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台湾文学思潮概要--

作者:朱双一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01

一、历史和时政：政治文学的发展轨迹

    解严、强人消逝、反对党建立、“统”“独”议题摆上桌面……8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政治上变动最为激烈、快速的年代，相应地，也成为“政治文学”空前繁荣的年代。进入90年代后，“解严”所释放的政治能量已渐衰减，政治“抓狂”现象有所沉淀，“政治文学”自然也有着相应的潮起潮落，但80年代所开启的一些议题或主题，则延续下来且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

    “统”与“独”仍是90年代台湾文坛不能回避的议题。其中较集中、明显的对抗有：1995年间台大教师陈昭瑛得到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等呼应的、与若干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外文系教师围绕“本土化”问题的论争；1997年因纪念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引发的由原乡土文学分裂的“统”、“独”阵营的对峙；以及1998年陈映真、吕正惠等对于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判。这些论争，都可说是“统”派作家、学者面对“台独”思潮在台岛兴风作浪所作的主动出击，在文坛树起了“统派”的鲜明旗帜。

    近年来台湾分裂主义政治思潮的突出倾向是“亲日仇华”。它一方面将国民党（包括随同国民党到台湾的“外省人”）视为与荷兰、日本等相同的“外来”“殖民”者，宣扬只有脱离中国，才能结束被殖民的命运；另一方面则为日本的50年殖民统治涂脂抹粉，试图以此斫断台湾民众固有的中国情结和民族认同。台湾当局的头面人物公开宣称的“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被列入中学教科书的《认识台湾》，以大篇幅强调所谓日据时期“日本现代化带来的光明面”等等，就是这一思潮的典型表现。文坛可说是这一社会政治思潮的重灾区之一，部分作家舞文弄墨，为这一思潮推波助澜。他们遭到正义人士的批判和谴责，是必然的。如针对张良泽在《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注：刊于《联合报》1998年2月10日。）一文中鼓吹设身处地、以“爱和同情”重新解读40年代的“皇民文学”作品，陈映真等深刻地指出：所谓“皇民化”运动的本质和目标，乃是要“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汉民族主体性，以在台湾中国人的种族、文化、生活和社会为落后、低贱，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文化、社会为先进和高贵，提倡经由‘皇民练成’……从而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国输绝对的效忠”。那种想要高攀“皇民”而对自己体内流动着的毕竟只是台湾人的血而感到绝望的情意结，陈映真等称之为“精神的荒废”，并指出：“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注：陈映真：《精神的荒废》，台湾《联合报》1998年4月2～4日，41版。）这就挑明了当年的“皇民”、“皇民文学”和现在的美化、正当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台独”言论的某种内在联系，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意义。

    可以看到，由于“历史”被当成现实政治的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使得90年代“统”、“独”论争的焦点益发集中到“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历史）。这种论辩焦点投射于实际创作上，延续着80年代后期，取材于战后初期“二·二八事件”和50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创作继续成为热点。前者如ｚｈōｎｇ＠①肇政的《怒涛》、李乔的《埋冤，1947》等长篇小说，后者如蓝博洲的纪实作品《寻找剧作家简国贤》、钟乔的小说《壁中壁》。虽然这二者常有所交叉，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一些倾向于“独”的作者往往热衷于写“二·二八”，企图借此突出“族群”的区别和矛盾，挑起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关系问题。而与统派有较深渊源的作家则致力于50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发掘和书写，从阶级斗争而非族群矛盾的观点，真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原住民作家致力于抗日历史题材的创作（如游霸士·挠给赫的小说集《天狗部落之歌》、瓦历斯·诺干的组诗《Atayal》等），对于美化、正当化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思潮，给予有力的反诘。

    90年代中期“时政小说”的崛起，使台湾政治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大的转折。它的着眼点从“历史”转到了“当前”，主题从揭示政治“压迫”转到了揭示政治“乱象”。此前近10年来的“政治文学”，从稍早的“牢狱文学”、“人权文学”到后来的“二·二八小说”、“白色恐怖史”作品，其主题均在揭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而所谓“时政小说”则未必触及政治压迫问题，而是直接取材于当前政治人物行迹以及刚发生、正在发生、臆测中即将发生的政治事件。如1994年前后，在台湾当局的“台独”言论引发两岸关系紧张的局势下，台湾出现了《一九九五闰八月》等一批揣测大陆武力攻台情景的畅销书籍，即属此类。

    在“时政小说”上用力最著的当数张大春。1994年的《没人写信给上校》以真实事件“尹清枫命案”及其牵连的军购弊案为故事背景，于案件发生后一个月即在报上边写边载，随着媒体对于若干线索和案查过程的披露，同步甚或超前地设想案情发展始末和真相，其虚构几达乱真的地步。作者本意在借此写出统治机器的种种内幕和弊端。更具轰动效应的则是后来为台湾高层权力集团写“外传”的《撒谎的信徒》。小说主角李政男其实写的是李登辉，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以彭明进的名字代替，蒋介石父子则原名原姓地出现在小说中。作品着重描写李政男知遇于蒋经国而爬上权力的颠峰，却从来就是一个平庸懦弱、见识短浅的无能之辈。光复之初，他虽曾参与“耕耘社”的活动，其实只是一个无理想信仰的卷入者，在遭受情治部门的追查监禁时，即矢口否认自己这段历史，甚至检举了同伴，逃过一劫，成为一个道地的撒谎者和背叛者。作者由此达成了对当前台湾频频上演的政治闹剧和庸劣政治现象的揭露和嘲弄。小说单行本于1996年3月所谓“总统”选举前夕推出，除了戏谑捣怪之外，显然也带些影响选战的企望。

    无独有偶，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同样牵涉“选战”的还有知名小说家王定国《台湾巨变一百天》和宋泽莱的《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前者以日记的形式，冷眼观看并逐日记下“大选”前一百天发生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言行，并加上作者个人对当下台湾政局的感喟。出现在书中的都是真人真名。后者则结合魔幻写实的手法、19世纪浪漫派小说风格和大众连载小说的文体，着笔于选战热潮及黑金政治，以血色蝙蝠附身的黑社会青年彭少雄兴衰起灭的经历为主轴，描绘出国民党、在野党之间彼此斗法、互挖疮疤，跟黑道携手往来的政治怪象。这两位作者在政治理念上本来都有偏向，但这两部作品不再聚焦于统独问题，而是对选举过程出现的弊端和各党派政治人物的龌龊表现加以揭露，反映出台湾社会的混乱景象。正如王定国所写的：“当各种传媒不断谈论国民党是不是外来政权时，我并不在意”，令他感到焦虑和痛心的，是那“政乱民不安”的社会现状：“社会治安败坏，金融风暴一直依靠国本救急救穷，族群的对立至今无解，人道的精神荡然无存，在这么个灰暗、无助的轨道崩溃中，选总统有什么鸟用？”（注：王定国：《台湾巨变一百天》，台北，希望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第37页。）

    从“历史”的关注到“时政”的介入，台湾政治文学的主流逐渐转向一种对社会乱象的无可奈何的反映，相应地，它中间曾夹杂着的某种偏狭的本土意识、分离意识乃至“台独”论调，趋于软化和淡化。其原因，除了“台独”论调本身理论上的贫瘠、非正义性、以及其教义性与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外，似乎也是一种与现实政治和社会思潮发展相契合的必然趋势。

            二、都市文明与新人文主义潮流

    作家面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富于都市文化意识的一群倾向于作正面之肯定。他们成长、生活于都市，与都市已融为一体，乐于接受现代都市文明所提供的方便快捷的生活节奏和种种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伸出双手拥抱都市，歌颂都市中成长起来的勇于竞争、精明干练的新人格。这种“都市文学”在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曾一度成为文坛最强大的潮流之一。

    然而都市文明的发展也有其不可否认的负面作用。文学作为一种对于社会丑恶、弊端十分敏感、具有极强批判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种类，更多的作家对“都市”持批判态度。只是批判的角度不尽一致。如批判现实主义倾向于对都市进行自我剔骨挖疽式的揭发和疗治；社会现实主义（借用颜元叔的概念）则以阶级论为武器，揭露资方的剥削，为劳工谋福利。另一批作家对于都市文明的质疑，却是采用了人性和物性、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的视角，这就成了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样面对都市的种种善与恶，人文主义与乡土文学的区别，在于后者留恋田园，想要以传统对抗都市，前者却欲以知识、理性之光照耀人的心灵。不像批判性文学的咄咄逼人和采用政治、经济手段的疗治，人文主义显得更心平气和些，并试图改以“文化”为手段来获取更佳的疗效。这种新人文主义的写作，在90年代的台湾文坛蔚为壮观。

    一般说来，人文主义文学往往有两个主要对象，一是社会的泛政治现象，特别是将文学政治工具化的倾向；另一则是工业文明过度发展导致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物化”倾向。从50年代起就时起时伏地在台湾文坛存在着的一股自由人文主义脉流，即主要属于前者。1987年“解严”以后，台湾一度出现政治“抓狂”现象，政坛和社会陷入多元、无序、非理性状态。面对嘈嘈杂杂的政治喧嚷，有许多年轻作家力图通过文学创作的人文性加以对抗。朱天文曾自述其写作《荒人手记》的初衷之一：“一介布衣，日日目睹以李氏为中心的政商经济结构于焉完成，几年之内台湾贫富差距急遽恶化，当权为一人修宪令举国法政学者瞠目结舌，而最大反对党基于各种情结、迷思，遂自废武功的毫无办法尽监督之责上演着千百荒唐闹剧。身为小民，除了闭门写长篇还能做什么呢？”（注：朱天文、苏伟贞：《身体像一件优秀的漆器——情欲写作》，《中国时报》1994年11月10日，39版。）可说是典型地表现了一批作家的心态。一些原本感时忧国、富有使命感的作家，近年来却转向更注重于富有人性和人文内涵的描写，更多地表现宽容、理性、和谐、平静、友爱、合群等人生观和处事态度。林清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然而90年代日益上涨的新人文主义潮流，其主要焦点却已转到了对于“物化”倾向的对抗，因此也更契合于人文主义的当代使命。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曾认为：现代社会混乱和危机的根源在于培根和卢梭所代表的两种倾向，一是不断地扩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功利主义，一种是不断扩张人的自然情感的浪漫主义，它们都泯灭了人与物之间的区别。90年代台湾文学新人文倾向的两个典型表现——自然写作和禅理散文——正分别抗衡、反拨着白璧德所抨击的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

    所谓扩张人征服自然之力量的功利主义，固然带来了工业文明和人类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给人类带来了大自然报复的危险。“环保文学”旨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对立的一面（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发扬科学与人相容、互促的一面。台湾环保文学在80年代固然有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一脉（宋泽莱的《废墟台湾》是典型一例），但到了90年代，着重于自然观察和人文知识性写作的一脉，却具有更强劲的发展势头。如刘克襄从“赏鸟”散文、山野札记、旧路踏查发展到写作“动物小说”（如《风鸟皮诺查》）乃至号称“新动物武侠小说”的《豆鼠三部曲》。虽然这些小说具有励志、影射等多向度的思想内涵，但它们对于动物的种类、习性、天敌等的极为细致的观察和描写，使之成为生动有趣的生态保育科普读物。这些作品不仅提供科学知识，而且唤起人们尊重自然、生命的自觉。正如《联合文学》编辑群在策划《新动物列传》专题时所表白的：在“弱肉强食”的“进化”、“竞争”准则下，人类往往忘记了自己也是动物界的一员，而“以强凌弱者人恒欺之”的恶性循环也就更触目可见；这个专题的用心，“正在于企图重新拾回某种能力——这种能力便是对其他生命尊重与爱的义务。……因为只有当别种的生命与别人的生命都自在无碍，我们的生命也才能悠游于丰饶的海：在租借而来的生命里，让诺亚的方舟不要再来。”（注：编辑部：《诺亚的方舟不要再来》，《联合文学》1994年7月。）

    从80年代中期直至90年代，台湾文坛出现了一股历久不衰的谈禅说佛之风。除了林清玄外，如年轻女作家黄靖雅、王静蓉等，都有专书出版。而他们的特点，也均是“以禅心为骨，以人生体验和生活感触为肉”（注：苏摩：《有花有月有楼台》，序黄靖雅《花》。），试图贴近人群，关注人们的需要和悲喜。禅理散文所强调的，既非纯宗教的，也非纯生活的，既非纵欲的，也非灭欲的，而是节欲的。此精神正符合于人文主义的要旨，而与白璧德眼中的卢梭式浪漫主义扩张人的自然感情、放纵人的自然欲望迥然有别。人文主义认为，人类的生活有精神面，有物质面；全主精神的是宗教，宗教必讲弃舍，这一层面，陈义过高，压抑人性，非常人所能；物质面即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以满足物质欲望为鹄的，但人生有涯，物欲无穷，使人不能不面对大自然的报复。这两种生存方式，过犹不及，但另有第三种办法在，那便是人文的层面。人文主义顾及精神和物质两者，讲求节欲，或称中庸之道，不废物欲，却能求是精神和物质的平衡，从而得到幸福。这些禅理作品既有宗教的思想，又有人生的情趣，书中不乏佛经的诠解，佛理的阐释，但它们并非从概念到概念地宣讲教条，而是取材于周遭的生活，重点在于体悟和表达题材所蕴蓄的人生启示和生命哲理，强调个人的修练，具有鲜明的人间色彩。当社会普遍由贫穷转向富裕，从而产生了新的“富贵病”——心灵的孤寂、人际的疏离以及物欲的沉迷时，禅理解文无疑提供了医治心灵饥渴和病变的一剂清凉药方。

    现代的人文主义面对传统的颓崩和社会的失序，将“文化”视为“脱离我们目前困难的巨大助力”（安诺德语）、社会重新整合的寄望所在。近年来，不少台湾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遵循着这一思路扩展其文学的视野和文化的关怀，从而使整个文坛出现“文学文化化”的趋向。他们面对日益严重的“物质巨人，精神侏儒”的文化沦落现象，忧心忡忡，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为社会注入高品位的文化营养，为挽救世道的衰颓尽一己之力。他们在大众消费潮流汹涌澎湃的背景下，坚持创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或创办高品位的文学、文化刊物。初安民曾引用某教宗所言：“拜文化之赐，人类才能过着真正人道生活，文化也就是生存及延续生命的一种特别方式……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于他的文化，文化越发达，他就越有资格被称为‘人’。”（注：初安民：《世纪末的华丽》，《联合文学》1992年6月。）

    台湾文坛人文知识性写作的异军突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对后现代思潮所带动的文化否定主义和虚无主义风气有反拨意义。詹美娟的《移站》篇幅虽短，却可视为知识性写作的一个典型例子。陈怡如的入围第2届皇冠大众小说奖的《失去的记忆国度》，也是一部人文知识性很强的作品。当然，在知识性写作中表现最突出的有庄裕安、鸿鸿等。庄裕安散文创作的独特角度是旅游和聍乐——描写旅游中饱览的世界各地的人文景观及其内在涵蕴，抒写聍听世界音乐大师作品时的感受、思绪并加以学术性的分析或知识性的介绍。这种特殊的创作角度，是根据作者的特长和兴趣（特别是后者）而择定的，庄裕安自称为“从自娱下手”（注：庄裕安：《晒竿上的喜悦》，《联合报》1994年9月22日37版。），而这正符合于人文主义的发扬个性、追求世俗的欢乐和幸福的基本精神。被痖弦称为直接把“诗”当作其快乐、自由生活的一部分，“行囊轻盈，不求达到目的地，只看沿途风景的艺术朝山者”（注：痖弦：《诗是一种生活方式》，鸿鸿《黑暗中的音乐》序，现代诗季刊社1993年版，第xi页。）的鸿鸿，其创作与庄裕安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创作虽未触及社会重大题材，但却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和自我愉悦性，是他们实现以“文化”挽世道之颓靡的有益尝试。

            三、台湾文学的“边缘战斗”

    冷战后的世界，呈现出一种文化的二极悖反现象。一方面是在信息传播空前发达的条件下，以商品、消费为核心的全球化、一体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强调差异、分殊、特色的多元化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必然地折射于台湾文坛。

    1991年4月，《联合文学》推出《地下·边缘论》专辑。蔡源煌引用德勒兹等的说法，以“根茎”为思考的图像来说明“非主流”文学的特征。根茎和树木的根不同；树木型的思考是以实质根据为中心，沿直线发展，而根茎，像马铃薯，在地底下作不定向的蔓延，既无中心点，也没有周边幅员的局限，所以作为思考的对象，它代表随缘随兴的多元化思维；而作为“非主流”文学，它既然自甘屈居于体制之外，很多在体制内、系统内被视为畏途、列为禁忌的题材，在它那里便可以肆无忌惮地登堂入室成为话题。南方朔则指出：“台湾从来就有一个庞大的‘地下’及‘边陲’，它被‘主流’和‘系统’驱赶，地下经济、地下媒体、地下电台、隐藏在边陲写字的文字文化，以及城乡广大的俗民文化生活圈。这些都在解严之后，‘地上’‘地下’边界的趋于消失而开始混拌竞逐和相互冲突穿透。”（注：南方朔：《“地下”就是“中心”》，《联合文学》1991年4月，15～18页。）他并指出：“地下”或“边陲”，正因它的未被一条鞭的“系统整合”，“地下”的松散、自主、无秩序，甚或狂悖，都反而会蕴藏着许多借着“习惯”而留存的生活内容，被压迫者反而成了救赎支配者的酵母。凭借此新的思维角度，一些作家致力于文坛“边缘”议题的开发。如王浩威将主流／非主流、中心／边缘、地上／地下、官方／民间等对立统一的关系，作为他考察问题、分析立论的基点。在他心目中，非主流的、边缘的、地下的、民间的、异端的事物，才是充满生机和力量、具有光明前途的，才能冲破各种固有的桎梏，解构固有的中心“霸权”，产生革命性、创造性的成果。以此为出发点，他考察了现代诗在当代台湾的发展历史，对地方文学、原住民文学、同性恋文学等“边缘”性的文学现象，投以特别的关注，并主持编辑、出版了高揭“边缘战斗”旗帜的《岛屿边缘》杂志。

    90年代台湾文坛的“边缘战斗”，具有多种的角度或切入点。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有相对于大都市台北文化中心的地方文化和文学；从族群关系的角度着眼，有相对于汉族福佬族群的所谓“弱势族群”的族群文学，如原住民文学、眷村文学、客家文学；从性别关系的角度入手，则有试图瓦解现行的男权社会和异性恋中心体制的女性主义文学、（同性恋）“同志”文学等。

    同性恋题材的创作近年来在台湾蔚为大观，且频频得奖。由于同性恋在传统的异性恋中心体制中属于“边缘情欲”，因此对它的书写或多或少都有质疑、对抗、瓦解这一中心体制的意味。最具颠覆性的是所谓“酷儿”写作。新锐小说家纪大伟、洪凌等将可用来指称“同性恋”的英文单词"queer"译为“酷儿”并以此自诩。他们宣称：台湾的同性恋创作从原本怯弱不安的“孽子情节”，已逐渐转化为嚣张活泼的酷儿书写。他们不满足于“出柜”（同性恋者公开其性向身份）的消极性而鼓励更主动的“出轨”，遂以新造词“出匦”涵盖二者。他们在《岛屿边缘》杂志上推出《女儿国，假认同》、《边缘酷儿占领岛屿边缘》等专辑以及《妖言》、《（非）男柜解码系列》等，大量涉及男女情欲、性、同性恋等话题和题材，极为大胆、露骨地描写了性爱种种，甚至以文字和照片，赤裸裸地展现了同性恋者的身体和行为。他们宣称：“没有这些妖言杂音，便不能改变、颠覆、摧毁、重组父权异性恋社会的阳具中心色情深层结构。”“女人出匦的情欲能量足以崩蚀父权异性恋体制的根本。”（注：米非：《本土女性声之必要》，《岛屿边缘》第10期，1994年1月。）

    90年代以来，相对于台北文化“中心”的地方文学、文化倍受重视，甚至形成持久不衰的乡土文史工作热潮，标志着地域上的“边缘”也开始有意识地试图改变、翻转自己的旧有位置。这新一轮的对区域文学的高倡，与70年代的乡土文学潮流相比，更能自觉地发掘和发扬地方的特色。70年代的“乡土”，其实涵盖了整个“台湾”，而未强调更微小的各地方的特色，而其后的“乡土”更被简化为“台湾”的同质性代名词。而现在的地方文学，其重要目标乃是凸显地方特色，从而建立新的美学领域。王浩威写道：“‘乡土’成为台湾的代称，存在于台湾内部的差异也就被忽略而抹杀了。”即如盐分地带这样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学，也只不过成为整个台湾文学缩小的反映，“如何从地方的差异来着手，包括历史和空间的，将是另一种丰富了台湾文学论述的可能。”（注：王浩威：《花莲文学的土地恋歌》，《台湾文化的边缘战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致力于推动花莲地方文学、文化的陈黎，在为《洄澜本土丛书》作序时写道：“当岛上其他部分的居民，动辄以台风、地震、偏僻等印象联想及花莲时，花莲正以其骄傲的山水，粘人的泥土，美善的人情融聚不同族群，孕育新的子民，形塑她包容开阔，朴拙清秀的独特气质。”（注：陈黎：《洄澜之书，岛屿之爱——〈洄澜本土丛书〉序》，廖美菊《自然花莲》，花莲洄澜文教基金会，1995年5月出版。）这正是着眼于花莲文化的独特性，并为之深感自豪的情感流露。

    要想翻转“边缘／中心”的固有格局，关键在于“主体性”的建立，即要对自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明晰的理性认识，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发展路向，宏扬自己的优点和特色。王浩威对于建立地方文化、文学主体性的强调，乃是有感于它们受到从西方中心到台北中心（或台湾意识中心）等不同位阶的中心的影响和支配，而失去固有的主体性。如在当前资讯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远离台北的花东地区，也开始流行“抓娃娃”的电动游乐器，“这种包涵了各类消费行为在内的心智状态，最可以反映出各地的地方社区失去了它文化的主体性，而臣服在以台北为中心的电子殖民主义下。”（注：王浩威：《地方文学与地方社群认同》，文讯杂志社《乡土与文学》，第15页～16页。）显然，一种大众的、流行文化上的对“中心”的屈从、臣服，使这些边陲城镇，更沦落于真正意义上的“边缘”。这种情况，使一批作家思考着所在地地方文化的特殊价值、面临的危机和自己负担的建立地方文化“主体性”的使命。

    从族群角度切入边缘议题的有眷村文学、原住民文学等。眷村小说与前此的老兵题材小说，关心的是80年代以来已成弱势族群的“外省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80年代的“眷村小说”往往是当时一些出身于眷村的年轻女作家（朱天心、苏伟贞等）的感性之作，在某种程度上提示了“眷村文化”的存在并反映出其特质。不过它们并没有族群关系问题凸显的严峻背景，常被视同于描写儿女情长的闺秀小说而为人所忽视。眷村小说的近期发展，主要体现于反思意识的加强。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对眷村生活的情意缠绵的自恋式感性描写，而是以理性的眼光审视眷村过去发生的种种，思考着眷村子民走过的历史途程、它和当前台湾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前景等。作家们一改以往着重于对眷村正面描写的倾向，转而注意观察和揭示眷村的种种不尽人意的缺失。如苏伟贞、朱天心、张启疆等都描写了眷村中的精神变态人物，也对眷村子弟的沦落及其主、客观原因，有着生动的描写和揭示。

    现在台湾称为“原住民”的高山族，和“眷村子民”一样，处于台湾族群图谱的“边缘”，他们的这种“边缘”处境，已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受到的漠视和损害也更大。崛起于80年代而在90年代有长足发展的原住民文学，代表着一个在长期不平等族群关系下，似乎早已喑哑无声的弱势、边缘族群的首次系统的发言。汉族作家有关原住民生活题材的创作，毕竟只是一种外部的观察，并无法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内部关系和深层的文化肌质，也无法对以声音的丧失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弱势族群的生存危机有根本的弥补。由原住民作家亲自操觚的“原住民文学”方能达成如此使命。其发展呈现了两个主要脉络。其一可统称为“抗争”主题。这类作品直接介入当前社会各种政治、文化的焦点议题，反映作为“边缘”族群的原住民遭受压迫、摧残而面临的种族生存危机，进而为他们对于长期受到漠视的不平等地位和因政策不当等原因而遭受的摧残，向为政者或处于“中心”的强势族群，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慨，号召族人奋起反抗，为争取民族平等权利而斗争。排湾族诗人莫那能是“抗争”主题的代表。其二可称为“文化”主题。这类创作更多地注目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血脉的接续，搜集整理源远流长的凝结着民族集体智慧的民俗风情和神话传说等口传文学资源，借此呈现本民族特有的生命、文化形态性格，以族群文化的保存和建构寻求民族生存的“一种新的可能”（孙大川语）。施努来、孙大川等为其代表。此外还有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田雅各、柳翱等。在上述两大脉络的消长变化中，后者不断增强并有超越前者的趋势。原住民文学实现了由向外争取“主体”地位，到向内认识自己是谁，由激越的呐喊和反抗，到深沉的文化扎根和更高层次的人性追求、生命表现的转变。

    总之，“边缘”议题的开发和社会的多元化互为表里，使90年代的台湾文学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并以其脱中心、反体制的较强革命性，将对今后台湾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九十年代台湾文学思潮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