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社会进程中大同思想之我见

大同思想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社会的政治设计。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它具有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励自己和群众谋求改造社会的远大目标。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大同理想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开始同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大同理想的新模式。各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近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和方案,这些构想和方案与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近代实现大同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人。他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思考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并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具体探讨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具体途径，从而将近代关于社会理想的

探讨推进到一个科学的历史阶段。

一

李大钊的大同思想的产生既以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为历史前提，又离不开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影响。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理想目标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他对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仍缺乏清楚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方向。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已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而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这时中国大地兴起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们自然地把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与近代的社会主义联通在一起，并认为“大同”、“均平”就是社会主义。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时代思想氛围中，把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用“大同”这一民族语言概念来认识、理解与表述共产主义。李大钊如报晓的雄鸡，猛然看到“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指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就是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只能迎，不可拒的世界历史趋势。他希望用这盗来的火种，点燃改造中国社会的燎原烈火，鼓舞他

的已经一变为新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
同时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初步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清末民初中国的留日学生已大量译介了日文的社会主义著作，其中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众多留日学生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幸德秋水、福井准造和村井知至等人的著作不仅集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而且观点鲜明，包含了较深的哲理。李大钊在留日期间不仅听过他们讲授的关于社会主义内容的课程，而且还阅读了他们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初的接触并且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把创造历史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认为在西方，“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先声，遂皆发于工人之口。罔不胚酿于劳动阶级之运动。最近俄国大革命之发端，亦以面包问题为武器，工人团体为先锋”，

[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对“大……主义”的胜利，即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劳工阶级”应自觉承担建设理想社会的责任，从而找到了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阶级力量。同时李大钊以积极姿态热情地宣传唯物史观，超越了进化论的范畴，实现了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起初他在进化论的引导下将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精神，归之于民众的意志即民彝；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则把历史的动因归之于物质，归之于劳动生产。他指出“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

[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彻底转变。李大钊在深入考察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之后，已开始对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有效性表示质疑，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有所批评。“五四”以后，他迅速地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桎梏和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局限，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顺利地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他的社会理想也由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大同思潮的勃兴对李大钊的社会理想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中国大同思想是延绵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之一，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古已有之。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无不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转化现实的过程。作为近代中国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相结合，并借助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阐发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的活动来实现“太平天国”，主张通过农民起义来实现其大同社会。他的大同理想具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并且要在神学外衣庇护下消灭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贫富差别，因而无疑是一种空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的发展路径，主张“破除九界”，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于公”。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展现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解放等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要求，终因其大同之世的乌托邦特征而导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③]孙中山再次倡导民众共同奋斗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来世界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伟大的思想。”

[④]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的同时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理想。但他主张互助，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通过三民主义的实行可以使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带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他们三人的大同理想虽具有空想的性质，却构成了李大钊大同理想的历史先导。李大钊作为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直以一种宽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批评去对待近代大同理想的思想资料，他将社会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束了几代先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空想历史，使他的社会理

想获得了科学形态，实现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学的质的飞跃

二

社会理想是主体对社会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们对未来奋斗目标或憧憬的观念性的预见。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两者又是交互作用，因而对社会理想的探索也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化为现实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家总是把中国的革命理想同人类到大同之路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关于社会理想的各种构想、方案，也在保留大理想的形式下不断地改变着其时代和阶级的内容。在承继大同理想在中国近代的演进历程，又经历其在社会理想上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李大钊最终所构想成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

一：历史背景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诗经》中的《硕鼠》篇（产生于公元前 611年以前），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硕鼠》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大同空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
　　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的大同思想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新制度产生的分娩阵痛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这一时期大同思想的三种主要类型。
　　农家“并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劳动,没有剥削;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没有商业欺诈；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连君主也和人民“并耕而食”。农家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
　　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人类分成许多互相隔绝的“小国”，每一个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废弃文字，尽量不使用工具，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即使对“鸡犬相闻”的“邻国”（实际上是邻村），也“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
　　儒家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礼记·礼运》），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
　　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道家的理想更详尽，更完整，也更美好，更具有诱人的力量。因此，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礼运》篇大概产生于秦汉之际或汉初，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帝国，正在雄心勃勃地为巩固封建政权，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而斗争，于是，它的某些思想代表人物就设计出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方案，为自己的事业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
　　[《礼记·礼运》(清嘉庆十一年刻本)]《礼记·礼运》(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上述三种类型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后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基础，后代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大同类型，基本上都是属于农家类型的；一切在王朝更替、农民战争中受到损害，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都憧憬着道家类型的理想境界；而儒家的大同理想，则往往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
　　西汉以后的封建时代的大同思想西汉中叶以后至清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一直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因而儒家大同类型的理想，未再出现新的模式。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典型。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则在东晋陶渊明(365/372/376～427)的《桃花源记》中形成了新的、最有影响的典型。
　　五斗米教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对部众的管理强调用说服教育方式，对犯法的人也首先教育，宽恕三次不改而后处罚。
　　《桃花源记》陶渊明在文中幻想出一处同现实世界隔绝的人间乐土──桃源洞，那里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永远处于和平、宁静和温饱的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世界几百年来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都一无所闻，自秦末进洞以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在中国大同思想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的苦难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
　　中国近代的大同思想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
　　在中国近代，农家类型和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仍有所表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章太炎(1869～1936)的《五无论》分别是二者的典型。但是,在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主要地位的却是儒家的大同类型，它被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两种大同理想。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康有为写了《大同书》，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国界消灭,全世界统一于一个“公政府”之下,没有战急。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没有贵贱等级。男女完全平等，家庭已消灭，不存在父权、夫权压迫。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压迫、贫富分化、危机、失业等现象有所批评，但他们的大同理想基本上都还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化。康有为的现实主张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而对自己的大同理想不愿立即实行，主张经过缓慢的改良在遥远的未来使“君衔……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大同书》）。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则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选集》）。
　　二：大同思想的价值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如何“化”和向何方向“化”都直接涉及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例如，全球化是统一于单一的西方模式，还是各种文化和文明的相互融合，求同存异？全球化是用军事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霸权征服世界，还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全球化对我们每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和习惯做法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回答。
　　中国是有着５０００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十分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其中包括对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最早追寻与赋予。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两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部分思想原先是特指内地和边疆、中原与边区、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原则。二是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从内涵还是到外延，都远比昔日中国传统文化所涉及的本质内涵要广泛丰富得多，但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当今全球化本质内涵的思想，依然是人类文明的魂宝。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涉及全球化本质内容的精华，对于推动当今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化本质内容究竟有哪些蕴含，我们应特别关注并批判地汲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观念和原则：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２５００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则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谓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直到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纲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著《大同书》，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实现 “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中华民族不仅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执著理想、为理想献身的民族。东汉末年五斗道首领张鲁在汉中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南宋初钟相起义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几乎历次农民起义都把贵贱平等、上下同一当作自己的旗帜，并为大同理想的实现进行了不掘不挠的斗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它和产生于古希腊斯多噶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第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而言，但其有关静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宝贵的。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象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则体现了他的“仁政”理论。秦汉以后各朝代对外交往逐渐频繁。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了通西域的对外

在当今全球化社会进程中大同思想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