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兵法与中国文化
发布时间：2013-05-09
诸子兵法与中国文化
——读《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与《诸葛亮兵法》
学号：3120100039 姓名：卢孟龙
其实，我本来也没打算写兵书的读后感，因为这正如老师所言是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读后感。而谈到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四书五经更是奉为圭臬。次者也当数道家和释家，因为这两者是中国士人的归隐情结有着莫大的关联，《道德经》也据传是以前私塾“学生”的启蒙读物。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文化是人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的基础，而战争又是以人为主导的政治争斗的延续，故而通过兵法可以归纳出战争中一般行为方式，进而重现其背后起着主导性意义的中国文化。
兵家思想中的理想君主
《孙子兵法》开篇强调完战争是国家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后，便进一步地提出“经之以五道，较之以七计，而索其情”，而七计中首当其冲的又是“主孰有道”。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君主对一场战争的胜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只要国君圣明（很玄乎的一个词），那么“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因为中国的传统中“国君”不仅是民众政治上的领袖，在道德上也当为其楷模（虽然这点他们做的很失败）。只有“君有道”，才能“国和”，才能“军和”，而兵家“亚圣”吴起更是认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那么，在兵家的思想中，理想的君主又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爱民”，或者也叫“合乎道”，也就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昔之图国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但是正如哪部偶像剧里说的那样，没有表现出来的爱那不叫爱。于是他们认为一个爱民的君主或是有道的君主便“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也就是表明你重视他们，不把他们当草芥，只有这样，战士才会愿意做“人肉炸弹”，才愿意去给你当炮灰。因而吴起认为，“以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而且在“料敌”篇中他对齐国的评价也是基于这一原则，觉得“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
然后便是“诚”，这个“诚”是对将领的，可以理解为真诚或是诚恳，也就是将军在外面打仗，他不会给你下十二道诏书再给你个“莫须有”的罪名，也不会把你当个“二百五”一样地对你的策略指手画脚，因而孙武提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再者便是“谦”，也就是礼贤下士，这几乎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色，虽然君主至高无上，但是符合文化传统的贤明的君主往往能在优秀的人才面前低下那高昂的头颅。孟子名之曰“君师”，也就是皇帝的老师，他自己在那些诸侯面前的表现也确实是如此，吴
起也觉得“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当然，兵家对君主的要求也不仅于此，还包括“智”、“信”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仁”、“义”、“礼”、“智”、“信”的要求差不多，限于篇幅，无法对其详述。
诸子论将
民间有云，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较之于君主对战争的影响，将领对战争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君主之于战争往往是在战略思维上的调整，而将领之于战争往往是战役行动上的决断。那么作为将领，一个优秀的将领，一个能够决胜千里之外的将领，兵家的又是怎样要求的呢？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仁者将之本，在诸子的军事论著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仁”这个词实在是一个玄乎的词，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在图书馆里目测了一下，专门关于“仁”的著作决定不下二十本。但是由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可以肯定的是，兵家的“仁”绝对不是博大的。那么兵家要求的将领的仁是怎样的呢？首先是爱戴士兵，吴起是这样要求的，“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阵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或以击倍”。然后是以身作则，亲之以礼，正如孙子说的那样“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所以他提出“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信者将之用，信也就是诚信，在中华文化或是整个东方文化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兵家的思考中也是。诸葛亮在《厉士》篇
中说到，“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在此，诸葛亮自己也是身体力行，有一次他准备进攻陇西，长史杨仪前来报告，说是军中有四万人要退回去休息了。而恰逢这时，魏军打过来了，杨仪建议让这些人打完仗再走，诸葛亮不同意，认为军情在紧迫也不能失信于士兵。战士们知道这事后，备受鼓舞，纷纷请求参战，几次下令都不愿意走。诸葛亮只得让其参战，结果大败魏军。吴起在治兵一篇中也对“信”有所强调。他的开篇是这样的，武侯问曰：“进兵之道何先？”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其中对于信，他提出“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认为这才是“胜之主也”。他最反对的也就是军中没有了诚信可言，“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在《料敌》一篇中，他更是以秦国举例，认为其“皆有斗心”是由于“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因而“其人不让”。
至于勇跟严，其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较之稍弱，不做赘述。而对于智，由于牵扯到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哲学观，将在后文对其涉及。
兵家的天人观与阴阳虚实观
战争是人的战争，战争的智慧是人的智慧，而人处于某特殊的地域里，则其思维方式势必会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通过对诸子兵法的研读，发现其中体现的较为明显的就是“天人合一”观和“阴阳虚实观”。至于前者，道家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儒家亚圣孟子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于后者，影响中国文化甚深的《周易》中，阴阳虚实的对立统一性则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兵家中，对于“天人观”的重视，则更是不言而喻。在其《始计》篇中提出了对战争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诸葛亮在《将器》中也提出，“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枧如室家，此天下之将”。吴起也认为，“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并且“得之国强，去之国亡”。那么对兵家而言，天地是什么？孙子是这样定义的，“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因而，这里的“天人观”更多的是侧重于人对客观外在的适应与利用，而不是对形而上的规律的遵从。
至于阴阳虚实，则可以说兵法之道的核心即在于此，孙子对此可谓是一语中的，“兵者，诡道也”。除去贯穿于本书始末的虚实思辨，《孙子兵法》更专门辟出一章对其进行讲述。其中部分精要摘录如下：“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此外，在诸葛亮和吴起的论述中也是如此，认为阴阳虚实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无疑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虚实观是契合的，或者也可称之为是其在战争中的应用吧。
至此，文章也已三千余字了，码字实非易事啊，是该对其做个总结了。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诸葛亮兵法》并不是其传给姜维的那《兵
法二十篇》，不能完全体现诸葛亮的战争思维的精髓，《吴子兵法》也是其已经考证的部分，据说其早年失传，后被发掘，所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其次的话，我以前也没写过读书报告，不知道这是否合乎要求，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