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文化批判意识

李梦瑶

【摘 要】张爱玲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传奇的故事以及弥漫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她的小说似梦呓，诱你走入一个传奇而虚幻的小说世界。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梦魇般的氛围，梦魇般的故事，梦魇般的文化，还有梦魇般的人性，她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展示人性的深刻变幻，从而渗透出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意识，这是张爱玲小说值得推敲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 现代文化 批判 婚恋观 悲观意识

Zhang Ailing’s Novel Criticism Consciousness of Modern Culture

Li Mengyao

Abstract:The charm of Zhang Ailing novel first from epic story and atmosphere of the nightmare. Her novels like somniloquy that lure you into a legend and the illusory world of the novel. In Zhang Ailing fiction nightmare atmosphere, we can feel not only makes the nightmare stories, nightmare culture, nightmare human nature, and she with superb artistic technique to show the human nature profound changes, to permeate a critical awareness of modern culture, this i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Zhang Ailing novel worth investigating.

Keywords: Zhang Ailing; novel; modern cultural criticism; opinions of love; pessimistic consciousness

婚姻与爱情，是张爱玲小说的基本题材。张爱玲之所以热衷于婚恋题材，这和她的文艺观有着密切联系。在题材的认识上，张爱玲深信婚姻、恋爱等“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个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同时，她又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也就是说，人在恋爱的时候，能够更真实、更充分地展露自己的本性。所以，张爱玲是在写婚恋，也是在写人性，婚恋小说是张爱玲发掘人性、发掘生活本质的主要角度。张爱玲站在悲剧的立场上残酷地掀掉了男女婚恋华美的袍子，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在其笔下一览无遗。
　　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始终关注着女性的情感、婚恋、命运及内心世界。她认为，中国女性地位之低下集中体现于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婚姻在本质上是一场交易，是一场涉及婚姻男女及其背后的家庭甚至家族的交易。就正如传统说法“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最典型的利益交换。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处处都隐伏着每个人在婚姻生活中的最深处都隐含着这种交易规则，每个人对配偶的要求都有自己的心里底线。从古至今，男人的地位要经过多年奋斗才能获得，但女人却有可能通过嫁人而在一夜之间荣华富贵。正因如此，女人才将婚姻视为通向幸福的捷径。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映入眼帘的多是女性间的互相排挤、互相猜忌、令人不寒而栗的钩心斗角。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成为畸形婚姻关系中的最大牺牲者，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与经济权，她们处于沉默、压抑、从属的地位，成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道德规范囚禁下的奴隶，只能苟且一生，从来没有在家庭中获得一个平等、有尊严的地位，早已失去了抗争的能力，甚至是在压抑焦虑下人格精神裂变扭曲。张爱玲小说透过旧家庭无爱婚姻的文化透视，揭示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因此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文化批判意识就是通过女性的婚恋观和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悲观意识来展现的。
一、婚恋中被物化的人性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张爱玲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摩擦、摸索、闪避，她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所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世俗的一面。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当时新文化抨击的旧社会里，爱情成为奢侈品。爱情这件“华美的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她女儿那段真正的爱情，被母亲积怨成恨的狠毒性格完全毁灭，这是《金锁记》的高潮，也是悲剧感受性最撞击读者的焦点；《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张爱玲在拟定这个书名时，她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作品将讲述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但是，读完了张爱玲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故事中女主人公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作者在“倾城”的本原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使倾城之恋名副其实。白流苏想要追求爱情，但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中，婚姻成了她的生活保障，恋爱不过是实现保障的手段，她选择的不是恋人，而是一张“长期饭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男权社会里将一生系于男人的浮萍，她想要幸福婚姻，却将幸福理解为锁住男人。这些女性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促成的。她们或成了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或成了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最好的就像白流苏一样为了生存成为“长期卖淫”的情人。在这个封建思想和新文化冲击的时代，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解放，却又无力抗拒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她们心里对爱情的一抹希望之光，最终被社会巨大的黑暗吞噬。张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二、封建枷锁下的女性

张爱玲的生存境遇让她笔下的人物少有中国女性特有的温和、宽厚，多表现为人性中的种种自私和冷漠。作品中张爱玲刻画了一系列被封建意识和封建家庭所毒害的女性人物形象，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姜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等人物。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是这些女性的典型。她作为封建社会下层出身的女子，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哥嫂为了得到金钱，逼迫她嫁进豪门、攀附权贵。这个无实质的婚姻和勾心斗角的封建家庭牢笼，把她生命中的情感都葬送了，造成了她的心理变态，最后沦为金钱的奴隶。这种变态的心理让她认为，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她探听儿子房事，逼得儿媳自杀，破坏女儿恋情，子女的幸福被她一一扼杀。《金锁记》通过对衰败旧家庭的描绘，把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毒害在曹七巧身上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小说末尾作者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这句带有时间延续性的话语，说明了曹七巧是当时婚姻制度摧残下的女性典型，而这样的不幸女子、不幸婚姻还将继续延续。由此可见，在 “存天理，灭人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女性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没有地位，永远为男性附庸品。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儿姜长安也深受封建家长制毒害。傅雷说过，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姜长安作为一个被家长制“训练有素”的女性典型，在曹七巧的变态心理的管制下，她无法追求自己的爱情、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接受曹七巧对她幸福的毁坏，成了家长制的牺牲品。在长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家庭女子的脆弱是普遍的，家长制让她们只有默默无闻地去承受与担待。姜长安的人物塑造是张爱玲对封建意识和封建家庭毒害女性更有力的批判。

三、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的扭曲灵魂

张爱玲笔下有一部分女性，她们在物欲的冲击下，道德沦陷、灵魂扭曲。塑造这一类人物形象时，张爱玲都着重塑造反面人物，这主要是为了审视人性弱点。这些女性在利益面前都变得很脆弱，她们生活在乱世的惶惶氛围之中，在无法选择的时代里，生计问题被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他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她们而言都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甚至连婚姻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关系。她们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男人、金钱、社会地位成为了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代表人物有《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女性人物形象。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刻画了一个财奴形象的梁太太。她是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当年她忍着羞辱去做一位老人的姨太太，为的就是换取切实的金钱。金钱不仅锁住了她的大半个生命，也彻底俘虏了她的道德，以至于连亲情也变为金钱物欲下的牺牲品。为了得到金钱，她把自己的侄女葛薇龙由一个单纯的大学生变成堕落的交际花。《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为了求得经济上的稳定，而愿做范柳原的情人，将男人作为“长期饭票”，因此张爱玲说“这根本就是长期的卖淫”。小说揭示了半封建社会矛盾危机下，女性没有感情作为生活支撑，将金钱作为保障的社会现实。

梁太太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封建家庭女人最大的悲剧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通过葛薇龙和白流苏这两个人物形象，张爱玲写出了女性在物欲与道德挤压过程中的内心体验，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自觉和无奈。由此可见，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中，西方新文化带来的新事物刺激了人们的物欲，导致一些女性不自觉的道德沦陷，进而扭曲了她们的灵魂。张爱玲以此来审视人性中的弱点，揭示出道德崩溃下的女性，她们的灵魂在物欲和道德的挤压下严重扭曲，而个人的人生也必然走上悲剧的道路。

四、自身性格悲剧者

张爱玲小说里，有一部分女性的悲剧命运主要是自身性格缺陷或者软弱而造成的。她们以社会期待的角色来要求和塑造自己，时代造就了她们的软弱性格，封建家庭制度让她们习惯了男权社会的压迫。最典型的有《半生缘》中的曼桢等女性。

《半生缘》原名《十八春》，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易名为《半生缘》。《半生缘》所着力表现的还是张爱玲最为得心应手的都市男女情感纠葛。小说以男主角沈世钧的立场回忆往事，以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离合为轴心，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在乱世暌隔中的阴差阳错。《半生缘》里的曼桢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但性格的过分软弱让她无原则地迁就他人，并一次次被别人利用。当她在姐姐和母亲的谋划下被姐夫强暴，张爱玲写道：“她实在恨极了，刷的一声打了曼璐一个耳刮子。这一下打得不轻，连曼桢自己也觉得震动而且眩晕。她怔住了，曼璐也怔住了。……曼桢见了，也不知怎么的，倒又想起她从前的好处来，过去这许多年来受着她的帮助，从来也没跟她说过感激的话。”“曼桢不再做声了，只任曼璐发泄那压抑多年的心声，……对姐姐开始感恩、歉疚，甚至想到她曾经为了维护姐姐而和世钧激烈地吵嘴，但是现在她居然打了曼璐。她开始晕眩起来，矛盾起来。”由此可见，面对家人的背叛，曼桢也曾反抗过，她怨恨曼璐毁了她的幸福，可善良和软弱的性格压制了她的反抗，在心理矛盾冲突中，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默默承受。张爱玲借曼桢揭露了女性在动荡的现实和时代的没落中，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最多时候还是以沉默来抵触这种家长制社会，无法逃脱凄凉的结局。但《十八春》却似乎更适合于这个小说，十八春，无数个春天，吹面不寒杨柳风，又带着一丝丝时光不再的惆怅，就像这个漫长的故事。

张爱玲的作品里没有塑造英雄，记述的是平凡苍凉却引人思考的人生。她更多的从现实生活中陈旧、丑陋和野蛮的方面，审视女性的不幸命运和人性弱点。通过以上四类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能感受到张爱玲对女性命运、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她的小说里没有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巴金“吾与汝偕亡”的愤怒，更多的是对人物悲剧“同情的了解”。对张爱玲来说，认识普通人的悲剧人生，就是对社会的深刻剖析。

五、总结

张爱玲的婚恋思想中对中西文化的审视、思索与批判首先来自于人生最初的切身体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张爱玲在创作上脚踏传统与现代的两大土壤，在生活上，在爱情婚姻上，也是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由此看来，张爱玲骨子里有一些摆脱不掉的传统观念，她对待爱情婚姻是矜持而被动的。她是民国里走出的旧式女子，《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有她自身的影子。她含蓄、沉静且富有理性，“五四”青年的大胆热情似乎在她身上找不到。所以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女性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女性迷失了自我，她们在社会在家庭中无所适从，找不到自己。她们身上，既没有“五四”狂飙突进的自由精神，也没有三四十年代反封建、反压迫的时代呐喊。张爱玲用极其成熟的目光审视从女性婚恋观透射出来的人性，没有浮华、虚妄的罗曼蒂克，清晰地表露出当代人在生存的威逼下的种种无力与无奈的冷静的客观而又宽容慈悲的观照。在悲剧主角与情节构成方面，张爱玲自觉地将中国文化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相结合，从而对传统的悲剧意识作了一个突破。然而，与同时期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相比，张爱玲的作品缺乏追求个性的叛逆精神，奴性的从属意识，虚伪的苟且偏安，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认同既是当时变态社会女性悲剧命运的必然，也是作者无法超越自我的时代局限。

张爱玲用小说揭示了旧中国都市社会的种种灰色人生,同情于灰色人物的心灵创伤和心灵荒芜。她的为数不多的创作予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小说文本在一种幽深缥缈的意境中流贯着一条清晰而又浓重的悲剧意识。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来源于她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的悲剧性体认,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她善于收集都市社会的光怪陆离和风俗人情的曲折丰富,善于吸收东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契合其情趣的成分，并将此组合成一个奇异而独特的小说世界。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中有彻底的绝望,但又在审美的层次上用生活审美化的倾向自觉削弱悲剧意识的浓重,因此显得强烈而又独特。中国古代文学的悲哀特色和乐感文学的特点对张爱玲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根本上看,张爱玲是一位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品格的作家,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她用悲剧意识关照都市日常生活,为海派文学注入新的灵魂;她消解现代神话和人性传奇,解析民族文化心理,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展开凌厉深切的拷问,其悲剧意识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凭借中国传统文人感时忧生的文化人格,张爱玲的小说准确把握世俗人情,并因此涉及到对人类生存和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

张爱玲的小说仔细读来，满篇皆是女性的悲剧，这是新旧交替的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张爱玲写女性的悲剧就是在写她所处时代的悲剧，就是对徘徊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文化的批判，由于她自身的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所以她把这种缺陷融入小说，幻化成一个个在婚姻和爱情中找不到自己正确位置的女性形象，以此来讽刺那个丑陋可笑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92,3（11）.

[2]胡兰成. 评张爱玲[J]．杂志．1944，2(13)．

[3]饶岚子．黄仲年．张爱玲小说艺术论[M]，1987.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5]夏志清．论张爱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6]余斌．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7]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解读张爱玲[M]．南昌：白花洲艺出版社，1996．

[8]李雪英．张爱玲女性形象浅析[J]．大众科学.2007.（15）．

[9]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广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刘琅、桂苓.女性的张爱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11]陈子善.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文化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