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1．全面改革的历史进程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局部试验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变到开放，从固守陈规转变到大胆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历史进程。改革由农村拉开序幕。为什么从农村入手？万里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纵论改革：“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体制下受苦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因此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型集体所有制。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首先开始。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当时二十户人家个个当过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为这里特有的规律。到1977年底，小岗队社员已是一无所有，不论户大户小，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1978年12月，小岗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颗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 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热情，实行分田到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的农业产量就有大幅度提高。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为提高农民收入、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和解放为鲜明特色的历史新时期。 第二阶段：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至1988年是以城市为中心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科技教育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通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繁荣，商品丰富，人民生活生活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改革的深度及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进展，称之为全面的改革探索阶段。 第三阶段：1988年至1992年初是总结经验，整顿调整时期。这一时期，从实践上看，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调整完善政策、为更健康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从理论上说，是总结十年改革经验，以便确立更加科学、更加全面的改革思路，使中国的改革者事业更健康、更稳妥、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第四阶段：1992年初至今是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与此同时，政治、科技、教育等领域改革也全面展开。 可见，中国的改革选择了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体，先双轨后并轨的经济转轨的路径。这种局部启动、双轨运行、渐进为主、全面推进的经济转型方式是条件不同的国家所不能效仿和照搬的。 2．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是由改革的任务所决定。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学技术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邓小平论述了改革作为全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而且还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活的变革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产生重大的反作用，如果社会生活的改革滞后，同样会制约上述两项改革。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在阐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把社会生活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他指出，我国的改革是全面而系统的改革，一方面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引起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有力地推动着我国人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务实创新意识，以及效率意识等等；同时，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狭隘功利主义，甚至损公肥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也容易滋长蔓延开来。通过这些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正处于全方位的新型发展过程中。 在全面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因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根本最急迫的任务。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并不意味着其他体制改革没有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也不意味着其他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简单和容易。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体制改革相互交织和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的配合，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地推进。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有步骤、有秩序地全面展开，改革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 个层面。 3．改革开放是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 改革开放进入30年，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过去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过去30年改革开放很好地实现了改革开放的预期目的。第一，改革开放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1978年到2006年之间，中国GDP总量年均增长9.7%，2006年是1978年的57.5倍。第二，改革开放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在1978年到2006年之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45%，2006年是1978年的34.2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7.21%，2006年是1978年的85.3倍；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4%，2006年是1978年的6385倍。第三，改革开放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使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2.3%。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2006年减少到2148万人，贫困人口比原来减少了10多倍。 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始终坚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由此，带来了中国近代10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其成就举世公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 4.判断改革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针对姓“社”姓“资”的质疑提出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时候起，由于许多人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总是用“左”的眼光看问题，不断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实践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较为突出的有四个回合：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社”还是姓“资”？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极左思潮就在不断地发起这场争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首先突破的。在那个时候，他们就问过包产到户姓“社”还是姓“资”？他们的答案是：这是单干，是倒退，姓“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生气勃勃，他们问过它姓“社”还是姓“资”？他们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姓“资”。还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第二， 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在特区只有那面飘扬的旗子是红的，其他都是“白”的，姓“资”! 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姓“社”还是姓“资”？他们说: 这不仅是姓“资”，而且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简直是卖国，是卖国贼！多利用一点外资，他们大嚷：过去帝国主义夹着尾巴跑了，现在又夹着皮包回来了。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姓“资”！第三，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他们说: 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以来最实质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以逃脱他们扣过来的“资本主义”大帽子。 针对阻碍改革、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他多年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判断改革实践及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三个有利于”标准，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标准延伸和具体化为“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指标体系。“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生产力水平，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综合国力的增强，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又能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中，核心和基础是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是最根本的标准，改革、建设都必须着眼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核心地位，并不否认“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标志和目的。邓小平的这个概括，既突出了生产力这个最根本的标准，又扩大了它的外延，把它与社会主义的综合发展联系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既体现了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立场，又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可以说，这是最全面、最准确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为我们判断改革及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标准。 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强调的是对于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 必须从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摆脱出来，放开手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因纠缠于抽象的争论而贻误改革的时机，从而在根本上损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性质问题上，则不能不问，而是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应该肯定，一切合乎“三个有利于”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为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一切违背“三个有利于”的，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坚持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就是坚持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最高标准。 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 第一，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这是在处理三者相互关系问题时首先要树立的观念。发展是第一位的。发展首先指经济发展，同时也包括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全面进步。说“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因为中国解决自身内部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发展，才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克服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无论是改革，还是社会稳定，首先都离不开快速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改革需要“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稳定更需要“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而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则始终是把“发展”坚定不移放在第一位，人民受惠、人心思定。 第二，改革是动力，要发展就必须改革。改革是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广阔的空间。改革是发展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一方面离开改革不可能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离开发展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发展是改革的目的。 第三，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 稳定是指国家政局的稳定、基本政策的稳定和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不改革就不会使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改革实际上是革除一切不适应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格局的过程。而只要利益格局被调整，就会导致人们思想波动、思潮涌动、观念碰撞，引发不安定因素，严重时可能会引起局部的或大面积的社会混乱乃至动乱，使得改革不得不放慢脚步，或走两步退三步，宁可以牺牲发展速度为代价来换取稳定。据此，可得出结论，没有稳定的环境和条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深刻含义。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 邓小平为什么把稳定看得如此重要？有研究者认为，一是由于我们的现代化起点非常低，十几亿人口和相对贫乏的资源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严重困难，使得整个经济建设的政治环境要求极为严格，不能丝毫受政治动乱的干扰。二是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分秒必争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正以高技术为动力快速向后工业社会乃至于信息社会转变，历史留给我们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对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三是由于我们所确立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目标链，前一步为下一步准备条件，下一步为后一步创造前提，这就对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出了非常严格的环境要求。因此，现代化不可须臾离开政治稳定，政治稳定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 2.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但是，把握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度”，又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和高超的艺术。西方政治学有关理论认为，“现代性”(即已完成现代化过程，经济社会高度发达)有利于稳定，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则常常会出现不稳定。可见对于所有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常常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我国近十多年来在改革不断深化和利益关系大幅度调整的背景下，从总体上保持安定团结，基本避免了“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成为规律的社会动荡，人心稳定，社会稳定，政局稳定，应该说，与令世人惊诧的经济建设成就一样，也是一个奇迹。 第一，保持改革、发展、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稳定是前提，但稳定是相对的，不能因为改革有风险就不改革或者在改革中裹足不前，否则会导致更加严重、更加剧烈的社会不稳 定。也不能因为在发展中可能出现不协调不平衡而不致力于发展。因此，需要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做到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第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但是改革和发展也不能不顾及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加快发展，但要注意协调发展。改革和发展要始终注意适应国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要统筹安排改革和发展的举措，精心处理稳定同改革、发展的关系，着眼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及时化解矛盾，排除不安定因素，以保持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 第三，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我们致力于发展、积极推进改革、坚持维护稳定的共同目的。所以，要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为此，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要坚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的工作原则，要坚持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工作重点。

第二节 坚定不移动地推进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