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其突破

发布时间：2023-05-03 20:08:32

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其突破
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其突破


内容提要 在现代性背景下，中国教育因为过度的话语移植而使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并带来了实践过程中的迷惘。要有效克服这种困境，就必须重塑教育文化，建立独立自强的中国教育现代性文化。

关 键 词 现代性 困境 突破

作 者 岳龙，上海师范大学教科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xxxx）

霍尔斯(Halls,W.曾经说过:“‘教育’作为抽象概念在本质上就是指一种文化现象”，由此“每种教育制度都源于它得以存在的文化环境。”[1]而文化作为一种人们对生存环境的精神体认，总是与人们的生存选择紧密相关。由此而言，教育在实质上也是一种与生存相关的文化选择。所以，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即是一个教育现代性的形成过程。教育现代性作为教育现代化的精神支撑，是文化现代性在教育领域中的集中体现。然而，目前的中国教育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变革的两个层面都出现了话语困惑和行为迷惘的现象，使我们的教育改革陷入了一定的困境之中。

理论研究：话语移植背后的思想“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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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国力的强大和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也带来了教育经费的大幅增加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相应地，教育理论研究也随之而“兴盛”，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教育论文与著作面世，也有成千上百的教育科研课题结题。然而，在看似繁荣的背后，我们面临的却是思想的“贫困”和思考的“匮乏”：如此多的研究成果却无法使我们明白中国教育变革的真正问题究竟在那儿，更无法指导我们深入地认识现实教育问题的本质，并提出有效解决现实中教育难题的方法。面对一本本堆积如山的专著和教育杂志期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堆从翻译加工而来的概念符号的堆积，有的只是西方人文学科的话语和对西方教育理论的解读与批判，或者从西方教育理论的视角来联想中国的教育问题。而在教育改革中真正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却基本上处于理论“失语”状态，更谈不上深刻独创的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于是中国的现实教育变革出现了有效理论的盲点，舶来的理论成果又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盲点所造成的空白。众多的理论争吵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困惑，于是教育理论界出现了许多自说自话、自得其乐的研究局面。

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产生，与我们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功利化和浮躁心态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有着更为根本的、内在的现代性的必然逻辑。自近代以来，我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击之下，开始迈向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性也成为中国救国救民、富国富民的基本追求。于是以理性文化为主体的西方现代性就与以德性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出现了明显的失衡。作为现代性的当代状态，经济全球化借助于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向全球渗透，正在日益取得普世的姿态。可以说，目前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来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教育问题也是同样如此。

于是，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改革动向也随之成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教育变革的基本指南。2

本土化的特色正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迅速地崩溃，乃至于消亡。尽管在这种过程中也不断有本土文化和教育的零星反抗（如我国部分地方出现的“读经热”和“读经”学校），但西方教育思想的强大优势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来，对强者的崇拜心态和现代性内在的逐利本性，以及我们在研究体制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就共同构筑成了一种强力机制：理论借鉴变成了理论移植。结果，我们的许多教育理论研究者并不是从我国教育自身的现实出发，不是从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而是从西方教育资料的翻译、引用、综合、演绎出发，并牵强附会地随意运用西方的教育理论来解释、批判甚至建构中国的教育，从根本方向上产生了自我迷失和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更有甚者，对西方教育理论不做认真的了解和研究，而是仅仅凭借二手、三手的研究成果来编篡成自己的研究成果，把严肃的学术探讨变成了研究者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还沾沾自喜以专家自居，对中国的教育实践指手画脚，混淆视听。

如果说我们尊重学术自由，而对理论上的无原则移植所造成的人们思想方面的部分混乱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它所带来的更为深层次的研究者精神层面的危害，却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大量的实践已经表明，对西方教育理论的过度依赖将会产生研究者文化主体性的迷失，形成了自我文化殖民的心态。这种心态将会成为一个民族文化最为阴险的杀手，在不知不觉间消融掉自己的精神与灵魂。这样一来，许多的研究将会自觉成为西方理论的喉舌，误导现实的改革走向，并失去理论研究自身所应有的原创性，更谈不上以真正平等独立的心态，用自己独特的创造性教育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与其他国家之间展开跨文化的全球性对话了。

幸运的是，我国有部分的教育学者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危机，提出了“教育学研究中国化”的观点。在这里，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教育学研究中国化”并不是盲目封闭，更不是自高自大。倡导研究的“中国化”并不意味是要拒绝西方的教育研究及其理论成果，而是要富有针对性地从我国教育改革的现实去学习、鉴别、整合西方优秀的教育3

理论及研究成果，并创新性地根据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去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建构我们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意义的教育文化，从而更好地帮助我们预见本国的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深入地探讨其本质和影响因素，找出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办法，不断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深化我国的教育改革，并独立自信地在国际教育讲坛上与其他国家的教育理论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赢得其它国家教育界的真正尊重。

实践改革：行政推动之下的成绩尴尬

理论研究方面的缺位与失语，必然带来实践方面的困惑与混乱。为了充分发挥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台了许多针对性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使中国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教育质量问题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突出问题。与教育质量相伴随的收费问题也随之成为整个社会的热点问题。于是，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就成为解决各种教育问题的关键，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提高教育质量的改革举措随即出台，其中基础教育领域的新课程改革和高等学校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的评估，就是近年来对整个社会，特别是教育界影响非常大的两件事情。本来，提高教育质量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有效解决各种发展中的矛盾，推动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然而在这些改革实践的推进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音符，使改革的成绩出现了许多意外的尴尬，并给改革带来了莫大的阻力。

比如新课改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学生不但没有享受到“发展”的乐趣，换来的却是学习负担的不断加重，“发展”变成了“伤害”，以至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三番五次地出台减轻学生负担的各种要求、措施，并组织大规模的检查来督促落实。学生负担的不断加重不仅导致学生厌学情绪的出现，还直接影响到4

了教师的教学情绪。有些教师甚至公开宣告：“不要再提有多少学生对教育不满。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多少学生厌学，就有多少教师厌教”，并发出了“当老师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老师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对上课、学习和考试感到痛苦”[2]的疑问与困惑。

而始于20XX年10月的每5年一轮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更是针对高校扩招以来所出现的教育质量问题而提出的一项有效措施。但是随着对全国高校评估工作的全面展开，却出现了“高校评估”“造假”、“行贿”的局面。这恐怕也是教育部在开展评估工作时始料未及的。可以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扩展，世界各个国家在制度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趋同或者趋近现象。因此，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改革努力，无疑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国际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潮流。但是这种符合时代潮流的努力，为什么却会在实践过程中扭曲、变形甚至遭到部分的抵制呢？

有许多研究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现存教育体制的落后，也有人把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实践工作者自身素质的低下，从而要求不断加大培训工作的力度。其实，这些因素虽然都存在，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所期望的高歌猛进的工作成绩相悖而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恰恰透露出现代性背景条件下我国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尴尬：管理层所寄予厚望的改革并不能得到改革实践载体的热烈呼应与有效贯彻！从表面来看，似乎是现实层面的保守性正在阻碍着理想层面的改革步伐，因而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这种保守的壁垒，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但是如果我们从更深的文化层面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尴尬背后所潜藏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缺位的危机。它所折射出的是，管理者所代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教育文化与现实中本有教育文化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桥梁，无法实现有机的融通与整合而出现的一种断裂性的危机，是民族主导精神在教育领域内迷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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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文化的凝聚。在经济全球化横扫一切的背景下，在迅速求富、求强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焦虑心态支配下，我们的政策和制度要求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多了一些移植和冲动的热情。于是，我们的教育行政方面的政策、措施更多地代表了国际间流行的主导文化倾向，也即现代性的文化倾向。这种文化倾向在我们的实践层面缺乏必要的生长土壤，不会自动地出现和发展，因此只能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以代表国际发展潮流的教育文化和政策优势试图强行取代现存的本有教育文化，从而引起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结果就造成了决策理想与实践效果不一致问题的出现。

因此，我国教育实践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尴尬局面，实质上是一个在对教育现代性的追逐中忽略了教育文化方面的认同而产生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外界适应最根本的是文化层面的适应，而文化适应方式总是要受制于自身的文化历史与传统，并在自身所能够认可和接受的范围内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么即使居于政策优势地位的先进的教育文化理念和与之相配套的实践举措，也同样会遭到现存本有教育文化显性或者隐性的抵制或反抗，不是以不合作的姿态来表达自己的困惑，就是以形式主义的弄虚作假来欺上瞒下。

新课改的理念和教学评估的理念，无疑是符合现代性内在本意的必然要求，从而也符合世界教改的基本潮流。但是由于它们毕竟是来自于西方教育基础之上的话语和精神体系，在西方自然有着现实的基础和深厚的文化背景支持。在西方，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与教学评估，是在教育现代化已经实现的基础上，在强大的个人主义传统与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变革的历史条件下而自发地产生的。但是我国目前的教育改革条件却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方面，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城乡之间教育差异巨大，文盲数量众多，人口就业压力突出，我国的教育机制、体制改革还严重滞后于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教育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数千年的教育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教育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于是，实现现代化的6

紧迫目标和强大的动力要求与我国仍然处于教育现代化初期的基础条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矛盾。

为了更好地满足现代性的要求，适应国际竞争和贯彻国家意志，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采取强力推进的政策和措施，并有效集中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来进行重点突破式的改革。这样一来，各个学校的改革就附加了许多额外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的满足与否直接决定着学校发展的未来和命运。谁能够更好地贯彻来自上级部门的政策指令和改革要求，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支配权。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中赢得更多的优势，学校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这种外在的强制性要求。与此同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了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目标，也不断地加大各种考核、评审工作的力度。结果，学校事实上变成了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庸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样一种以追逐利益为核心的文化取向是很难与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文化形成真正合力的。因此，改革在内在的情感方面并不能真正激起广大教育实践者的认同，并自觉地在工作中加以贯彻。

另外，国内的许多教育专家只接受了充分的现代性文化熏陶而缺乏实践的根基，所以在教师培训和教育改革中也只能讲解自己领域内的书本的理论、知识和观点，而无法跟实践实现有机的结合，更无法有效回答并解决广大教育实践者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改革的信任度；结果各种各样的培训，以及教育理论、观点，都成为听之新颖，用之棘手，无法落实的教条，更增添了广大教师对改革的困惑与迷惘。就此看来，处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没有真正话语权的情况下，在学校各种严格的考评下，在繁重的教学压力下，在繁多的题海中，在缺乏有效资源可供利用的情况下，面临着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无法作出明确的抉择，而不得不流于应付。

为此，重塑富有创造力和整合力的新的文化条件，塑造新的教育文化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顺利推进教育改革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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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重塑：未来教育发展的真正基石

目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力的不断强盛，已经在不断强化国人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认同。但是仅仅停留在回顾历史或者整合西方的层面，根本无助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教育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其文化认同需要有更为深厚的精神支撑和强大的内在凝聚力。从当下的社会基础来看，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促进新的民族精神的建立，无疑是最具有认同感的文化号召；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各种资源的分配才能够形成有效的合力。所以，中国教育变革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热情和创造力。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出发的教育文化重塑，意味着一种经济全球化背景条件下新的“中国性”的重构。这种重构决不是从传统文化中去挖掘已有的民族性来将其发扬光大，也不是在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沟通整合中去创造我们的教育现代性，而是要用世界的眼光来寻找现实基础上的中国成功的本土教育经验，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传统教育的精华、西方教育现代性的合理内核，重新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现代性。这种教育现代性，是立足于本土教育实践基础上的一种对全球化的积极主动的回应，而决非被动消极地适应；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本身而对国际化的一种独立，而非自觉主动的融合。换言之，这种新的教育现代性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所要培养的人不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公民，而是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公民！

立足于新的教育现代性的教育文化，不再是一种世界、传统、现代化教育文化的叠加，而是独立于世界、传统、现代化教育文化，与之保持相对平衡并不断保持创新活力的一种崭新的教育文化。这种文化既能够为中国的教育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又可以积极回应新的时代条件下各种教育问题带来的挑战，并富有极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性的新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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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这样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我们就需要改变目前行政推动型的教育变革现状，应该给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教育理论工作者乃至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提供一个言说的平台和广阔的教育实验空间，让大家对现实的教育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路向进行最为充分的探讨、争论、试验和实践，从而对目前的教育情况、现实基础、改革方向、存在不足、未来前景等都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进而充分发挥所有人的创造性和全部智慧，多角度、全方位地推动教育的深层次变革。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成为一个支持性的服务机构、指导性的决策机构和群众智慧的动员机构，从而最大限度地吸引和激发广大民众的教育热情。只有当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再把教育看成是政府的责任而是自己的责任，只有当每一个家长都不再把对孩子的教育看成是谋生的工具而是国家兴旺的根基，只有当每一个教师都不再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被动的应付而是神圣的事业追求，也只有当每一个学生都不再把受教育视为恐怖和负担而是点燃自己生命的火焰的时候，我国以教育现代性为核心的新的教育文化就意味着真正得到了建立，我国的教育现代化也就走向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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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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