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防经费，是国家用于国防军事方面的经费。包括用于国防建设和战争的经费。建国以来，国防经费一直在国家的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军费对于军队的战斗力，有着直接影响，很难想象一支经费拮据的正规军队却能保持长久高昂的战斗力。军费开支用于支持国家安全的稳定和保障，同时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攫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建国以来，我国的国防经费支出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建国大业 保家卫国（1949-1956）

　　　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内外反动派势力还很强大，西北西南等地区还未彻底解放，为了尽早解放全中国，当时中央财政的大部分都充做了军费，开支浩大。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1949年高达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60％，1950年高达45%，实际军费支出最后还超支21.8%。1949年至1956年的8年里，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为35%。1953年国防经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15%，就是比例最低的1956年也高达5.95%。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收了一个贫困落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以至于庞大军费成为建国初期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之一，据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分析：“通货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经过反复利弊权衡后，这些开支不能少，因为军费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

　　　（1949年中国的财政收支）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以及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高涨热情，国家经济迅速复苏，财政收入也有了迅猛增长。尽管50年至53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但那时候国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却逐年下降，由1949年的60%，1950年的45%，下降到1956年的21.8%。1949～1956年的8年时间，虽然国防经费开支极大，但所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这种军费的高比例支出是我们党为巩固新生政权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一时期的军费投入支持了我军主要的军事活动，包括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不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时也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以及一切国内外反动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创造了相对安定的国内国际环境。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1957-1966）

　　　1956年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此后的九年，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既有伟大进步，也出现过严重的失误。国民经济在经过大跃进的膨胀后，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通过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带着抗美援朝的虎威，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达到了巅峰，不仅砍瓜切菜一样终结了印度对于我国西南领土的野心，而且随着1964年原子弹的爆炸，标志中国军队进入了核时代。这段时期，国防军费的绝对值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从1957年的5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966年的101亿元人民币，平均年增长9.3%，但军费占财政支出和GDP的比例，却走了一个U型曲线，从1957年的18.2% 和5.16%，降低到1960年的10.1%和3.98%，随后又增加到1966年的18.1%和5.41%。

　　　这一时期，中国执行了精简军队员额、压缩国防费用的方针，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建设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思想，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中央军委先后几次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使军队数量从1951年底的627万人减至1958年的237万人。国防经费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从1951年的42%降到1960年的10%。但是1961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变化，军队员额和国防费再度膨胀起来，至70年代军队数量逐步攀升至660余万，到1966年，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又回到18.1%的水平，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60年来中国军费开支曲线）

　　　三、文化革命 军费膨胀（1967-1977）

　　　随着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内经济建设很快进入萧条期，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一时期，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主要威胁：南面，美国出兵印度支那，越南战争在不断升级；北方，苏联在中蒙、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在边境地带不断挑起事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常规大规模侵略战争甚至核战争，党中央提出全面加强国防建设。1964年8月，毛主席提出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建设方针，就是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国防，特别是要加强基础工业。基础工业是“屁股”，农业与国防是“拳头”，“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就有力量”。这是五十年代初期提出的“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方针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年起，中国开始三线建设，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技相结合的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虽然并不反映在军费里，但从中也能看出这段时期国家对国防的总体投入是相当巨大的。由于各种原因，文革时期中国军队、民兵规模和员额极度膨胀，加之对第三世界军援保障引发的部分军费开支，所以军费相对60年代初有大幅增加，国防经费开支从1967年的83亿元，增加到1977年的149亿元，其实文革十年间，军费绝对值增长并不大，年平均增长率仅为7.95%。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在1968年达到顶峰，突破26%，而后逐年下降至1974年的17%。74至77年的四年间，可以算是停滞期，军费绝对值在140亿元上下，占GDP比例也固定在4.5%左右。文革时期，国防经费占GDP比例很稳定，一直保持在4.65～6.5%之间。

　　　四、改革开放初期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1985）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军委重新把精简整编的任务摆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当时的国防指导思想是“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经过三次精简整编，中国军队总员额由文革时期的660多万人减至1984年的420万人，又在1984年11月1日开始的百万大裁军中将军队员额减少到320万人。为了支援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一时期国防经费比重明显下滑，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8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低到1984年的2.13%，下降幅度一倍左右。军费开支绝对值只有在1979年有过急剧增加，达到223亿元，同比增加了55亿元，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国防经费从1978年的168亿元，到1985年的192亿元，8年之间仅增加了24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78%。伟人邓小平之所以能下决心裁减军队员额，减少国防费开支，一是国际形势得到改善，那段时期，中国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一度被称为北约的准盟国；二是他经过科学分析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正确论断，党和国家战略重心，从准备大打打核战争的备战状态，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是1980年前后以远程运载火箭、一箭多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武装力量开始具有洲际核打击力量，任何敌人胆敢发动针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必将遭到我军的毁灭性打击，这也是中国在这一时期裁军减费的主要底气之一。

　　　五、改革开放爬坡期 军队要忍耐 （1986—1998）

　　　国富才能强军，由于经济建设和国防投入的资金矛盾，由于备战时期国防投入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邓小平再次作出“军队要忍耐”的战略决策。在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从此以后国防建设开始真正让位于经济建设，1987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人减至323.5万人，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例，从1978年的17.37%减至1986年的9.47%。1986年到1998年的14年间，是中国军队的忍耐期，中国军队被迫做出了巨大牺牲，那时候中国的年度军费仅够勉强维持。装备常年得不到更新，不少部队开始养猪种菜，搞自给自足，甚至下海做生意。军工企业纷纷改制做民品。此时解放军官兵未能同步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部队工资待遇常年保持在低水平，很多官兵家庭生活困难。特别戍守在边海防、雪域高原的解放军官兵，不仅要忍受贫困还要忍受大好青春的流逝。甚至出现了“官兵找对象难、安家落户难、转业安置难”的所谓部队三大难题，很多官兵觉得献身国防事业导致社会地位低下。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但长久的忍耐，忽视军费投入也迟滞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由于部队经商导致大量社会问题，1997年党中央作出军队不再从事商业活动的英明决定，一大批军队企业和公司被移交或转制，为保证军队建设不受影响,国家为此加大了一些军费的投入。从1997年开始，军费占GDP的比例有所上升，这段时期中国军费增长实际上是补偿性增长，是用于还历史欠账的。因为经费缺口太大，中国的国防建设在这段时期受到极大损害和削弱，1984年～1988年是军费过度萎缩期，如果以1978年军费支出指数为100计算,刨除通货膨胀，1984年～1988年的实际军费指数分别为91.5、89.1、88.1、85.7和75.2，在世界主要国家竞相加大军事投入，以武装力量作为经济竞争和国家利益后盾的时候，中国却在过度缩减军费，导致军队军备的松懈，这是极不应该的。

　　　（1994-2005年军费占财政比例）

　　　从数字变化上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军费下降速度继续加快，出现极度萎缩现象，年均递减速度为4％。特别是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涨7.3%，而国防费的绝对值年平均增长6.22%，实际负增长1.08%，如果保持1979年国防费实际购买水平，16年需拨国防费5812.94亿元，而实际拨款4164.99亿元，仅占需拨款总额的71.65%。这一时期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下降，在1996年甚至降低到1.01%的极低水平，而在同一年，日本军费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位列世界第二，是同期中国军费的5.8倍。国防经费萎缩导致中国国防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军费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军费规模不仅大大低于美、日等国，甚至比韩国、印度、台湾地区还少，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必须经济军事两手都要过硬，当台独分裂愈演愈烈、军队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1999年科索沃战争里中国驻南使馆遭受北约野蛮轰炸，让所有中国人体会到了国富军不强的切肤之痛，也让党中央认识到，国内经济建设离不开人民解放军来保驾护航，靠一厢情愿的和平并不能求得真正的和平。

　　　五、偿还欠账 奋起直追（1999年至今）

　　　这世界，不仅落后要挨打，不重视国防投入更容易挨打。由于多年弱化国防建设导致国家安全、领土完整面临重大挑战，由于经济总量剧增，全国人民积攒了巨大财富，这些财富也迫切需要一支强大武装来保卫，甚至依靠这支武装去攫取更大的财富，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考虑加大国防建设的投入。新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能战才能得到和平，斗争才能实现统一”。1999年开始，军费开始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2001年的国防费比上年增加235亿元，增幅为17.7%；2002年增加266亿元，增幅为17.6%；2003年增加200亿元，增幅为9.6%；2004年增加292亿元，增幅为11.6%；2005年的国防费预算比上年增加247亿元，增幅为12.6%。从2000～2005年的6年间，国防费支出从1207.54亿元增加到2475亿元，翻了一番。从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间，军费从1076亿元增加到4806亿元，总额翻了两番还多。但这十年的高额军费投入，并未导致国民经济和财政困难，最主要原因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强劲，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创出新高。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反而由1999年的9.40%，下降到2008年的6.81；军费占GDP比例，始终维持一个较低水平，从1999年的1.2%到2008年的1.39%。2009年中国国防预算数为4806.8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的预算执行数增加624.82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为14.9%，国防费预算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的6.3%。如果亿美元计算，我国军费开支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二，笔者认为，这一地位是与中国经济总量相适应的。

　　　（这一时期的军费完全是指数式增长）

　　　从1999年到2008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保持了国防经费的稳步增长，国防经费年平均增长15.9％，同期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12.5％，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8.5％。军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国防费总额、军人人均数额，仍低于世界一些主要政治、军事大国的水平。2007年，中国年度国防费相当于美国的7.51％、英国的62.43％。2002年我国的军人人均军费为8192美元,美国为23.52万美元,英国为11.39万美元,法国为10.61万美元,德国为10.50万美元。这些国家军人人均军费支出是中国军人人均军费支出的28.68倍(美国)、13.89倍(英国)、18.23倍(法国)和12.80倍(德国)。军人人均军费数额是美国的4.49％，日本的11.3％，英国的5.31％，法国的15.76％，德国的14.3３％。

国军费与世界主要国家军费相比,无论是军费总额、军费占GDP比例和军人人均军费都处在较低水平,尤其是军费占GDP的比例、军人人均军费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1840年至1950年的110年间，中国遭遇了八次大规模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平均不到13年中国就要承受一次大规模战争。历次战争充分说明了一支军队要真能做到保家卫国，就必须要得到充裕国防经费的经济支持，这是既必不可少也最为重要的条件；国防建设是整个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也是中国实现“富民强国”的重要保障，又是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确立中国国际地位和扩大全球与地区利益的根本保障。

中国现在国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明显偏低，1992年至2009年军费占GDP的比例还不到1.5%。而同时期世界平均水平为4%左右，美国为4.5%，英国为3%，俄罗斯为2.63%，印度为2.5%。

这将极大改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战备训练，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位列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个人认为这个水准的军费开支将对祖国统一大业、保卫国家利益形成巨大促进作用。一个富有但羸弱虚胖的人，必有心怀不鬼的坏人惦记。同理，一个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大国，也必然会遭到其他强国的敌视和捣鬼，因而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打击敌人。这一切都说明，将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现在的1.３%左右，提高到3.5%～4%左右的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国防经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国防经济学研究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传统经济学都认为军费和经济发展是个零和游戏，也即整个国家是个大蛋糕，军费越多，那么经济发展越小。然而美国经济学家贝努瓦（Benoit）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研究，做研究之前他比较倾向于强调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在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 1950～1965年44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却发现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但总体上更可能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军队建设的适当投入能产生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综合效益，如：通过增强国家安全，为经济增长营造一个安全环境；加强地缘战略效应，有选择地抑制竞争对手的发展，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引起国防工业和其他一些产业投资的加速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等等。国防经费与科技进步有直接因果关系。如计算机最早用于军事计算，现已用于民用生产；人造卫星最先是用于军事领域，现已带动广播电视、通信、教育等民用技术的进步。

通过军事部门在技术、人力资本、军工产业等方面得投资可能会间接促进到经济增长。国家对国防的投入，一方面会提高部队战斗力，增强国防实力，增大国防安全系数；另一方面，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只要国防建设投入在国家财政可承受范围之内，其投入不但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可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适当提升军费开支占CDP比重不会对经济产生长期不利影响。

首先在军事装备上加大力度的发展，解放军需要保持积极进攻的姿态，在确保领土不容侵犯只上要建立完整的立体的防御系统，东面的西太平洋是关键所在，要将海岸防御延伸至太平洋纵深，防御性质变为主动防御即进攻性防御。必须建立起以台湾为核心的西太平洋防御体系，控制钓鱼岛、南沙群岛等重要的海洋战略要地，最终做到将御敌于国门之外。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队质量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

根据国家安全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战略构想主要包括：

——推进国防和军队信息化。以信息化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立足国情军情，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科学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规划、军兵种发展战略，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基本实现机械化并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统筹国家资源，兼顾富国和强军，使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将国防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形成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科学机制，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国防建设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军民兼容互利，提高和平时期国防资源的社会利用效益。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的现代化，争取到2020年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集中统一、结构合理、反应迅速、权威高效的国防动员体系。

——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坚持科技强军，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坚持突出重点，分清主次，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最关键的领域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坚持勤俭建军，注重科学管理，使有限的国防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益。

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要求，中国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中国现在国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明显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