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翻译手段的汉文训读

川本 皓嗣（大手前大学）

“汉文训读”作为一种速成式汉文阅读方式，在日本有很长的发展历史。“汉文训读”中的“训读”一般指用日语读汉字或汉文。与此对应，“音读”则指按照字音（日语中汉字的发音）来读汉字或汉文。

“训读”“音读”这类概念既可以指读单个汉字，也可以指读整篇汉文文章，我们应当注意区分。单个汉字的“训读”是指在理解字义的基础上，用意义大体一致的日语词发音作为其发音。例如，「直」可以读作「なおい」（＝笔直、正直）、「あたる」（＝相当、符合）、「ただ」（＝马上、立即）、「ただちに」（＝即刻）、「あたい」（=价值、价格）等。但是，在汉字传入日语的过程中，很多字的意义和用法都发生了改变，同汉语相去甚远，类似这种日式读法也包括在训读之列。

单个汉字按照其本音（中式发音）发音，叫“音读”。例如，「直」可读作「チョク」或「ジキ」。当然，这种发音必定会带有日语口音。而且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发音也存在很大差异。根据汉字发音传到日本的时期与传播源地区，可以将音读大致分为三类（即“吴音”“汉音”“唐音”）。

与单个汉字读法一样，整篇汉文文章也有“训读”和“音读”两种读法。在后者中，“汉文音读”是指汉文及汉诗中的每个字都按其汉语读音发音。日本人在古代习惯用音读方式阅读汉文典籍，到了后来，除了一少部分书籍外，这种方法已经不再采用了。不过用音读方式阅读佛教经典这一惯例仍然保留至今。韩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不管是单个汉字还是文章，通常都采用音读，而训读这种方法基本没有得到普及。

此外，整篇文章的训读与单个汉字的训读或音读不同，指的是用日语阅读汉文及汉诗。换言之，中国古典文语（文言文）对日本人来说本就是一种外语，日本人将这种汉文文章直接转换成了略显生硬、貌似古文的日语文章。当时的人为了让日文尽量显得自然，便根据各个汉字出现的场合，酌情采用音读或训读。日本人何时开始采用这种文章读法已不得而知，但其痕迹早在七世纪末就已出现了，真正的起始时间应当比这还要早得多。这种读法得到广泛普及可能是在八世纪左右。为了与单个汉字的训读相区分，本文将文章的训读称为“汉文训读”。

既然汉文训读是从汉语到日语的转换，那它自然可以算作一种“翻译”。然而，汉文训读要求尽可能保留原文形式，为此不惜采用近乎“直译”的模式化日语，这些特点又使得它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翻译。一般意义的翻译理应使用该时期通俗易懂的日常语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汉文训读本身经过了一千多年不间断的历练与完善，也已成就了一种极富魅力的独特文体。

那么，汉文训读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国史大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汉文训读，即“先对每个字进行音读或训读，再更改所读字的顺序（倒读），有的字略过不读（不读）或读两遍（再读），然后添上原文没有的词（添读），从而使文章整体符合日语语序语法的译读方法” １。之所以要采取如此复杂的程序，首先是因为汉字有音、训两种读法，其次是因为汉语和日语的语法结构（语序）存在差异。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单个字的音读、训读和返读。下面用一个具体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

现在日本出版的汉文、汉诗入门读物和教科书里的文章基本都采用如下体例。（一）原文（二）加注“训点”的原文（有时也会省略）（三）日语「書きし文」（改写文）（四）难解语句注释（五）现代日语译文（有时也称为解释）。

对于（一）原文，除了近代以来学过汉语的人，一般读者都只会用眼睛浏览。对文章整体进行“音读”的习惯在日本并没有得到普及，这一点在后文还要提到。

君不見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復回　（李白「将進酒」）

（二）中的“训点”是指在原文左右及边框线外加注的文字和符号，用以提示汉文训读方法，也就是日语读法。

君不ヤ⇂見黄河之水天上ヨリ来リ

奔流シテ到リテ⇂海ニ不二ルヲ復タ回一ラ

首先是在单个词的层面上，将「君（きみ）」「見（み）ずや」「水（みず）」「到（いた）りて」「復（ま）た」等训读。这一过程中添加了动词的活用词尾及助词、助动词等“送假名”。同时，「黄河（コウガ）」「天上（テンジョウ）」「奔流（ホンリュウ）」等词则直接音读。其次，在语法层面上，将汉语语序更改为标准的日语语序。语序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汉文中“动词+宾语”结构到了日文中要改成“宾语+助词+动词+活用词尾”结构。人们考虑到这种区别，为了把日语读字顺序标示出来，便发明了“训点”中的「り点」（倒点）（如レ点（れてん）、一二三点、上中下点等）。顾名思义，加注这种符号就是为了将原文从下往上“倒读”。

这种在原文周围加注训点的方法是八世纪末学习佛典的奈良僧侣最先采用的，后来推而广之，在一般汉文书籍中也得到应用。当然，如果精于汉文阅读，就没有必要在原文中一个个添加训点了。

（三）中的「書き下し文」（改写文）是将（二）中加了训点的原文改成日语书写方式。语序改为日语语序，且句中夹杂假名。

ずや　のよりり

してにりてたらざるを

汉文训读要求尽可能将原文在语序和用词方面都改成通顺的日语，但对于已经在日语中固定下来，即使“音读”也不显得别扭的汉语词，以及找不到恰当训读（日语译法）的汉语词，则保持原样不变。同时还有一条重要的不成文规定：为了体现汉文简洁有力的特点，应尽量避免过于冗长的表述。因此，平时日语中很少出现的「天上」和「奔流」并没有被改为日常使用的「そらのうえ」「はしりながれる」。照汉语原词音读的程度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一种公认的倾向是偏好汉语词理性而略显生硬的语感，不惜牺牲可读性来尽量多地保留汉语原词。通过汉文训读，众多汉语词传入日语，成了固定的日语词。

汉文训读的方法在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可以肯定，在汉文刚刚传入日本时，人们采用的是类似现在学校英语课一样的处理程序。即首先（a）尽量按照原词发音“通读”文章，（b）借助语法、词汇以及文化历史背景等知识对文章加以“解释”，最后（c）将文章“翻译”成通俗的日语进行理解。这完全就是阅读外语文章的通常程序（当然，要是能做到直接顺畅地阅读原文并马上理解意思，这三个步骤就没有任何必要了，可是至少平安时代以来，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凤毛麟角）。

然而，日本的汉文阅读又多具备不同于普通外语阅读的两点奇异特征。第一，如前所述，（a）中尽可能按照文章原音发音的基本过程几近于被忽视；第二，就连（c)中的“翻译”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

首先来看第一点，即“汉文音读”过程的省略。语言的语音与节奏是诗文，特别是诗歌的生命，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看一看英语和法语的诗歌，就能明白对语音和节奏的讲究是多么重要。

古代日本吸收、模仿中国文化的浪潮极为兴盛。早在奈良时期（七一〇‐七八四），汉文汉诗的鉴赏与创作就成了上流人士，特别是天皇、贵族及高级官员的基本素养。要想参与宫廷宴会及社交场合，作汉诗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不过当时人们读汉诗时很少讲求按照汉语词原音朗诵的技巧如何，发音是否正确，只要会“汉文训读”，也就是日语译读就可以了。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日本人使用日语读汉文乃至汉诗，但是在创作汉诗时，他们依然严格遵循汉诗的创作规则，如韵律（音数、平仄、韵脚）和语音效果（双声、叠韵等）。这些节奏及语音特征只有通过汉语发音才能具体呈现出来并发挥其效果，单纯用日语训读是不可能直接感知到的。因此，日本的汉诗创作者为了准确地调整自己听不到的诗句的平仄和韵脚，必然要逐一查阅词典，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将其一一硬记下来，再像雕琢精细的手工艺品一样将字排列组合起来，才作成了最终的诗篇。

既然日本的诗人们连原本的“正确”发音都不晓得，连节奏和语音的真正效果都无法体味，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把汉诗作下去呢？这是因为，即便实际发音方法有别（即便他们连如何发音都不晓得），他们也希望创作出在形式上能够超越地域差异，让中国人也能认可的“正经”汉诗。写出不怕“正经”中国人看的诗，这既是他们的愿望，也是他们的骄傲。

当然，这类诗完全无视语音层面，即使将其视为纯文本（écriture），光看文字本身，也没有达到十全十美。究其原因，这类汉诗是在日本被日本人采用日语训读方法读出来的，只有当时有中国人在场，由中国人朗读，诗的原本姿态、汉诗的真实特点才能在书写和语音两个层面上同时展现出来。因此当时人们认为，日本汉诗的韵律（音数、平仄）和韵脚，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东西，只有遇到了“正经”的理想读者，才能呈现出其本来面目。散文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现象着实不可思议。

但是，现代中国人朗诵唐代的汉诗时，即使发音是标准“普通话”，也不一定就能“准确”地再现唐代的平仄和韵脚。要是让韩国人“音读”的话，和原音的差距或许就更大了。目前普遍认为，在汉文中，文字是第一位的，语音是第二位的，诗歌也不例外。这一点和西方诗文大相径庭。尽管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日式训读几乎将原文的语音和节奏破坏殆尽，可日本的诗人们乐此不疲地致力于“正规”汉诗创作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而且直到近代，除了镇国时期（一六三九－一八五三）中国商船获准出入长崎出岛以外，中国的文人几乎没有机会亲眼目睹日本人所作的这些汉诗。而朝鲜则自室町时期以来，由朝鲜国王按惯例派外交使团“朝鲜通信使”频繁访日（一六〇七－一八一一共计十二次）。据说朝鲜的汉学水平在日本享有广泛声誉，因此在通信使队伍行经路线上居住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请求与其见面，恳求其对自己所作的汉诗进行批评修改。

这就好像现代日本人遵照英语的韵律与韵脚规则作出“正确”的英语诗歌，然后几乎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将其译成日语（时不时穿插进日本化了的英语单词）来读。这样一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对日本人来说，汉诗究竟是什么？——在语音和节奏上追求原汁原味，同时又始终无法体味到原汁原味为何物的外语诗歌究竟是什么？

然而，在日本的汉诗汉文研究史上，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从来没有被人论及。过往的研究与议论涉及到的，都是诸如奈良时期和平安时期，或者镰仓・室町时期，抑或是江户和明治时期的汉诗诗风、主题、用词和表现手法、给予其影响的中国诗论，以及汉诗日本化（所谓的和臭——日本人所作汉诗中不可避免的日本味）等等。这里有一种错误认识作怪，即只要同样的汉字以同样的形式排列，那么不管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对日本人来说，汉诗就是汉诗，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

不用汉语音读，而用日语训读的汉诗，和日本诗歌（例如和歌、俳句等）不同，没有五音七音的规定，只是一种“自由诗”。训读时，汉诗五言和七言的韵律，其内部的二三或四三式段落，平仄规律以及韵脚等都没有了。最终汉诗变成了一种散文，一种包含大量汉语词而没有一定的韵律，通过种种训读规则与习惯赋予其古典风格的文体。早期的汉文训读虽说也是直译的，但词汇和语法都与当时日常语言更为接近，只是随着时代变化，这种固定化的训读风格才同一般的日语文体差距越来越大。

尽管如此，历经十几个世纪的发展，汉诗也确立了其独特的风格。同和歌和俳句相比，汉诗自有独到的魅力，节奏雄浑有力，行文简约利落。这种汉文训读风格对其后的日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汉文训读体”“汉文直译体”的重要文体。因此，训读汉诗也像日本固有诗歌一样拥有众多爱好者，其受欢迎程度或许还在后者之上。我也是爱好者之一。可是每每听日本人朗读汉诗，都像在听日语散文诗，和用汉语朗读的汉诗又像又不像。日本人把这类诗歌也称作“汉诗”，并且几乎和真正的汉诗一视同仁，着实怪哉（汉文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那么，这种错误认识是缘何产生并固定下来的呢？为什么日本人会将训读汉文和本来的汉文一视同仁，并给予它们同等的地位呢？让我们对此作一番思考。

正如上面提到的，在日本人阅读汉文这种外语文章的三个步骤中，（a）尽量按照原音发音这一基本步骤很早以前就被省略了。而事实上，不光这一步骤，连第三步骤，即（c）转换为该时期日语进行理解这道工序也在很早以前就没人实施了。也就是说，在日本，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也就是将外语文章转换成本国所有人都能明白的日常语言这一过程直到近代都是几乎不存在的。这很出人意料。人们认为，只要完成了“汉文训读”这一步骤，其后的“翻译”就没有必要做了。而将汉文和汉诗翻译成现代文则是进入近代很久以后，汉学传统转淡才兴起的。

况且人们认为，这种尝试只是为了满足汉文学习中的一时之需，不足以记录下来流传后世。到了江户时期，汉学出现了空前热潮，特别是江户后期，一些将汉诗译成通俗口语的书籍问世（服部南郭《唐诗选国字解》（宽政三、一七九一）柏木如亭《连珠诗格译注》（享和元、一八〇一）等）。不过这些书籍也只是将汉诗的意思“掰开揉碎”，使其通俗易懂，完全没有现在翻译外语诗歌时力求使译文的艺术高度接近原诗的意图。

汉诗、汉文属于外语文章，阅读时却既不用音读，也不翻译，这令人匪夷所思。然而它也有它的道理。首先，对原文音读的轻视源自位于大陆的中国与东海岛国日本之间十分缺乏直接人员交流的机会。无文字可考的古代就不用说了，约公元六〇〇年（飞鸟时期，推古朝）开始派往中国的外交使节、遣隋使、遣唐使人数也相当少，遣唐使更是在八九四年（宽平六）被废止了。来到日本的中国人自然也屈指可数，一六三三年（宽永一〇）颁布锁国令以后，两国交流就更少了。江户时期，将就掌握当时的日常汉语的只有长崎的译员和一小部分学者，人数极为有限。除了偶尔来日的僧人学者、商人和流亡者以外，几乎没人知道中国本地发音的人，因此即使想用音读方法读汉文也是做不到的。

发音先放一边，翻译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缺少直接交流，那么由汉文到日语的翻译恰恰应该相当盛行才对。近代以来，直到几十年前，从日本直接到西方去的所谓“留洋人员”人数都不算多，所以很少有人能将西方语言讲得很标准。然而明治时期以来，在各个领域都有为数众多的文献被译成现代日语。照理说，不通外语的人越多，翻译的价值就应当越高。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汉文身上呢？这是因为人们发明了汉文训读这种便利至极的速成翻译法，这种近似今天的机器翻译的体系，并花了数百年时间予以完善。汉文训读的发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好弥补了人员交流的极端匮乏——同近代以来相比，当时的渡海人数极少。

那么，为什么得到优先发展的是近乎直译且高度模式化的“汉文训读”，而不是通俗易懂的日语“翻译”呢？这个重要的问题至今还没有答案。毋宁说这个问题本身还没有人提出。依我个人之见，这是因为在日本，汉文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外语文章，而被视为一种神圣的经典。人们将汉文看作中国文化这一先进文明、中心文明的精髓，对于汉字以及用汉字写就的文章心怀特别的崇敬之情。当然，在这一点上韩国也是一样，在重视汉文的历史上韩国或许还要在日本之上。但是韩国与中国接壤，不管愿意与否，直接交流都必然自始至终相当繁盛，能够按照本来的发音阅读汉文并理解其意义的知识分子也更多。一般认为，韩国能够通过音读理解佛典意义的教徒比日本多得多。

如果将汉文“翻译”成普通的日语，尽管会保留很多日语化了的汉语词，可原文中的大多数文字都会消失，语序和语法结构当然也都会发生变化。然而，如果采取汉文训读的方式，尤其是省略（三）“改写”（转写成日语），直接读（二）“加注训点的汉文文章”，那么原文的文字和语序都能原封不动地保留，大致的日语意思也能明白。如果不考虑发音的话，加注训点的汉文和真正的汉文一模一样，毋宁说就是真正的汉文本身。汉文训读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受到特别的重视，占据了学问的核心地位，其原因正在于此。古田岛洋介指出，日本人在汉文训读过程中恪守尽量不改动原文语序（尽可能先读上面的字，后读下面的字）的原则，这对于日语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究其原因，就是日本人希望训读文随时可以还原为汉文２。打个比方说，就好像随时可以兑换成黄金的纸币。

“加注训点的汉文、训读汉文和原来的汉文相差无几。”在读者这种错觉或者说希望的支撑下，训读汉文在日本受到了和真正的汉文同样高的敬意，保持着同样高的权威性。而且日本文化通过训读“直接”从中国文化获得的恩惠也难以衡量。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训读的词汇和语法对日语本身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影响范围之大之广，是古希腊语、拉丁语对近代西方语言词汇和语法的影响不可比拟的。

尽管如此，经过了抛弃原文发音，改变语序，添词省词之后的训读，和原文本身在事实上还是有差别的。这或许有些吹毛求疵，但我们不能否定，训读毕竟难以尽数弥补直接人员交流缺乏导致的理解不到位。而且将汉文同训读一视同仁或者混为一谈，也引起了许多误解与偏见。训读这种文体为了迎合原文而扭曲日语，从一开始就是不自然、不准确的。

说到不自然，可以举松尾芭蕉的一首著名俳句为例。

やにたふの

<夜色中波涛汹涌的日本海。夜幕深处依稀可见佐渡岛漆黑的形影。无意间抬头仰望，只见洁白的银河横亘天空，从岸边一直伸向佐渡岛。>其中，「横たふ」在句中理应取自动词「横たわる」(=lie)的意思，但日语文言语法中将其解释为他动词「横たえる」(=lay)，这样一看好像是松尾芭蕉用错了词。至今还有学者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其实这里的「横たふ」是汉诗训读过程中建立的一种特殊语法现象。当时人们为了模仿汉文简约明快的特点，没有将意为「みずから横たわる」（横躺、横亘）的汉字“横”训读为通常日语中的「ヨコタハル」，而是简洁地读作「ヨコタフ」。（《禅林句集》所引《三体诗》、《長安秋夕》中“残星数点雁横塞”等句即为例证３）。松尾芭蕉采用和当时流行的汉诗训读措辞，营造了出色的艺术效果，却在语言上招致了后人的误解。

如上所述，汉文训读务求简洁，使用略显艰涩的日语直译体，从而引起了不少误解。尤其现在人们的汉文修养普遍骤减，误用不在少数。比如「既而」（スデニシテ）本是「それからあと、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のち」的意思，可有很多人坚信它是「既に」的文雅说法，装腔作势地用到文章里。「須」（スベカラク）的意思是「…することが必要だ」，可有很多写手都以为它是「すべて」的文言。事实上，「すでにして」也好，「すべからく」（意为「…せねばならないことだが」）也好，在日语里本来就是很别扭的说法。

「喜・説・悦・歓・懽・驩・欣・忻・懌・怡」这些字在汉文中是各不相同的（区别主要在发音和声调上），各有各的意思。但是，由于这些字在训读中全都读作「ヨロコ（ぶ）」，很可能会被误认为字义也相同。不过在近代以前，讲授汉字意义和用法区别的书广为流传，比如伊藤东涯的《操瓠字诀》中有这样的解释：「喜ハ、楽也、…ウレシガルナリ、ヨキ事ヲ見聞テ、心ニヨロコビ、キゲンノヨキコト也」「説ハ、…ワガ心ノ内ニ、大慶満足シテ、ウレシク思ル事也」４。（“喜者，乐也……喜悦也，睹闻善事，内心欢愉，情绪畅快者也。”“说者，……吾心内至喜满足，愉悦之谓也。”）学习汉文的人，虽然不知道汉语词的“正确”发音（知道日语的“音读”），却将其意义用法尽数记忆了下来。其艰辛常人恐怕难以体尝，但即便如此，一旦用日语读作「ヨロコ（ぶ）」，必定还是难以在感觉上透彻领会到其与汉语原词的语义偏差。

在当代，人们仍然需要从不同的汉字中选出“正确”的字与日语中的某个词对应。市面上有很多这方面的教材与词典。日语中一个「きわめる」，汉字是应该用「窮」，用「究」，还是用「極」，令人难以定夺。从日语这一独立语言的角度看，这种现象非常奇怪。因为在这里，选择最恰当汉字的标准不光取决于日语「きわめる」的意义，同时还要考虑「窮」「究」「極」这些字在汉文这一中国书面语言中的各自用法。可以说，日语的书写至今都没有完全脱离汉语，仍要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汉语的权威性。

就这样，“训读汉文”一方面时刻冒着被人曲解与误会的危险，另一方面又依仗着中心文明的权威，长久占据了日本文化的核心位置。汉学的学习者们借助工具书与字典，通过广泛涉猎，为领会原文的真正含义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忽视发音韵律的阅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文呢？这里必然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界限。

结果，一部分人养成了一种习惯：那些被奉为圣典的汉文，只要用训读方法读一遍，就感觉自己懂了。甚至还产生了一种倾向——只有不知所云的才是有水平的。这种倾向继而催生了视不懂的事物为权威，越费解越不可撼动的事大主义思想。这种陋习时至今日还不时现出形迹。英语、法语等并非人人通晓的西方语言正在取代汉文的优势地位。政府、商业性文书以及报纸电视中，一知半解的外来语已经泛滥。年轻人的流行事物、歌曲、店名之中也随处可见一两句（很多是错误的）外语。而对作品晦涩难懂的学者、作家、诗人的尊崇之风反倒好像较以前衰退了。

汉文训读这一制度在为日本文化带来极大恩惠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不可忽视的波及效果。对此，我们不应该像对历史遗物一样置之不理，而是应该从根本上予以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伊藤东涯著，重野安绎阅，村山德淳校 一九〇六《操瓠字诀 附补遗》第二版，须原屋。

古田岛洋介 一九九七 《汉文训读与英文解释》，川本皓嗣、井上健编《翻译方法》，东京大学出版会。

月本雅幸 一九八八 《训读》，《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明治书院。

峰矢清人 一九七〇 《横たふ考》，《语法》。

作为翻译手段的汉文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