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文化的土壤
作者：凸凹
来源：《前线》2014年第04期

        毋庸讳言，中国的铺排、奢侈、面子和大吃大喝等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象。

        依我之见，这些现象的泛滥，远非世人愤愤议论得那么简单，它有更深层的原因，譬如它自有其滋生蔓延的文化土壤。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有一个强烈的主调，即：好门楣、好精舍、好美食、好铺排、好夸饰、好声色、好喜乐，等等。袁子才留下的经典文字，把“好”的趣味，阐述得淋漓尽致；王观堂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把这种“好”界定在民族性格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铺张、面子、吃喝等问题，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作用。

        关于面子，远的不说，北洋政府的秘书长瞿兑之，写过一部著名的《燕都览古诗话》，细腻地记述了北京古都的民间风情。其中写到一些人的好面子，举了两例，一是家穷无衣，无法遮羞，大姑娘白天也要躺在被窝里，但是必须备下一袭旗袍，一旦出门，也要以袍服招摇过市，宣告市人：我乃大家闺秀；二是家空无粮，三餐均野菜果腹，但门后要挂一块猪皮，出门时绝不忘拿嘴蹭一蹭，让别人看到，我整天吃肉。饥寒事小，面子事大，这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同源。

        文化的浸染，作用到人们的心理，就化成了一种价值伦理，评判于所遇物事。譬如上世纪90年代中，我被下派到一个贫困乡当乡长。前任好麻将，不理政事，乡财政无余银。出行所乘，乃一辆别人淘汰下来的旧伏尔加。我体恤乡情，依旧乘坐，干部群众，便用冷眼看我，政令也不积极遵从。究其原因，是他们从我的座车上，觉得我非强势人物，背景和能力一概稀松。为此，我调动关系，从区财政弄来专钱，购进一辆崭新的红色桑塔纳。那时桑塔纳属高档车，有身份象征。从此就不同，下属尊重，百姓听从，修了乡级公路，建了乡卫生院病房楼、发放了教师工资陈欠，频有政绩，上下称颂。便感到，门面的问题，排场的问题，真不是小问题，它居然还关系着你的“执政”能力，领导尊严。

改造文化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