，但他们相信女儿的选择，6月30日，茅盾托到延安的人给女儿带去100元法币，并再三关照，“妈妈常说，要是你一旦生了孩子，那就要钱用了，所以乘有便人先带给你一些。”

意外医疗事故让沈霞年轻的生命画上句号

婚后，沈霞仍然视工作和前途如生命，但不久，让她最不愿意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在7月24日的日记中沈霞写出了自己的担忧：“昨夜半夜醒来小便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钻入我脑子的第一个思想就是例假怎么还不来、这个思想一直紧噬着我，翻来覆去，也是睡不着……一切的证据都只有使我更相信这次完了!　‘完了!’这并不是简单意味着我要生孩子，而且意味着我的前途完了!……周围的人生活的健康，有希望，有前途。我是被弃于这圈子以外了，没有一个可以诉说的人，可以说，我不愿任何人知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延安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纷纷响应党中央号召，结束学业，奔赴东北、华北新解放区开展工作。沈霞多么希望也成为其中一员啊，她一想到同学们都意气风发地奔赴一线，自己却要腆着大肚子在后方待产，就惊恐、焦虑，和萧逸大吵一架，坚决要去做人流，即使婶婶张琴秋答应愿意帮她带孩子，也改变不了她的决心。沈霞最终还是执拗地住进了医院，准备实施人工流产手术、，但令人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lr，这样一个普通的手术，竞然由于当事医生消毒不严，导致感染，让沈霞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听到噩耗，萧逸悲痛欲绝，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沈霞才24岁，生活刚刚开始，她有那么多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怎么就这样没了呢!萧逸很长时间都没有从悲痛中缓过来，龠着眼泪整理爱人的遗物，其中就包括这两本日记。在沈霞1945年用过的日记本封面上，萧逸写下了几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日子：7月9日～13日有了孩子，“8.12送去”“8.16入院”“8.17下午施手术”，“1945.8.20，10：45分死。”不久，萧逸调到新华社丁作，作为战地记者一直奔走于晋察冀地区，们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把沈霞的书信和日记珍藏在身边。

茅盾夫妇得知沈霞去世的消息，克制住痛失爱女的悲伤，把萧逸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在给萧逸的信中写道：“你要把悲悼之情转化为学习与工作的勇气和毅力……望你自爱自重，我们把你当作霞一般的爱你。”

1949年5月，萧逸参加解放太原战斗，在向敌军方面喊话叫，突然遭到冷枪袭击，不幸牺牲在阵地上。战斗结束后，萧逸的战友张帆整理了他的遗物，连同沈霞的书信和日记一起，委托邓拓带到北京，交给了已到北京筹备新中国创立的茅盾先生，茅盾在致张帆的信中这样写道：

“……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直呼大名)，我想您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吧？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

痛失爱女已经是致命一击，现在女婿也牺牲在战场，更让茅盾夫妇悲恸不已，所以对孩子们的遗物倍加珍惜，一直收藏在文件柜里。“文革”期间，茅盾家里曾遭到抄家一劫，红卫兵看到墙上挂着的萧逸照片，无知地问：“这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家伙是谁？”茅盾不禁怒火中烧，冷冷地回答：“他是我的女婿，新华社战地记者，在前线牺牲了，他穿的是八路军军服。”所幸萧逸和沈霞的那些遗物没有散失。到了晚年，茅盾更是时常想念沈霞，思女心切时，他会拿出女儿的日记、作文看看，为女儿惋惜更为女儿痛心。1981年茅盾去世后，他的遗物及沈霞留下的书信日记一直由茅盾先生的独子韦韬(原名沈霜)先生保存，2006年，韦韬把父亲和姐姐的遗物一起，捐赠给了茅盾先生的故乡——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2009年，包括沈霞日记在内的茅盾珍档，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研究茅盾先生的学者钟桂松先生，曾对沈霞的日记进行了仔细阅读和辛苦整理，并付梓印刷，这才让我们得以走进60多年前一位充满理想的延安女青年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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