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写真· 23 ·内在于当代文学的时代表达与精神症候——徐勇文学批评研究述评李亚祺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思辨型知识结构由于“得来全不费工夫”，反而更容易固化。此时，文学批评在理论背景之上能否结合本土自我更生，其实是当代文学批评尤其需要注重的环节。而这种生成，往往需要在对文学性本位认同的同时，具备文化批评的理论视域和包容视角，从而在文本人物形象、作者、读者、批评者等时代主体之上，建构出关于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可以说，青年批评家徐勇在多年的文学批评工作中，囊括从传统作家、70后作家和青春写作者等一系列当代作家作品在内的文学评论，是对宏大叙事解体后的当代文学叙事内在结构、寓言及其可能性独具风采的呈现，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化视野下的时代精神图谱，并具有时代预言色彩。一地域空间本是一部作品的内在构成，但往往被当代文学文本无意识忽略或刻意呈现出激进的矛盾，而关于城镇化、地域性的深度思考及其内在的精神思潮则容易被观念化的前提所忽略或统摄，青年批评家徐勇则善于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寻找时代的症候，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域空间问题以明晰的思路给予梳理，并呈现出相应的文学生态场域。从城市写作的空间问题到城镇化过程中乡土叙事的新命题，再到城市的边缘者与游荡者，以及边缘写作的困境与可能……徐勇在对地域的流动性、走出南方、底层写作的类型和模式、大历史中的社会转型和内心变迁等一系列命题的关照中，以新视角呈现给我们历史进程中的地域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乡土叙事、城市叙事，底层叙事、市场经济题材等写作范式的新格局。 《长江丛刊》2013年9月例如，在徐勇看来，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写作，很多并非真正的乡土叙事，而是“到城里去”的隐喻体现。尤其当叙事的主体的身份由农民转换成为城市居民时，他们的叙述是否还能够称为乡土叙事？在对这类概念的界定和思辨中，徐勇的重点并非仅仅着眼概念本身，而是推导出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地域性生态面貌，这种面貌既包含有对过去的梳理和总结，同样也是一种时代症候的象征和表述。相应的，徐勇对城市写作和空间问题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空间作为城市问题的焦虑之源和症结所在，有着区别于农村的强烈流动性，尤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日趋加剧，制约着城市文学写作的发展流变，并形成城市移民文学。这建立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考察之上——文化不再作为政治的他者而出现，与此同时，城市成为欲望的代名词。这是中国文学在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同质性空间。从贾平凹、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等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文学创作，到韩东、朱文创作的演变，文本的焦虑是城市空间内在焦虑的外化。与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倾向于从城市的风俗性表征探讨城市文学写作不同的是，在徐勇看来，城市空间所指涉的身份问题才更为重要。就城市文学而言，当下的城市空间并非仅仅是地方性的表现，而更多是以城市为背景的空间所具有的现代性表征。例如，传统工业题材的小说一向不被视为城市文学，而在徐勇看来工业题材小说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文学写作，因为它所反映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是典型的城市现代性产物。许多带有文化符号的城市表象之下的地域性小说之所以能够建构出城市空间，并不仅仅在于其符号的模糊和泛化，而在于城市本身体现为塑造主人公性格和命运变迁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城市文学也伴随着城市主体自身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而认同危机所构成的焦虑不仅作为作品中主人公文化性格的构成因素，同时会化成作家创作的直接内驱力，构成作家自身创作轨迹的变化。由此，徐勇文学评论中对地域的横向考察之下，是对作家个体创作历程纵向的考量，这不仅需要开阔的视野，同时需要敏锐把握作者自我的突破和局限。如在探讨东西的写作时，徐勇指出，作为南方写作和走出南方的文化承载者，其文本中的人性话语所显示的并非仅仅走向西方，而是要挖掘本族群文化内部的、秩序和理性之外的异质冲击；是与西方在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性的内涵丰富性的共鸣，而非地域性内部的自我循环。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便是地域性写作，也需要能够在身处的世界中寻找到在民俗民风和奇观之外的内在写作即人性写作方式。因此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理解，在徐勇看来，并非是以特性和民俗风情为吸引点的卖弄式写作，而是植根于全球化内部的人心人性的矛盾与演变，这样的地域是不确定的，但却在其内部获得了自我镜像中的圆满。

内在于当代文学的时代表达与精神症候 - 徐勇文学批评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