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里的青春追忆

蹉跎岁月里的青春追忆

文/村夫

公元2012年05月04日，上午十时许，天色晴好。我与石山、正科、永立、赖司机一行五人，自驾车经湘潭取道京珠高速南下，转炎衡高速，直奔茶陵。这仅仅二小时多车程的寻梦之旅，却让我们苦苦筹谋、相约期待了一年之久。

说到寻梦之旅，其实并非去寻觅人间美梦，而是去追寻一段曾经失落的青春与那饱含辛酸苦涩的流离残梦。

公元1968年12月28日，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个终生难忘且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非硝烟战火导致的中国大陆移民大迁徙劫难中，一位伟人早晨起来打个喷嚏即成圣旨下，令数百万无辜年轻学子学业荒废，一夜之间风卷残云般背井离乡被下放到边远村寨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中四人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成了当年下放湘东茶陵的一代知青人。

数十年过去，恍如昨日。记得当年来时路，我们蹲坐解放牌闷罐铁皮汽车颠簸不见天日，在漫漫东行的坎坷泥砂路上一行便是十多个小时，上午九点湘潭出发抵达茶陵时，已是夕阳西下，寒风凛冽，暮霭低垂。心如风雨飘曳中的孤雁，茫然无助，不知归处。而今，还是那条下乡的路二百余公里，油门一踩，阳光大道飙车爽，一路欢声笑语，不觉数斗烟功夫，车到茶陵米水河畔。这车速与心境却不似当年。

车到茶陵云阳山下，沿米水河畔，穿过一道长长的隧道，便见罗霄山脉巍巍嵯峨，云雾缭绕，依山傍水的茶陵古县城，城外垄园荫绿，阡陌纵横，山风拂来，清新凉爽，能嗅到沁人心脾的淡淡芳草香，让人回归自然有似曾相识亲切感；城内街市喧嚣，宾馆、酒店、沐浴城及各类商铺林立，具有现代色彩的临街新型建筑屋将古老的县城装点成一个妖娆光鲜的现代小都市。依稀看到城南河畔矗立的宋代古城墙、古城楼阁经千年风雨侵蚀犹存，这与小都市的情怀与品味形成极大反差。当我们触觉到现代繁华时，那份天然、古朴、纯真与厚重却再也不能回到从前。这世道真奇怪，这世界很无奈。

中午十二点半，车到村口桥头，远远传来悦耳鞭炮声，我寻声望去：村委会门前竖有二幅大红色欢迎牌，阳光下昭然醒目，左边：“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回第二故乡芙江村指导工作”；右边：“祝知青兄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原来热情好客的村支书及村委会一班人，早已在村委会门口等候多时。看到乡亲们脸上纯真的笑容，体验如此隆重鲜有礼遇，让我受宠若惊的同时，又感到一种久违的人格尊严回归。遥想当年下乡时，走进村口，迈入生产队会议室，还没等卸下肩上行囊，贫下中农出身的生产队长就吆喝我们，在领袖像下一字列队排开，听他的口令，作“立正”“稍息”操练后，即教导我们如何有节奏挥动手中红色语录本，三呼红太阳万寿无疆，这愚昧年代里知青身份的卑微及人格尊严被愚弄与践踏，令我颇生感慨：人生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经历岁月沧桑巨变后，呼唤与争取公民人格尊严回归，这弥足珍贵的民生最基本最重要权力，何以如此姗姗来迟。

知青返乡，山村热开了锅。陈年米酒抬出来，杀鸡、捕鱼、砍肉、烹饪料理，喜气盎然。炉膛柴火从清晨烧到晌午，为操办这十大碗酒席二桌，可劳烦忙碌了村委会一班人。

入席不久，村里谭书记致词：很难见面呀，我的知青兄弟!下乡来了，多不容易，吃好、玩好、住好、开心愉快就好；山村变样了，不再是过去穷得连根上吊的绳都买不起，口袋布挨布锅里叮当响，现在仓里粮不少，缸里酒不缺，新房空屋多，你们来多少人住多久，村里管吃管住全包；你们从大城市里来见过世面，经验多，见识广，欢迎为我们乡村经济发展多出谋划策提建议。谭书记一席言，简朴、实在、情深。他的每一丝笑容，每一句话语都显现出足够的忠诚。尤其是他的一声兄弟呼唤，更温暖了我们的心。

没错，我们是兄弟。当年下乡时我们还青春年少，谭书记小我二岁，是生产队的一名放牛娃。他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位教书匠，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回乡种田。本人也系黑五类子弟，基于出身的劣根性让我们同病相连。记不起多少次饥荒时，他给我送来煨熟的热山芋；记不起多少回到芙江捕鱼，上岸后他会把绝大部分收获分给我；记不起多少个夜晚同睡一铺，我讲鬼的故事，他吓得尿湿了短裤；还记得那年秋天我返城时，他送了我一程又一程，离别时无语道声珍重，可眼里却盈满泪光，我走出村口很远，他还久久伫立在桥头大树下频频向我挥手，直至我回头再看不见桥头与他的身影时，我对自已说：好兄弟，我会再回来！

酒过三巡，村委一班人已轮番敬酒毕，该轮到我们回敬了。我想答谢的话太多，而能说出几句振振有词的话来，又自觉口才匮乏。我向满腹经纶的正科兄使了个眼色，希望他能慷慨陈词表现一番，可他面泛桃晕心已醉，全然不觉我的招呼。还是石山兄有担当，他身为湘潭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见过的场面实在太多，他举起酒杯挺身站立，说道：谢谢村委会及乡亲们今天的盛情款待，我曾经在这里跌倒蒙难，也轮流在各生产队挨过批斗，那是时代造成的冤案，我与乡亲们都是受害人，我被内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时，乡亲们并没有把我当作阶级敌人看。借此机会，我想对当年的尹书记道一声迟来的感谢，是他撑起天大的雄胆,特批了我这不能乱说乱动乱走的坏分子，于那年冬天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我还要衷心感谢，在我蒙受政治迫害时，在座的许多乡亲们对我伸出援手，并在生活与劳动方面给予我许多关照。今天，要感谢的太多，就不说了，希望各位有机会来湘潭做客，吃住行我负责。另外，如想在建筑工程上做点农民工劳务输出时，我可以尽力帮忙。石山兄说完即望着一旁的永立兄点将道：我们的陆局座有话要说。原本健谈的永立兄早已按捺不住，接过话语权，尤恐气氛冷寞影响大家的酒兴，便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上至国是政要，下至民俗风情，天南海北的一顿侃起来，他的妙语联珠与广博话资，为大家带来无限乐趣。相知不觉千杯少，话也投机酒也香，酒席氛围因他，顿时火爆起来。

酒足饭饱后，谭书记提议带我们去当年落户的生产队走走，这正中我们的下怀，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到了芙江村山贝生产组。

这是我曾经插队落户四年之久的美丽小山村。在我的记忆里，当年村里有十来户人家，除二户上门入赘为他姓外其余都姓谭，根系本族词堂。小村落座北朝南，北靠龙头山，南依芙江水，龙头山上林深茂密，古树参天，常有飞禽野兽出没，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龙头山下东西二侧，有良田上百亩，旱涝保收。山下村舍多为明清时代留下的青砖瓦屋，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汩汩悠悠日夜不停从门前流过。清晨的小溪边，女人们忙于淘米、洗菜，洗衣裳，她们互相倾吐自已的心事，毫无顾及的把昨夜与老公的那事抖出来，证明自已如何有能力栓住男人的心。傍晚的小溪会更热闹，从田里干活归来的男人们会一丝不挂跳进小溪里，泡上个把二个小时，除交流一些田里活外，就是说村里的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哪个最骚，哪个最迷人，哪个能生几多崽，哪个连个鸟蛋都下不出等等。一个亘古千年不变的话题，与这永不干涸的小溪水一样，流转这个山村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由于村落的特殊地理位置是建在龙头山下的龙尾上，十里八乡不知猴年马月起就传说，这个村落日后必出天子。于是，数百年来山贝村先民，无论贫穷富贵，无论外面世界多么精采，无论世态风云如何变幻，他们始终守望着这方风水地不忍离弃，安然自闭的活在自已的古老传说中。

如今的龙头山上，古树没了，稀疏的灌木林凋零成了个癞子头，栖息于林中的飞禽野兽早已杳无踪影。小溪边的那些旧时青砖瓦屋与古老词堂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二三层楼高的红砖屋配以铝合金门窗。还有当年生产队里能拿十分工一天的那一辈壮劳力，多已作古远去。见到年轻陌生的面孔，握手时却浑然不知他是谁家子弟。山还是那座山，小溪的水依旧还在门前日夜不停的流，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山贝村你未来的生态人文环境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站在高高的龙头山上，俯看山下那一片片熟悉的田畴，我的思绪万千。

记得那年三伏天，骄阳似火，大片农田干旱缺水，发黄的禾秧有气无力的倒覆在道道裂纹的田地里，抗旱救灾的战斗打响了。那时贫穷的山村，一个工日才值几毛钱，所有农活除牛耕田之外，其余都靠手提肩扛，没有电，更无钱买抽水机，只能依赖木制龙骨水车人工抽水抗旱。村边小溪水浅得仅能漫过脚背深，在溪的底部，掘一个沉坑，让水车的一头落在坑里，另一头搭上溪岸边，七、八台龙骨水车沿小溪岸边依次排开，手握水车摇柄不停摇转轴轮发出的吱嘎响声，从清晨响到太阳西沉，清悠悠的溪水缓缓流进了干涸的田里，汗水却湿透了抗旱人的衣背与脚下的土地。那时农民因久旱听不到渴望的雨声，心有多苦、人有多累！他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古老、原始的水车吱嘎声里，期望开镰时有个好收成。在与农民兄弟一道体验抗旱艰辛的同时，也与他们一样感受久旱无雨时的焦虑或久旱降雨时的欢欣。虽然，每年的抗旱战斗里，摇龙骨水车我的手掌磨出了血泡，长出了厚茧，但我反复告诫自已，再苦再累也要坚持，有个好的表现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才能有望离开这永不属于自已的山村。现在，木龙骨水车恐怕早已成乡村古董了，旧时抗旱艰辛一幕也随岁月风尘淡去不返。

在龙头下的西北面，有条山路四五里直通红星村，那是正科兄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我与他的交往不因知青下放同是天涯冷落人，而是从学生时代起他对文学与世态都有着自已的独立见解而深深的吸引着我。用现代网络流行语说：我是他的粉丝，他是我的偶像，来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为过。正科兄长我三岁，书读得好，是文革中湘潭学生界唯一被打成右派的人，他生性儒雅，谈吐不俗，常有出语惊人之举，人称“科夫子”，是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且极注重现实又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奇人。当年无数个夜晚，我提着马油灯经山路去红星村会他，一是因自已精神空虚郁闷，想找个趣味相投的人吐吐心声解解闷；二是出于对读书的喜好，想读书又无书可读，不如去找科夫子，听他谈书、解惑、传教。记得一个星光朗照的月明夜，我与他躺在一处池塘边的草地上仰望遥远的星空，他对我说：这宇宙太浩瀚博大，这人生太渺小短暂，我若能有二亩地，努力耕耘能长出点粮食与希望来，那该多好。我有点纳闷不解说：你不是每天都在这广阔天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玩着泥巴过日子吗？他答道：我理想中的此二亩地非彼二亩地也！你知道近世纪印度出了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伟人吗？他叫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ranath Tagre]，他自言自语的接着说：泰戈尔的《二亩地》你读过吗？我说：没有。这时，只见他从草地一骨碌翻起来，拍拍身上的草屑，整整衣袖领，润起嗓子，二眼现出少有的亮光，说道：我背给你听：

散文诗《二亩地》，作者印度人氏，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我只有两亩地，其余的一切都在债务中失去，

王爷吩咐我，知道吗？巫宾，我要买你这两亩地。

我说：王爷呀，你是大地的主人，你的土地无边无际，

我呢，只剩下了这小小的一块站脚地。

……..他一口气背到最后一段：

我说：王爷，就这两只芒果，我求你施舍。

王爷笑着说：这家伙披件出家人的衣服，原来却是个惯窃。

我听了只有苦笑，眼睛里滚出泪水，

您，王爷，如今是位圣人，我倒成了盗贼！

他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声情并茂如行云流水般的把这篇由冰心翻译过来的七十行散文诗，一字不漏的背出来。我完全被淘醉在这悲怆优美的不朽诗篇与他的激情中。我除感受他对文学的挚爱与虔诚，感受他出众的记忆力外，也恍然大悟他所需要的二亩地是具有怎样的精神内涵。受他的影响，那一夜，我也迷迷糊糊的做起文学梦来。

在龙头山下的东南面，迈过芙江即是与山贝生产队相邻的麻店生产队，那里有我青春岁月里的第一次初恋。

那时在本大队知青一族中，我因能写出一手不甚歪邪的仿宋体，能做出几篇装腔作势的应酬文章，连吹打弹唱也能沾点边，而受到大队书记的格外器重。农事最忙的春耕双抢及秋收时节，我多半被抽调出来搞些政治宣传活，在农舍朝阳的泥巴墙上，剪把棕扫帚当笔，泡桶石灰水当墨,大书特书“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政治标语，每个大字足有丈把高；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走村过寨，歌舞弹唱“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节目,过了几把文艺宣传队瘾；大队的各类宣传会议上，书记那充满豪言壮语富有革命激情的发言稿，多出自我的手笔，当过几回幕后刀笔吏。我的足迹走遍了全大队十一个生产队的山山水水，在青黄不接时混吃混喝解了不少饥荒，也挣了不少令知青一族无比倾慕的活泛轻松工分。不知是我的那点雕虫小技让大队书记有所利用，还是因我的出身有问题，或二者兼有，下乡的知青一个个，一批批被招工走了，我却依然如故的独守着一幢空荡荡的木楼，听夜半村头几声犬吠，打发那冷火秋烟时光，心情十分沮丧。就在这孤独无助对前程一片渺茫时，她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与她同是一个大队的知青，她小我二岁。那年冬，公社修王家冲水库，我与她同分在一个民兵连，吃的是集体大锅饭伙食，平常锅内炒菜难见几滴油花，一个月里仅有的一二次打牙祭，每当分到一小碗红烧肉时，她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已那份全部倒进我的碗里；我是个不修边幅的邋遢人，衣服脏成一堆，床被很少洗，她会一声不吭拿去洗得干干净净；散工后，我们会相约去水库工地附近的山崖上，去看远山飘来的云黛和西边灿若殷红般的落霞，听我说《青春之歌》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不知多少个同样的黄昏，我们一起爬上山崖，也不知多少回明月挂上树梢时，我们从山上走下。精神上的孤独与郁闷、生活中的困顿与辛酸、劳作中的磨砺与艰苦，尽被这黄昏、明月、清风的景境飘染淡化无踪。我的青春在一片朦胧中，居然逸出几丝从未有过的甜蜜来。还记起，有一次从水库回生产队担米（工地食堂米需民工自带），下午五点从水库工地出发，走了二十余里山路，抵达生产队时已是夜深人静灯火黑，外面风冷霜寒，我们在一片漆黑中偷偷摸进她的住处，说是烧点开水喝喝温温身子后再让我回自已的生产队去。那一夜，我们坐在吊锅地灶前，喝完了一锅白开水，和衣靠在火炉边墙椅上全无睡意也无去意，看着那灶膛里尚未燃尽的碳红，心里有说不完的话。时至鸡啼三遍后晨曦熹微，她突然说出：为了你我要离开这鬼地方。我问为何？只见她泪水簌簌滑落在昏暗的灶膛里，泣不成声，不再说话。

三个月后她走了，不是招工，是投亲靠友从茶陵迁回湘潭市郊农村务农。记得送她时正值春暖花开季节，田里油菜花一片金黄。经过桥下小溪边时，她塞给我一个信封让我回去再看，然后说：我在那边等你回来。我答道：好。随即从田里摘下一束金黄的油菜花，插在她的发辫上，由于距离太近，我居然人生第一次嗅到少女那由内至外散发出令人心旌摇动的幽幽体香，那年她才十八岁。回来后，我打开信封，只见一张空白信笺里包着一张穿军装的黑白少女照，照片的后面留有一行钢笔字：我走了，留下此照如同我在身边！我的泪，第一次为一个女人流淌。

许多年后，她举家迁居香港，在朋友的摄合下，于深圳酒吧我与她见过一次面，我问及你曾经是否真的爱过我？她说：你真傻。在我的记忆中，我与她之间不用说有任何肌肤之亲，就是连手都没碰过，但于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刻骨铭心的爱过，且是爱得那么的圣洁，那么的深沉。我问到那个夜里你说为了我，你要离开那个鬼地方，我可没有让你离去的意思呀，这话让我至今弄不明白？她沉默片刻终于道出四十年前一个羞于启齿的秘密。原来她所在生产队队长时为大队副书记，是手握大队红印章权重一方说一不二的人。全大队的知青招工返城没有他点头，就休想在招工表上盖上那枚象征权力的红印章，可以说知青的前途命运全捏在他的掌控中。一天，他把队上的二名女知青叫到他屋里说：我这个儿子也老大不小了，虽然脑子里有点小毛病，但田里的活还是拿得起放得下，你们二人若有谁愿意跟我儿子好，生出个崽来，上大学与招工进城随你选，我不强迫你们急于表态，回去想好后告诉我。此后，队长的那个有点智障的儿子，会隔三差五的半夜三更来敲打女知青的门，让女知青不得安宁。听她诉说后，我才茅塞顿开，解了埋在心底四十余年的一个心结。难怪，后来传闻该生产队另一位女知青被人玷污，多次打胎，因病返城后还落下个终身妇科病,既羞于对人言，又满腹冤恨无处诉。那年代真恐惧，那女知青很不值。

与她深圳告别后，我回到东莞，往事历历、心潮难平。于是在自已的博客中写了如下一段文字，算是给那个年代的青春残梦留段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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