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前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罢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民用飞机、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题识：嘉靖壬寅（1542年）春日书。徵明。 钤印：文徵明印（白文）、衡山（朱文）、停云（朱文2次） 作者简介：文征明，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曾官翰林待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

以出世心 书入世情
——文徵明行书《出师表》卷赏析
罗汉松
自1526年辞官归里后，文徵明（1470-1559年）似已绝意仕途，“杜门不复与世事，以翰墨自娱”（王世贞《文先生传》），但心中块垒却始终难以消除。文徵明既为宦门之后，向以气节、功业自持，又因致仕是由于受到排挤、倾轧所致，私心常有块垒也属自然。王世贞《文先生传》中所说即可佐证。王文中说，文徵明刚致仕还乡的时候，名动一时，但并不为仕宦将相们操笔，所谓“郡国守相连车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不能博先生一赫”；但到了后来，他的这一立场当有比较大的松动，以致王世贞有“己未（1559年），为御史严杰母书墓志已，掷笔而逝，然若蜕者”的说法。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徵明晚年屡有“抒愤懑”之作，如题为“嘉靖乙卯（1555年）二月八日书，徵明为子际江茂学”所书《行书〈咏花诗〉卷》中的《桃花》一诗：“莫作寻常轻薄看，杨家姊妹是前身”，即透露个中消息。此外，署为“嘉靖乙卯（1555年）二月既望”的《行书〈离骚〉卷》及署为“嘉靖戊午（1558年）冬十一月廿日，夜寒不寐，筹灯漫书”的《行书〈赤壁赋〉卷》都可证文徵明不能忘怀“世事”而寄情山水之心，特别是前者，字多欹侧、笔画多有勾连，可见书时心态并非一平如水。
最能说明文徵明这种心态的，当属署款为“嘉靖壬寅（1542年）春日书”的《行书〈前出师表〉卷》。该卷纵约30公分、长逾200公分，卷书诸葛亮《前出师表》全文，连署款共计630字，成58列分布，全卷一气呵成，毫无怠慢，卷首钤“停云”朱文印，卷后钤白文“文徵明”印及朱文“衡山”、“停云”印，是文徵明晚年比较少见的巨幅长卷书法作品之一。
诸葛亮《前出师表》一直被当作忠君爱国的首选教材，被后世人奉为其中圭臬。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八月，北上抗金的岳飞路过南阳，拜谒武侯祠，因心中激愤，竟夜不能寐，瞬间写就《前出师表》。在后跋中，岳飞说明当时来由：“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以后，陆游也作有《书愤》一诗，说：“《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都是借书（赞）《前出师表》抒写心中激愤、胸中块垒。
嘉靖壬寅当1542年，文徵明时已73岁，早已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行书《前出师表》显然不至于“师出无名”而只是纯粹的自娱而已。史载，自1540年至1542年，鞑靼铁骑连续三年兵犯太原。1540年，鞑靼骑兵破宁武关，长驱直入清源、太原；1541年，鞑靼再破宁武关，兵临太原城下，后劫掠榆次、太谷而去；1542年，明廷诱杀鞑靼贡使，遭到疯狂报复，鞑靼第四次南侵太原，并绕城南掠，一直杀到上党，成为明代北陲最大的一次兵燹。
鞑靼的进犯和明廷的昏庸使当时以气节自持的文人们无比愤慨。与文徵明并为“江南四才子”的徐祯卿即多有此类作品，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因闻官兵抵抗不力惨败于鞑靼而作长诗《榆台行》，极尽慷慨悲切。文徵明既与徐祯卿同列“四才子”，本就是“同声相应、同契相求”以互相砥砺的，并且，早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便与徐合纂过《太湖新录》，两人过从不可谓不密。因此，文徵明受徐祯卿影响而以国为事，应该是毋庸置喙的。他作于正德庚辰（1520年）的《吴山秋霁图》卷，后面以隶书工整誊录杜甫的《秋兴八首》即为明证。《秋兴八首》是杜诗中最有寄托的组诗，历来被认为是怀君忧国的经典之制。文徵明一笔不苟地誊录于后，足见其心。这种坚持直到晚年仍未改变，只是变得更加委婉而已。匡时去年秋拍以1110万元成交的《行草书诗卷》中有诗句说：“白发岂堪供世用，青山自古有闲人”，与其视为对世外生活的向往，不如说是对当局不满的牢骚。而如《忆昔四首》之三：“零落江湖俦侣散，白头心事许谁知？”之四：“愧无忠孝酬千载，曾履忧危事一人。”（参见文徵明嘉靖丁巳年作绢本《行书诗册》）则是对自己未能为君父、为国分忧而叹悔不已。
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徵明愤而书《前出师表》并寄以深情就不难理解了。诸葛亮《前出师表》本就是以所谓“北定中原”、“攘除奸凶以兴复汉室”为旨要的，文徵明书此卷，即寄寓自己愤于明廷昏聩而恨不能讨伐鞑靼之心。不过，这种愤慨之心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们一向认为文徵明书法极少沾染世间火气、而以所谓“书卷气”为著。但实际上这只能是一种假象，而错觉产生的根源即在文徵明的“以出世之心写入世之情”。
所谓“以出世之心写入世之情”，其实是文徵明独特的处世之道。尽管他实际上是怀有入世之心的，但每每都以出世的面貌加以掩饰。具体到其作品上，方法之一是以不同的作品相互映证，以彼作的世外色彩抵消此作的入世心，如与行书《前出师表》几乎同时作的《兰亭流觞图》。文徵明不仅在画中表明自己毫无入世心，更在画的跋中展示自己的出世之心：“曾君曰潜，自号兰亭，余为其写《流觞图》，既临褉帖，兰之复赋，此诗发其命名之意，壬寅五月。”并再跋诗一首，标明自己其实是极为向往王羲之等人“兰亭雅集”之类：“猗兰亭子袭清芬，珍重山阴迹未陈。高音漫传幽谷操，清真重见永和人。香生环佩光风远，秀茁庭阶玉树新。何必流觞须上巳，一帘（芳）意四时春。”如此再三，显然是为曲隐心事而来。
方法之二是在同一作品中，以出世的手腕抒写入世的心情。《行书〈前出师表〉卷》以极轻快的运笔和结构来抒写胸中块垒，全卷字皆柔润、舒畅、秀媚，几乎看不到半点火气。但其实他的书法是经过锤炼已经成形的剑，火气内敛于骨，轻易不能看出。若细细推究，我们即可从卷中的脱字窥豹一斑。文中“以告先帝之灵”句后脱“若无兴复之言，则”七字，考虑到“咨诹善道、察纳雅言”句中，“察”“道”二字位置颠倒，文徵明尚能标出，其谨慎如此，为什么此处竟能脱落七字之多？显然这不可能是无意之举。嘉靖壬寅前后，明朝局势并不太平，东南方倭寇不断侵扰，北边鞑靼常常犯边，但嘉靖一心求仙、无意上朝，朝廷佞臣当道，当时的内阁首辅夏言与礼部尚书严嵩斗法争宠，无意其他；边境线上军事腐败，面对鞑靼犯边节节败退。故文徵明行书《前出师表》而脱落“若无兴复之言”句，当有“皮里阳秋”之意。
由此，《行书〈前出师表〉卷》当为研究文徵明晚年心态及生活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若抛开这些不论，单就书法而言，文徵明此卷也是极具艺术价值的。其中最特出的一点即为“同字异构”。前人评价右军《兰亭集序》，多有以此为说的，如宋米芾在一首题《兰亭》诗中便盛赞说：“廿八行，三百字，‘之’字最多无一拟。”文徵明《行书〈前出师表〉卷》凡630字，“之”字最多，达29个，但几乎每字不同，各具面貌。尤其第31列四个“之”字，行楷、行、行草各体皆备，别出心裁而自成妙构，充分显示了文徵明高超的书法造型能力。此外，“事”、“所”、“以”、“臣”、“不”、“也”等字都是如此。

文征明行书卷《前出师表》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