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大山的留守 解说词

新闻调查：大山的留守

这里是贵州深处的杉树坡村，村里幼儿园老师宋长城，在自家菜地摘好菜，背起背篓，一路去接他的学生。

杉树坡村隶属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一百多户人家依山而居，房子修得十分分散，距离学校最远的人家，孩子走路到校需要半个多小时。

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留下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老人们还要照顾家里的生计，很难抽出时间去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宋长城每天都要提前一个小时出发，沿途一家一家地把孩子们接上，这家有三个孩子在村小幼儿园，在家里照料她们的是62岁的奶奶王庆兰，王庆兰有两个儿子，儿子和媳妇们多年前就外出打工，九个孩子全都留在老家。六年前，王庆兰的丈夫因病去世，她就带着90岁的婆婆和九个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孩子们上学去的上学，去幼儿园的去幼儿园，家里终于安静了。王庆兰开始把红薯秧和红薯皮打成碎块，准备熬猪食，干完家里的活再去干地里的活，每天周而复始。王庆兰告诉我们，村里的孩子们都是生下来八九个月左右妈妈就要外出打工，她家九个孩子，最早的四个月就断奶了，最晚的一岁左右离开妈妈，都是他和老奶奶一手带大，现在已经能够帮家里干很多农活了，因为家里的负担重，王庆兰没有让他们，像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在学校寄宿，而是每天往返近20公里走读，孩子们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等奶奶分派劳动任务。

被派去背猪草的是老二焦信和老三菲菲，跟着这两个小姑娘爬坡过坎，还真有点费劲，等追到地里她们已经在装筐了。现在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孩子们上学的时候，王庆兰在这片地里挖了一下午，一半红薯已经收回家，这些红薯秧是喂猪的好饲料。王庆兰养了三头大猪和两头小猪，每年儿子和媳妇回家过春节的时候，一家人才有肉吃。姐妹俩装筐的动作麻利，配合默契，作为家里的大孩子，他们俩这两年已经能帮助奶奶干很多地里的体力活了。两个小姑娘背上猪草沿着山路回家，从背后看去只能看到，两个装得满满当当冒尖儿的猪草筐。除了猪和鸡，焦家还养着两头牛和一匹马，焦家的孩子们各个从小就会放牛。带着弟弟妹妹去拉牛的是八岁的焦易凌，她是王庆兰大儿子家的四女儿。牛在山坡吃草的时候拴的是一根长绳，拉回家的时候要解下长绳换上短绳。易凌刚刚解下系在树枝上的长绳就急坏了等在一旁准备给姐姐背牛绳的助理刘同婷婷。婷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虽然只有3岁，可一看这熟练的动作，就知道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跟着姐姐们出门拉牛了。拉另一头牛回来的两个孩子，还没有他们拉的那头老牛高。女孩儿是王庆兰二儿子家的大女儿八岁的丹丹，男孩是他七岁的弟弟焦俊豪。一会儿，王庆兰也从更远的地方，把在山坡上吃草的马牵回来了。家里的粮食和草饲料有限，要想喂饱这些耕地用的大牲口，王庆兰每天上午都要把他们牵出去，放在有草的山坡上，晚上再让孩子们拉回来。这天晚上，因为我们这些客人的到来，王庆兰特意做了一大锅糯米饭。糯米的产量比大米低，在杉树坡村每家只会种一小片，是专门种来待客用的，孩子们就着一盘炒豆豉和一盆青菜，吃得格外香甜，也想起了上回家里吃糯米饭的情景。

杉树坡村属国家三类贫困村，到处都是沟沟坎坎，农田一小块一小块的散落在山坡、谷底和高高的山梁上，人均年收入不到1205元，仅仅能够满足温饱。虽然外出打工，让人们吃饱了肚子，很多人家还盖起了砖瓦房，可重重大山还是将这里和外面阻隔成两个世界。

宋长城是杉树坡村幼儿园唯一的老师，还要兼任保育员、厨师，照顾着几个学龄前的儿童，这些孩子无一例外的都是留守儿童。宋长城告诉我们，几乎每一个留守家庭里都有一位被孩子们称为罢的女性，罢是当地人对祖母的称呼，这些留守的祖母们，有的才40多岁，有的已年过八旬，他们养大了儿子，又要养育孙子。

翻过两座山是大园子村，那里也有一所幼儿园。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丁朝婵都要从家里赶到幼儿园接两个孙子回家。丁朝婵的家在学校对面的山顶，上山只有一条狭窄的泥土路，顺着农田和林地边缘曲曲折折，十分狭窄，路上要经过好几个高坎，脚下湿滑泥泞。丁朝婵说家里给大儿子修建这栋新房已经花了30万，其中10万元还是借款，现在房子是虽然收顶，但内部还是水泥毛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进去，她和孙子们还是住在家里的老房子里。这个被丁朝婵锁在家里的孩子是丁朝婵的第三个孙子，今年才一岁零两个月。今年46岁的丁朝婵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祖母，她过去也曾跟丈夫和两个儿子在广东打工，现在一个人在家带孙子，她告诉我们和在工厂打工相比，在家带孩子还要更辛苦，可是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消费太高。大儿子的房子修完，家里还要给二儿子修房子，她也只能自己辛苦些。和丁朝婵比起来，大园子村的另外一位留守祖母，55岁的顾信菊，日子过得还要更辛苦，她一个人要在家里带四个孙子。七岁的大孙子刚上小学，五岁的老二还在幼儿班，还有两个小的才一岁多一点。儿女们外出打工，不在身边，丈夫也在附近的镇上开摩托车拉脚，早出晚归，顾信菊觉得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对不起儿子们，只有尽力帮他们带好下一代。我们了解到，这里的村民大多孩子一断奶就外出打工，他们一生的积蓄主要用来供孩子读书和盖房子。如果孩子考不上，就带出去一起打工。这些村民晚年后回到村，除了房子由木屋变成了砖瓦房，生活方式不会有任何改变。杉树坡村的王庆兰住的还是公公年轻时修建的木屋，这座木屋曾经是焦家家业兴旺的象征。王庆兰的丈夫生病，焦家在杉树坡村还属于生活不错的家庭，可自从丈夫生病后，家里的债务像一座大山，压在儿子们身上，也压在她的心头。

11口人的留守之家，王庆兰像根顶梁柱一样撑在中间，为了能多出些粮食，王庆兰将很多稻田改种了，更容易伺候产量也更高的红薯，尽量保证一家人，在粮食上能够自给自足。王庆兰的大儿子家有五个女孩，二儿子家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焦家90岁的老奶奶告诉我们，他这一辈子背了儿子背孙子，背了孙子背重孙，腰都累弯了。可虽然辛苦，他还是希望孙子们多生几个，一定要生个男孩。姑娘总是要出嫁的，在刚刚实现了自给自足的杉树坡村，一个出了嫁的姑娘又能够得上娘家多少呢？老奶奶和王庆兰年轻的时候，也是杉树坡村的姑娘，家里不能没有男孩就是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经验。孩子多了，经济上的压力就更大，家里的口粮可以不花钱，可每年买衣服买文具，上学的交通费，幼儿园的伙食费，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等等这些都要花钱，这也是让王庆兰最为发愁。

这一天我们正好赶上村干部来家里收钱。在杉树坡村每年交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时候，都有人交不上来，可错过了交款期限，就会影响到村民的就医报销。杉树坡村现在还没有集体收入来源，村干部们只有自己先垫上，等以后外出打工的村民寄钱回家时再还。每年的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是山里人的一大笔开销，在大源子村的丁朝婵家，因为去年孙子生病住院，孩子的父母和爷爷，从广东赶回家两趟，钱全花在了路上，一年都没有往家里交钱。最后丁朝婵把家里种的玉米卖了，才交上了全家九个人的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的费用。

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千八百块钱的贵州山区，钱从何处来是很多家庭的共同困扰。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会在重大疾病，添人进口，孩子上学等意外开支的重压之下，变得无比脆弱。

如今，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虽然在温饱上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但是生活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孤寂，却很难得到及时援助和抚慰。大园子村的顾信菊告诉我们，儿子们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可他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儿子，盼望着他们能够回到自己身边。而在杉树坡村，王庆兰也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和大儿子联系上了。王庆兰不知道的是他在镇里上中学的大孙女焦会，也在默默的担心着家里。焦会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像顶梁柱一样的奶奶，有一天会突然倒下来。而要王庆兰牵肠挂肚的大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早上5点多钟，天还黑着，王秋兰已经起床，在灶间里给上小学的五个孩子做早饭了。晚上守着太奶奶睡的，是12岁的焦信和八岁的菲菲。除了在镇上上中学的大姐焦会，他俩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了。一早上要应对同时上学的五个孩子，王庆兰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等这五个孩子出门上学以后，三个上幼儿园的小孙女，也要开始吃早饭了，他们的早餐是蒸红薯。每天都是同样的蒸红薯，孩子们有的时候想吃白的，有的时候想吃紫的，吃不到自己想要的颜色，就会委屈起来，日子就在这种忙忙碌碌中度过，让王庆兰一直惦念着的大儿子，为什么一直没有和家里联系呢？就在我们也跟着着急的时候，突然听说，王庆兰的大儿子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今年工作不好找，王庆兰的大儿子焦永辉，先是从北京到了广东，又从广东到了贵阳，后来又辗转到了广西桂林。我们在桂林的一个建筑楼盘的工地上，见到了刚刚在这里落脚的焦永辉、杨显红夫妇。在这个工地上有几十个和他们一样来自贵州山区的外出务工农民，他们的工作是在地基上打桩，然后一层层捆扎起结构钢筋，再在钢筋外围搭起一层钢管和木方框架，定好维护板，等待灌注水泥砂浆，浇铸出新楼房的基础框架结构。穿过新工地前面已经建成的一片小区，猫腰侧身通过一条窄窄的夹道和两个矮门，我们仿佛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一片整齐的高楼大厦的脚下，一个不起眼的杂乱角落里，坐落着两排建筑工地上常见的简易房，这就是工人们的宿舍。这间屋子住了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贵州，老乡，也是夫妻俩，忙了一整天回到宿舍，焦永辉夫妇才彻底放松下来。焦永辉和杨显红在大女儿焦会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外出打工了，他们刚刚离家外出的时候，曾经在广东的一个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那个时候两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存钱在老家修一栋砖瓦房。从父亲生病到去世大概有4、5年的时间，当年为给父亲看病借下的钱，直到现在还没有还清，焦永辉说，因为工地上的粉尘污染环境，他们在北京和河北的项目先后被停工，没有了生活来源，他的手机摔坏了，也没钱买新的，直到找下这个活儿，才预支之了生活费、路费，买了新手机。翻看着我们手机里拍摄的老母亲和孩子们的照片，夫妻俩都没忍住眼泪。杨显红告诉我们，前几天在贵阳的时候，离家只有两三百公里，好想回去看看，可想到路上的开支，夫妻俩还是赶紧来了新工地。把家里的欠债还完，孩子们抚养长大，是焦永辉和杨小红身上两副最重的重担。而每年回家他们都是一过完春节不等孩子们开学就要出门，大女儿焦会已经读初二了，爸爸妈妈都没有送她上过一次学。外出打工十几年，除了这一次夫妻俩从来没有送孩子去上过学，没有给孩子们开过家长会，也没有和孩子们一起过过生日。提起生日，杨显红突然想起，今天可能正是永辉的生日。我们突然觉得，应该送永辉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五个孩子的父亲焦永辉，在他38岁生日这天第一次得到孩子们的大声祝福。在老家，王庆兰则第一次见到孩子们向自己展示功课。在我们的提议下，孩子们给王庆兰背了一次乘法口诀表，王庆兰从来没有问过孩子们的功课，也没有检查过作业，就是孩子们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向奶奶汇报他们的学习和成长，也许是我们的提议让王庆兰有些措手不及，可在孩子们的背诵声中，他脸上的神情慢慢的出现了变化。等我们回到赵健，王庆兰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所有情绪，开始给孩子们做晚饭了，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焦家的灶间里看到猪肉。王庆兰的心里，到底还装着什么不能倾诉的苦水呢？第二天上午，等孩子们都去上学以后，我们再次来到焦家。

留守在大山里的不仅仅是祖母和孩子，村小幼儿园的老师宋长城也是其中的一员，从最初的民办教师到后来的正式教师，他已经在这里呆了30年。村小留不住老师，从1997年开始，宋长城就一个人承担了学校的所有工作。如今他已经55岁了，他说在退休前，他无论如何要为这所乡村幼儿园，物色一个合适的新园长，更希望杉树坡村的年轻一代，能为了村里的未来回到家乡。宋长城告诉我们，现在村里的村里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还是流行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了老家。

在大园子村，我们偶遇了从山上背柴回家的张文仙，52岁的张文仙也曾是一位留守祖母，带着两个小孙女一起生活。她告诉我们，现在她的儿子回乡了，她已经不算是留守祖母了，这些土地都是他儿子李宗富转租下来种花椒的。李忠富今年28岁，小时候也是个留守儿童，13岁就辍学，和父母一起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涯。后来李宗富在姐姐的资助下去广东做起了小生意，为了每天上货还购置了自己的汽车，可这样的日子却仍然让他找不到归属感，李宗富更渴望通过改变家乡的土地，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可是他回家的路却并不好走。连续两次创业失败，让他暂时看不到出路，只能去县城一边学技术，一边给别人打零工，直到2015年，村里决定上马花椒产业，作为扶贫项目。虽然花椒产业后续效益非常可观，毛收入是种粮食的八倍，但是花椒种苗种下以后三年才能结果，六年才能真正见效益，投入期太长，村民大都只是观望，最后决定上马这个项目的只有一个村干部和李宗富两个人。撂荒的土地流转出来，可以为无力耕种的留守家庭增加一笔收入，大规模种植需要雇佣短工，也为村里的留守老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李宗富说如果没有前两次的失败，他也许不会选择种花椒这样的长线项目，回到家乡这几年，他对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收获也有了更大的耐心。已经两次失败过的李宗富又一次成了村里，种植的花椒这项新产业的探路人，他说自己一定会坚持下去。

而在杉树坡村村干部宋应堂也给62岁的留守周穆王庆兰带来了好消息。 宋应堂说，除了针对精准扶贫户的贷款，国家还将向杉树坡村划拨一笔，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款。现在杉树坡村已经成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发展种植和养殖项目，听到这个消息，王庆兰对村里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表现出了热切的期待。虽然有了新期待，可眼下王庆兰还是要先照顾好家里老小的生活。周日下午，除了就要赶回学校的大姐焦会和年纪最小的婷婷，所有的孩子被王庆兰指派到对面山梁上，去收家里最后一片红薯。沿着山路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地里，焦会和菲菲告诉我们，这些红薯都是几个月前他们跟奶奶一起来栽的。山梁上的土地狭窄贫瘠，高低不平，有的红薯秧就种在石头缝旁边，可是也结出了一串串的红薯，旺盛的生命力就像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们。花了三个多小时，孩子们才把这片地里的红薯挖完，收拾起农具，大孩子背起装满红薯的筐娄，小孩子给哥哥姐姐们背着衣服。下午的太阳暖融融的照在劳动回家的孩子们身上。在焦家院坝下面的那片红薯地里，王庆兰也带着婷婷，在进行最后的采收。刚刚归来的孩子们冲进地里，跟在一个人拉牛翻地的奶奶身后，捡拾着大大小小的红薯。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这些都无法剥夺童年的快乐。当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会记得一家人在夕阳下收红薯的情景吗？他们会记得奶奶跟在老牛身后，手扶着篱笆的身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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