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研究述评

□ 姚桂荣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02期

　摘 要：探讨“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对了解“大跃进”运动的全貌和历史启示尤其重要。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探索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首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其次，研究的内容和问题意识可以进一步深厚些；再次，要在充分、合理地利用和挖掘已有的资料的同时挖掘新的资料；最后，研究手段和方法应该进一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特别是要运用心态史学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分析。
　　 关键词：“大跃进”运动；社会心理；心态史学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2-0132-04
　　
　　一、 对“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研究的必要性
　　
　　“大跃进”运动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我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误。
　　透视这一个重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它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问题、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人的现代化问题、社会动员和民众参与问题、国民素质和国民心态问题等。且“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后果对其后共和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具体说来，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前的洋跃进、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急躁浮夸等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都与这段历史和这个重大事件的影响和后果有着或多或少、或隐或现的关联。不仅如此，“大跃进”运动和“大跃进”时期也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重大的、多方面的历史影响。从“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脉络。因此，对“大跃进”运动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自1981年《决议》发表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学术界的同仁们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研究的视角不断拓宽，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者们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进行探讨，他们中有从事历史研究的、有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有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有从事现代化研究的，有从事教育方面研究的，有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有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研究的，有从事文学研究的，有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有从事心态史学研究的，等等。相应地，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就呈现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文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趋势。
　　“大跃进”运动的成因，是“大跃进”运动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们主要从主、客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等方面加以分析，他们认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两大阵营和平竞赛、中苏关系非正常发展的国际环境给我们的压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民主法制不健全等。主观原因主要包括：把建设社会主义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思想准备不足；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想摆脱苏联模式，力图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动机和他的错误决策；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对革命经验的采借、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自己的个人专断和作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偏差，未能摆脱传统概念的束缚等。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有：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包围、平均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等。
　　对学术界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成果，高其荣在《近十年来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综述》一文中，把“大跃进”发动的原因概括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即：“国际环境压力说”、“摆脱苏联模式说”、“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说、“政治体制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说、“国际赶超热潮影响”说、“国民心态推动”说、“存在社会基础”说等8种主要观点[1]93-96。
　　在初步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后，笔者发现，在以往对“大跃进”成因的归因中，研究者们更多从客观的和理性的方面入手，特别强调体制制度和社会历史原因，且只注重领袖集体特别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发动者——毛泽东的错误决策，研究很少触及到参与这项伟大历史事件的主体——群众这个层面。即使是对群众层面的研究，也很少触及他们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特别是对亿万民众为什么响应毛泽东号召参与这场运动，他们在运动中有哪些非理性的狂热表现，他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对这场运动有什么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少。笔者认为：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如果把研究视角和焦点仅仅停留在领袖和领导群体的层面上，不触及民众层面，甚至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那么，民众就成为了一个边缘化、模糊化和失语化的存在；在“大跃进”运动成因的研究上，如果不把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联系起来，没有揭示出人民群众这个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对运动进程和结果所起的作用，就没有揭示出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因而，这样的研究就很少触摸到历史脉搏的跳动。
　　从史学理论来讲，史学认识的客体都是渗透着主体意识的客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都是通过参与该过程的人民群众的行为表现出来，而人民群众的行为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一定文化传统下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和影响。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除开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体制、国内国际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还有作为创造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历史主体——人民的认知、信念、价值观、风俗和习惯、社会动机和行为、社会需要和社会情感等社会心理因素。后者对历史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和非常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的问题就是人的心理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而应把人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对个体心理和对民众的群体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就是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人的作品”的思想，提出社会心理对于社会进程有巨大作用，它能促进或加速社会存在的变化，也能阻碍或延续社会存在的发展。恩格斯就把社会心理视为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风尚，从而独立地对社会存在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
　　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历史提出了全新的理解，他们关注普通人，关注他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受其制约又反过来影响它的普通人的心理、感情、信仰等等。因此，他们把关注点转移到了社会心态方面。1938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写了《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一文，阐述了建立历史心理学的必要性和历史心理学的特点。他坚决反对传统的政治史只注重大人物的作法，反对在“大人物”或外交官的活动中去寻找伟大群众运动的种种内在的真实动因，认为真正的动因除开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外，还有群众的知识、宗教和心理等因素[2]520。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契合之处。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张静如先生在他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强调：社会心理作为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是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中介，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直接把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看作是用马克思主义对正确的传统和新出现的社会心理的总结以及对一些错误的社会心理批评的结果。他认为社会心理既为系统化的社会意识提供了基础，也是表明社会演化和变革的群众基础。因此，他呼吁，在党史研究中，应该重视社会心理，既要纵向考察不同时期的各种社会心理，又要横向分析同一时期内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群体的社会心理。另一著名历史专家郭德宏教授也认为：考察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与历史事件发生的关系，是史家最要之职务，应从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分析来说明很多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而不应像以往仅仅把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于某个党派政府、集团或个人。
　　
　　总之，探讨“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或研究“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对了解”大跃进”运动的全貌尤其重要。而这需要借助于心态史学的认识方式和研究方法。
　　心态史学是历史学知识体系和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它既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活动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也是理解和解释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过去人类生活中潜意识心态为目的，其意义在于把历史研究引向大众。作为一门科学，它是一门融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等多种学科于一身的交叉性的边缘科学。用心态史学研究“大跃进”运动，使研究的触角深入到民众，研究的方法必须综合民族心理和政治心理、运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心理分析法，如个案分析法、问卷分析法、作品分析法、语义分析法、社会测量法等，把心理分析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分析领导者和群众在“大跃进”运动中和“大跃进”年代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心理和行为，可以揭示出：“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束是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和行为作基础的。通过对“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个人、群众和历史进程三者的相互关系，更能切中运动发生发展原因的核心。当然，应该注意把心理因素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结合起来，不要离开人们生活和社会实际的客观条件单纯进行心理分析。还要把握社会心理的动态变化，揭示出“大跃进”期间领导群体和民众群体的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此外，还要把“大跃进”期间社会心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结合起来，如不同地区的社会心理的差异，不同阶级和团体的差异。用心态史学来解释“大跃进”运动，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虽然不能取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正面角度的地位，但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使“大跃进”运动呈现出一个更为立体的历史全貌。
　　纵观“大跃进”运动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国亿万民众在运动初期以感人的忠诚起而响应“大跃进”的号召，之后又以空前狂热的激情来投身于这一运动，但当运动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损害之后，他们又转而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来抵制它，力图减少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最后，又是在他们的要求和推动之下，才结束这一运动。民众在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和行为表达着自己的意愿、欲求和情绪，主张着自己的权利。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是一股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以“中介”形式对“大跃进”运动发生影响和作用。因此可以说，“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束都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群众虽然是“大跃进”运动的受害者，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是这一悲剧和闹剧的制造者，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参与在起作用。他们作为运动的响应者，理应对“大跃进”运动这一历史的失误负历史的责任，是历史的合力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结束。同时，“大跃进”运动也正是在群众的推动下结束的，因此，也应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
　　目前，我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急躁和浮夸之风、急功近利的心态、浮躁不安的心态、欺上瞒下的作风、对权威的盲从、盲目跟风的从众行为等，这些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人的现代化建设非常不利。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需要民众社会心理的支撑。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应该疏导公众情绪，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要求。因此，研究“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具有现实意义，可以得到许多启示：领导要准确地科学地识别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并以民众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民众应该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欲求、愿望和情感；政府的社会动员和民众的社会响应应该保持良性互动；要采取各种途径优化社会心理，调整社会心理冲突，防止群众心理的失范等，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二、研究现状
　　
　　对“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或“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的研究，学术界产生了少量但富有创意的研究成果。笔者找到了绝大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列举如下：李若建：《“大跃进”的社会基础》[3]41-46，王章维、郭学旺：《“大跃进”时期国人社会心态探析》[4]50-52，罗重一：《浅析“大跃进”发动之初时的理论环境》[5]17-20，王光银：《“大跃进”时期群众特殊社会心理探析》[6]69-72，谢永川：《“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剖析》[7]45-48，崔广陵：《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8]120,104，孙运菊：《“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10]17-19，张德鹏：《“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分析》[10]8-10，饶志华、庞龙斌：《论“大跃进”的社会心理动因》[11]33-35，杨乃良：《“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再探析——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其中的互动分析》[12]40-45，陶季邑：《论50年代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13]34-37，黄根兰：《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14]61-63，高其荣：《毛泽东与“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15]12-17，万俊人：《“泡沫道德”与“大跃进”》[16]47-48，赖亦明：《“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17]30-32，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18]76-90，杨志文：《“大跃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初探》[19]71-76，赵士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冒进”成因辨析》[20]35-40。
　　以上研究成果概括了这一时期存在的社会心理：贪多求快、快富速强的浮躁的小农心理；巨大的社会遵从行为和从众行为、群体行为中情绪性和从众行为的感染；互相攀比、盲目攀比和妄自尊大的心态；迷信经验的教条心理、左比右好的政治心理；狂热的权威崇拜；革命不断胜利所导致的骄傲和自负等。并分析了这些心理对“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持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初步探索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指明了研究的路径和方向。以下列举几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李若建认为不应把个人或某个阶层对“大跃进”的影响因素夸大，中国的民众也有责任。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乌托邦思想、浓厚的不诚实的氛围、传统的生育观念带来的人口压力等三个方面对大跃进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分析道：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是“大跃进”的理论基础，也是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大跃进中的疯狂行为的前提。中国领导人与民众中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权威传统也是导致大跃进的社会基础。在不诚实的社会氛围下，“大跃进”的闹剧把国家引入灾难，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跃进”的形成[3]。
　　
　　饶志华和庞龙斌列举了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几种社会心理：第一，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趋利从众心理。指出其原因是人的趋利避害的生物属性和三大改造、1957年的整风运动完成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变革；第二，领导群体的定势心理，表现在高速度的工作特点、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夸大主观能动性的思维方法、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运动战和人民战争的模式来进行经济建设等；第三，普遍存在于共产党内和广大民众之中的快富速强的浮躁心理[12]。
　　谢永川概括了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的具体表征：急于求成、自负、崇上、盲目攀比、从众。他分析了影响上述社会心理形成的因素有：左的理论政策的影响、毛泽东的错误引导、舆论的错误导向、社会群体自身文化素质较低、辨别能力较弱[7]。
　　万俊人提出，“大跃进”时代经济冒进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有：没有科学理性的约束、缺乏健全的社会制度控制、没有健全的公民美德的支持和基础，社会总体化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文化道德行为就会失控，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盲动[16]。
　　王光银列举了“大跃进”时期广泛存在的五种特殊的群众社会心理，即：“急于求成”、“攀比竞争”、“‘左’比右好”、“妄自尊大”、“盲目崇拜”。他还分析了产生这些社会心理的原因有主观因素和非自身的客观因素两个方面。具体有：第一，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建设热情没有被科学和准确利用和引导；第二，封闭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大跃进”运动中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造成上行下效、人云亦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种浮夸攀比、盲目崇拜之风迅速滋长并蔓延开来；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社会顺从及期盼权威型领导的心理定势，时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形成了无为、顺从、从众、崇拜等社会心理，并在“大跃进”的特殊时期得到充分的发挥；第四，自然经济形态是产生上述社会心理的温床。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国民在“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出“怕私”、“怕富”、“怕落后”、“怕不合潮流”的趋势；第五，群众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明察是非的能力，只能被动地随社会潮流而动[6]。
　　雍海龙分析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心理动因：中国应当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深沉的责任感；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强烈的成就动机；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困难——经验与定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藐视一切的自信心。其中成就动机和心理定势起到更直接更主要的影响，同时，毛泽东的责任感是更深层次的心理基础，其自信心贯穿于发动过程的始终[21]74-76。

　张德鹏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心理动因有：日近黄昏，急于求成，希望凭着自己的伟力，尽快使中国强大起来；地位至尊而自我肯定，太自信而我行我素；以为有决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为了完成夙愿，即把年轻时代 “新村”梦想变成现实[10]。
　　以上研究成果，不仅指出了大跃进期间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而且分析了其原因，许多观点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有些观点和资料都非常的独特和宝贵，研究手段和方法也由单一走向多元，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三、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以笔者浅见:有关“大跃进”的社会心理成因或“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的方面主要有：
　　首先，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看，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从数量看，目前，有关方面的研究论文还不多，论著还未见出版。从深度看，研究的内容和问题意识可以进一步深厚些。如: 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心理动因，要潜入历史人物的深层精神世界进行研究，要对他在运动中的领导行为，以及在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心理进行动态分析，从中揭示出他对运动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对“大跃进”运动的响应者——中国广大的民众参与运动的动机、欲求、主导性心理动向和非理性狂热心理和行为等的研究；民众在“大跃进”运动的不同阶段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动态发展变化；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不同点和相同点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至于群众在“大跃进”期间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对“大跃进”运动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它们留给我们的历史的启示更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其次，就是要在充分合理利用已有的研究资料的同时，进一步挖掘新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原始档案资料公布的比较少，公开的资料也往往散落在权威部门的文集和重要人物的回忆录之中。目前，可以利用的资料主要有领袖著作、日记、书信、自传、年谱；报刊主要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月报》、各省的省报；地方的资料如省志、县志，各地“大跃进”个案研究成果；有关“大跃进”运动的相关研究成果等；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史学的相关论文和著作；较少的口述史料。其实，这些资料已经是非常珍贵地揭示“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基础的原始材料。如果研究者对党的文献、领袖著作、报刊杂志等原始材料比较认真地研读和消化，那么许多观点由于有原始材料的支持而显得更有说服力。以往的研究，对原始资料的占有、利用和挖掘还不太充分，即使在运用这些资料时，也相对缺乏心态史学的分析方法，更谈不上把材料和社会心理学的原理结合起来分析，做到论从史出。
　　心态史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有资料上的特征，在以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到“大跃进”期间比较典型的省、地、县作一些田野调查，从口碑史料、风俗习惯中捕捉一些反映当时人们心态的第一手资料，把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结合起来。
　　再次，研究手段和方法还可以进一步由单一走向多元。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学科的方法来从事历史的综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趋势。以往，大多数研究者更多是从政治心理和历史文化心理进行分析入手来分析“大跃进”运动社会心理成因。如果运用心态史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分析，就会得出更具体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用心态史学的方法来研究，涉及到多学科的综合，因此，需要研究者了解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和管理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政治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知识，这当然会给研究带来一定风险和难度。但作为一个学人，应该有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和知难而进的精神，课题越难、越新，就越能显示它的学术价值。希望拙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其荣．近十年来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综述[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 5) ．
　　[2]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3] 李若建．大跃进的社会基础 [J]．中山大学学报，2000(4) ．
　　[4] 王章维,郭学旺．“大跃进”时期国人社会心态探析 [J]．新视野， 2000( 2) ．
　　[5] 罗重一．浅析“大跃进”发动之初时的理论环境 [J]．社会主义研究，2001(3) ．
　　[6] 王光银．“大跃进”时期群众特殊社会心理探析 [J]．社会主义研究，2001(1) ．
　　[7] 谢永川．“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剖析 [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1(4) ．
　　[8] 崔广陵．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J]．理论学刊， 2003(9) ．
　　[9] 孙运菊．“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 [J]．龙江党史，1998( 4) ．
　　[10] 张德鹏．“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心理分析 [J]．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0(4) ．
　　[11] 饶志华，庞龙斌．论“大跃进”的社会心理动因 [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3(3) ．
　　[12] 杨乃良．“大跃进”发动的原因再探析——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其中的互动分析 [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5）．
　　[13] 陶季邑．论50年代末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 [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 ．
　　[14] 黄根兰．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 [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4)．
　　[15] 高其荣．毛泽东与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 [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5) ．
　　[16] 万俊人．“泡沫道德”与“大跃进”[J]．社会科学论坛，2000(2)．
　　[17] 赖亦明．“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 [J]．江西社会科学，2000(3)．
　　[18] 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 [ J]．开放时代， 2004(1) ．
　　[19] 杨志文．“大跃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初探 [J]．长白学刊，1997(1)．
　　[20] 赵士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冒进”成因辨析 [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2)．
　　[21] 雍海龙．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心理原因分析 [J]．南京农专学报 ，2003(4) ．

“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