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四十载香飘桃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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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会通讯》2008年第07期

        一、家庭

        我于1941年1月出生在福建诏安县梅州乡。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最小。父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只能凭钞票的颜色区分不同的票额。父亲很勤劳，天没亮就踏着晨露下地了；中午人家歇午，他还在锄草、拔草；日落西山，人家都在纳凉、闲谈，他却仍在地里忙碌。在父亲的眼里，从早到晚，都是劳作的好时光。父亲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每到假期，总安排我随他早出晚归，一同劳动。每个暑假我都会手脚起泡、背部脱皮。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确实没有什么大的抱负，只是认为种田太辛苦，巴望着早一天开学。至今一套套的农活(插秧、车水、耙地、犁地等)以及各个季节该种什么，我都没有忘记。我是道道地地农民的儿子。父母的言传身教带给我一份难得的财富，教我懂得在困难和曲折中坚忍不拔。

        大学毕业留母校任教后，我曾要求自己先立业后成家，可是“文革”阻碍了这个想法的实现，1969年元月我结婚了。我的爱人吴亚珍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我们育有一男一女。子女升大学时，自主选择专业，但都选择我所从事的会计学专业，这可能是耳闻目染的原因吧。我们夫妻两地分居达16年之久，相互的思念是必然的；更多的是生活上的许多苦恼。那时，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90多元，除了双方老人需要赡养外，一家分居三地又增加了生活费用。毕业转正后，我每月的工资是人民币58.5元，一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提一级(7元)工资。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同我生活在一起。我既要为他们洗澡、穿衣、梳头、做饭，又要帮助其学习，既当爹又当妈。除了繁重的家务外，我还有教学、科研、行政、社会兼职等工作。虽然生活很累，但觉得非常充实。值得安慰的是一双儿女学有所成、事业得意，能自食其力，也很守本分。

        二、读书

        1947年我进家乡的初小念书。原因有二：一是宗族的公田出租后的收入作为办校费用，族人只需交一点学费(每学期10升大米)就可以入学；二是我家兄弟四人，按国民党的规定，要有两人去当兵，如果是有文化的人可以免受兵役之苦，因此我去念书也是父母的心愿。那时的我，不像现在的小孩那样聪明，学期考试，我连考卷都看不懂，只好把所认识的字全部写上去，居然也升级了。1950年我进入家乡的中心小学念高小。刚刚解放的家乡，土地改革、修公路、成立互助组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对党所号召和所做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新鲜，也参加了许多活动。1953年我小学毕业。初中入学前需经过考试，且录取率比现在大学录取比例还要低。全班25个人，24人在本县参加初中入学考试，结果只有3人被录取。父亲因经常到云霄县赶集，所以主张我去云霄县参考，结果也被录取了，真是万幸。我经常想，假如当年不到云霄县参加考试，我不知道现在是在何方?

        1956年我初中毕业。渴望早点工作以减轻父母负担的我，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商定报考某中专学校。因为中专只读三年就可以分配工作，且有较高的助学金，基本上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可临近考试时，学校决定保送我进高中部学习。在父母的支持与鼓励下，我进入高中学习。在高中阶段，所碰到的困难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如政治运动不断等。教师不能专心教学，学生不能专心读书。更糟的是，由于办食堂，连带米、咸菜到学校维持生存都碰到问题了。因欠学校蒸饭的柴火钱4元多，我没有拿到高中毕业文凭，而是拿着一张临时证明到厦门大学报到。

        高考后我进入厦门大学经济系会计学本科学习。其实，这并不是我所填报的志愿，因为对大学许多专业并不了解，依据班主任指导，我的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入学前，不知会计学为何物，只知是一项收收支支、打打算算的工作。很多人认为，会计有什么可学的，生产队的会计小学毕业就行了。我心里同样不喜欢会计专业，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会计没有太多内容可学。而使我难忘的是，人厦大后，我看到老师佩戴红校徽，又听说老师都是从各届最优秀的人中选留的，因此，我下决心要留校当老师。这给我的大学学习注入了新的动力，使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上名列前茅，毕业后如愿以偿地留校任教了。

        三、教学

        留校任教后，搬进当时的单身教师宿舍。所谓搬家，就是一手拿棉被，一手拿书，走一回就完成了。领到第一个月工资48.5元，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最多的钱。我将20元寄给父母，接着给自己购置了一套衣服，余下的刚好购买一个月的饭菜票。任教之初，教务处长、总支书记分别找我谈话，要求做“又红又专”教师。当我领到红校徽并将其挂在胸前时，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学生时期我曾任副班长兼学习委员，接触过许多助教，因此，对助教的工作并不陌生。我当助教的第一门课是陈仁栋老师主讲的《会计学原理》。他当时兼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很多事情都放手让我去做。其间，他还让我试讲一章，共六节课。为了这次课，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寒假不敢回家与父母欢度春节，而是一个人在宿舍里备课。第一次讲课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讲话声音发抖，头脑一片空白，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后来很多新留校的教师都问我，上课难不难?我只能说，任何事情不是天生就会的，都要有一个锻炼过程。

耕耘四十载香飘桃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