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理论综述

摘要：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在当代已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与其他经典社会学理论研究相比，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目前在国内仍不成熟，但这种日趋发展的研究趋势的出现就已异常珍贵。不同学者在使用社会记忆概念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记忆现象赋予了其不尽相同的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对社会记忆现象进行综合把握。本文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对社会记忆理论的已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做出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社会记忆理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02

一、社会记忆理论概述

社会记忆理论，是研究社会记忆的存在对个体记忆的影响。哈布瓦赫认为是没有脱离集体框架的个体记忆。康纳顿解释：感知一个事物或者对它有所为，就是把它放到预期体系中。感知者的世界以历时经验来规定，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一套有序的期待。[1]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后，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取向主要集中的三个方面是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基本问题，即：记忆事件本身的特点问题；社会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动力学问题；社会记忆的机制问题。

二、国内外关于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

（一）国外对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

社会记忆理论首先在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学者的视野内得到确认。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康纳顿强调的更多的是记忆的惯性，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指行动者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他注意的是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我们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康纳顿则说，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

除了哈布瓦赫和康纳顿对社会记忆的格外关注外，在西方学者也对社会记忆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心理学方向的社会记忆

当代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关于记忆的研究较有代表性。他区分了“群体中的记忆”和“整个群体的记忆倾向”，对前者他着重强调了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对于整个群体能否记忆、怎样记忆即社会如何记忆的问题，巴特莱特认为它不是对一般性的人类记忆的背景或框架进行研究，而是人类作为整体进行记忆的意向和活动。

2、声誉和知识与社会记忆

杰弗里和罗宾斯指出声誉研究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都关注了记忆的动力学和静力学过程。声誉与个人生活的成功的关系是松散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而是社会因素在个人的声誉上扮演了保护和维持的重要角色。杰弗里和罗宾斯对社会记忆理论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但是其评述后现代的色彩过于浓厚，比如对解构的强调等。 施瓦兹的研究分析了林肯的形象怎样从平易近人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威严形象，他也指出，尽管华盛顿的形象保持了其核心的连续性，但是他的声誉的延展性却是和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需求紧密相连的。[4]

3、国家认同与社会记忆

尽管社会记忆的研究较丰富，但国家认同却是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温菲尔德在《记忆的政治》一文中指出，为了在战后形成国家记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精英一样，致力于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大众叙事，把“可以接受”的过去和战后的国家重建联系起来。海伦娜在《“我看见了梦魔……”:暴力和记忆的建构》中以南非的索韦托起义为例分析了暴力的经历、记忆和历史的创造的关系。不仅强调了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的操纵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和历史遗产，而且国家所使用的暴力也是很关键的因素。阿姆斯壮在《记忆和模糊:芬兰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一文中考察了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的复杂关系，及个人记忆是怎样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的。阿斯曼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重大事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文化的记忆》分析了从个人记忆到社会记忆，再通过沟通和分享，最后形成一种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文化记忆，其基本过程概括为个人记忆一社会记忆一沟通记忆一文化记忆。

（二）国内对社会记忆理论的相关研究

1、关注重大历史事件

以社会记忆的理论视角去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它提供的可能不仅是一种新观点或者新叙事，还可能对现有理论范式的方法论进行创新。比较有影响的有孙立平、郭于华及其学生对“土改”口述史的研究，以及景军关于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痛苦记忆研究等。[5]

2、社会记忆的范畴类别划分

景军教授把社会记忆理论划分出四大类别:集体记忆研究、公共记忆研究、民众记忆研究、想象记忆研究。[6]在其《神堂记忆》一文中，他巧妙地用“神堂”重建的过程表明了记忆的社会结构。孔庙重建犹如记忆精灵的复活，记忆的内容受到制度环境的强烈形塑。“大川孔氏对历史与传统所做的有选择和创新性的利用……一系列为适应环境变迁而产生出处于进程之中又在不断转化的实践。”[7]

王明坷区分了三种范畴不同且具社会意义的“记忆”。 “社会记忆” 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 “集体记忆” 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历史一记忆”，一部分记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诊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8]

3、社会记忆研究的权力观

台湾学界多围绕着族群展开,研究明显带有政治身份色彩, 如王明珂等。内地做社会记忆的研究者往往将记忆的政治问题置于核心地位, 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 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联系、记忆的选择与组织、传授历史和保存记忆、记忆的责任问题、记忆为谁服务等等。这些主要问题的核心问题, 即记忆中的权力问题。因此, 关于记忆的权力范式是最需重提和反思的范式。王亚秋从三个方面阐述一种对立视角的批判的权力观的继续: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对立的虚假成分；大众与精英分野的误识；记忆之分层。［9］

4、重大事件造成的苦难记忆

有关苦难的社会记忆理论在比较重要的记忆理论文献中基本没有出现。“移民的痛苦经历被写进了公共的记录中，并在生者与死者相沟通的这个场所当众展示。”景军做的关于西北农村政治运动的苦痛记忆研究，放在文化特质分析的高度上，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个创伤记忆转变成政治话语的社会过程。方慧容对诉苦研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无事件境”被认为是农村生活记忆的一大特征，即虽然没少受苦，但是所受之“苦”像“蓄水池里循环流动的沉水”，已经“混流又乏味了”，“事”与“事”之间的互涵和交迭使“苦”变得无“苦”可诉。

王汉生、刘亚秋分析知青“青春无悔”记忆模式的建构过程。 “青春无悔”构成了知青对上山下乡经历的主流记忆。该记忆实际包含了两个层面：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就个体记忆而言，知青将“无悔”归因为经历是一种财富、一种品性的磨炼和对人性善的认识。就集体而言，无悔被归因为“与共和国共苦难”。

三、总结与评价

社会记忆理论维护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核心，也张显了其自身理论的独有研究范式，更体现着“新的研究关注”。这种“关注”对传统社会学理论既是补充也是创新。但是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宏大理论中是缺席的。

鲍曼指出，时间历史以现代性为起点，现代性是时间的历史，而历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忘记的过程，而且记忆正因它的选择性而闻名。总而言之，社会记忆理论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给社会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社会记忆理论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社会记忆理论在其目前己取得的成就与社会学家们期望达到的境界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另外，哈布瓦赫与康纳顿是社会记忆理论最主要的创立者，但他们都没有完善社会记忆理论体系，进而全面的、系统的阐释社会记忆理论。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2]纳日碧力戈.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j].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2).

[3]郑广怀.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

[4]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 2).

[5]景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5.

[6]steven sangr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8,(1).

[7]王明坷.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8]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j].社会,2010,(5).

[9]景军.神堂记忆[m].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10]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j].社会学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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