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史傳》《史通》之關係

《史傳篇》並非歷史上第一篇史評文字，班彪《略論》應是我國最早的史評專著（《後漢書·班彪列傳》），東晉干寶的《史議》是繼《略論》之後又一篇史評專著（《史通·煩省》：及幹令升《史議》，曆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但《史傳》篇是現存的第一篇既對此前史學史進行總結，又對後世史學理論予以啟發的史評文章。這種影響，從唐代劉知幾所著《史通》中最能看出來。

一．著作譜系

《史通·自敘》：“自《法言》以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蠆芥者矣。”劉知幾列敘自己所效法的對象，依次為《淮南子》《法言》《論衡》《風俗通》《人物志》《典語》《文心雕龍》。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其著作譜系中的壓軸之作。其論《文心》曰：“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認為劉勰所著《文心》是針砭時弊之作。而《史通》所作緣由與之類似：“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劉知幾欲仿效劉勰，辨別史體，終結時人無謂的爭論，為史學批評、史書編纂確立範式。综观《史通》全书，对史法的论述和史学理论的框架，均由《文心雕龙·史传》脱袭而来。

二．理論體系

面對歷代史籍，《隋書·經籍志》和《史通》有著不同的分類方法。《隋志》將之分為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共十三類；《史通》則以史體為標準將之分為六家。“《隋書·經籍志》是按照當時現存材料的分類，《史通》則是根據史書筆法的由來進行分類的。”“筆法”即“史法”，在這裏當特指“體例”。《隋志》的史體分類是平鋪式的，就此而言，在史體分類方面，源流式辨體乃是劉知幾的一大發明。文體源流論是我國學術思想中的一大傳統。《漢志》謂諸家出自王官，《淮南》首著《原道訓》，《文心》以《原道》《征圣》開篇，均是源流論的體現。《史通》的源流式辨體思路便由此沿襲而來。

面對諸多史體，《史通》獨稱《左傳》《漢書》二家，繼《六家》作《二體》，確立史體典型，一如《文心》之有《宗經》，而且《史通》對“二體”的論述，也多與《史傳》相似，《文心雕龍義證》引範文瀾曰：“如《史通》首列《六家》篇（《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特重《左傳》《漢書》二家，《文心》評論《左傳》《史》《漢》，其同一也；《史通》推揚二體（編年體，紀傳體），言其利弊，《文心》亦確指其短長，其同二也。”可見《史通》的典型式辨體思路應該是由《文心》的理論體系而來。在典型式辨體之後，《史通》另有《雜述》一篇，列敘不符六家體例的十家“偏記小說”，並於外篇設《古今正史》，以二體為標準，列敘古往今來的正史著作。《文心》則是《宗經》之後，逐次論述了緯、騷、詩、樂府……議對、書記等多種“非經而宗經”的文體。

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至於《史通》之有《六家篇》，猶《文心》之有《原道》《征聖》也；《史通》之有《二體》《雜述》諸篇，猶《文心》之有《宗經》以下至《書記》諸篇也；《史通》之有《載言》以下三十一篇，猶《文心》之有《神思》以下諸篇；《史通》之有《敘事篇》，猶《文心》之有《體性篇》也；《史通》之有《煩省篇》，猶《文心》之有《镕裁篇》也；《史通》之有《言語》《核才》諸篇，猶《文心》之有《時序》《才略》諸篇也；《史通》之有《鑒識》《忤時》諸篇，猶《文心》之有《知音篇》也；《史通》之有《直書篇》，猶《文心》之有《程器篇》也；《史通》之有《自敘篇》，猶《文心》之有《序志篇》也。可知其撰述是書，實在在模擬《文心》。宜兩書所言，多相符合。”张先生的分析不免有些夸大，因为刘知幾所效法的对象不仅刘勰《文心》一家，更重要的是，同《文心》一样，《史通》有自己内部的逻辑顺序，并举来看虽有类似处，但可能并不是一回事。雖然如此，也足可以見出二書體系的深刻相似。

三．史法綱要

以上所論是《文心》全書佈局對《史通》構建其史學理論體系的影響。張舜徽先生所言已臻極致，但大多只是類比，難以被完全證實，或許不能服眾。但在《史傳》一篇對《史通》的影響上，各家觀點歷來非常一致。張舜徽先生在說完上面那一段後緊接著說：“且《文心·史傳》一篇，論列舊史源流得失至為詳盡，乃史評之前驅，其中所雲：‘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若此四語，所以啟牖知幾者尤大，知幾蓋即據其已引申推演以成是書耳。”

金毓黼在《文心雕龍史傳篇疏證》中對此分析道：“此文所舉之四事，乃劉勰所建立之修史總綱也……‘尋繁領雜之術’，即搜集史料之謂也；‘務信棄奇之要’，即整理史料之謂也；‘明白頭訖之序’，即輯成史料之謂也。初步徵集之史料，是為原料；繼而整理之史料，是為長編；最後葺成之史著，是為定本，此為修史必經之序，劉勰已備言之矣。”又說：“‘尋繁領雜之術’，實為總會。‘明白頭訖之序’，屬於詮配。總會之後，必知‘務信棄奇之要’，乃能詮配得當。詮配之際，必依‘品酌事例之條’，乃究總會之極功。四者缺一，又不可也。總上四事，定為修史之總綱。握定總綱以修史，則萬殊歸於一本，自可有條不紊。故曰‘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也。再案《史通》之《采撰》《探賾》《補注》諸篇，皆以論‘尋繁領雜之術’；《浮辭》《直筆》《曲筆》《模擬》諸篇，皆以論‘務信棄奇之要’；《斷限》《編次》《敘事》《序傳》《煩省》諸篇，皆以論‘明白頭訖之序’；《六家》《二體》《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志》《論贊》《序例》諸篇，皆以論‘品酌事例之條’。”範文瀾也認為“《史通》全書，皆推闡此四句之意，孰謂彥和此篇是敷衍足數者。”說得已經非常準確、細緻了。

4．具體表述

以上各位先生就此“總綱”來分析《史通》對《史傳篇》的推闡，筆者則試圖從《史傳篇》的具體內容來分析其對《史通》的影響。《史傳篇》是對晉宋以前史書的一次系統總結，大致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三段為第一部分，是晉宋以前的史學史，兼及對所舉史書的批評；後兩段是第二部分，系統闡述劉勰的史學理論觀念。

先是史學史的部分，《史傳篇》開篇即提出“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肯定了史籍的重要作用是使人能“居今識古”。對於史官之職，劉勰直接飲用《曲禮》：“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也。”把我國的史官源流推溯至軒轅之世，認為最早的史官是造字的倉頡，接下來歷數各代史職和史書。史學史部分在《史通》一書中被擴展為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兩篇，劉知幾也是從史書的功用說起，就個人來說，史書讓個人的功績與世長存。“何者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就國家來講，史書能勸善懲惡，移風易俗。“見賢思其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就這兩方面而言，“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講到史官起源，也是追溯至軒轅黃帝，也引用了《曲禮》之說，但除此外還有其他引文，較《史傳》為豐富。至於《六家》《二體》篇，則一為“源流式辨體”，一為“典型式辨體”，應該受《原道》《宗經》諸篇影響更多。

其次是歷史本體論的層面，劉知幾對歷史的功用論述頗多，如前引《史官建置》於個體、國家兩方面所作的分析，又如《直書》：“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還如《曲筆》：“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這兩段話可能就是從《史傳》“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一句而來。

再者，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刘知幾也特别重视撰述的简实，主要见于《浮词》《煩省》两篇。《浮詞》批評了近史“曲加粉飾”的毛病，《煩省》申明了“略遠詳近”的寫史準則，并認為“煩省”的真正要義是看它是否“事有妄載”“言有闕漏”。這些顯然與劉勰的論述相一致。

另在史官品格论方面，劉知幾进一步关于探讨了直笔而书的撰述原则，主要集中于《直书》《曲笔》两篇。望文即已知义，这里就不做太多征引了。

此外要特别一提的是，刘勰对“例”的强调也对刘知幾产生了直接影响。《史传》：“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概括了史例的发展过程和典范作用。在《史通》中，刘知幾将之上升到“犹国之有法”的重要地位，谓“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这段话从《史传》脱袭而来，几乎一望便知。也因为特重凡例，刘知幾像刘勰一样，对為吕后立纪等做法非常反对。

五．文體演變

《文心》的成書標誌著文體概念的獨立。當然，劉勰所建立的是一個“大文學觀”。在劉勰那裡，文雖可以分為多種文體，但有著同樣的宗旨和目標，所謂“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章是圣人用来阐明“道”的工具。在《文心》中，史體只是所有文體中的一種，史體是以整全的面貌出現的。所謂“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史體是記錄過去言、事的一種文體，簡實、直書則是其最鮮明的風格。

但到了劉知幾《史通》，史體之“體”則不再作“風格”言，而指向史書的不同體裁。劉知幾所建立的，已是一個“小史學觀”。他努力區分文與史，試圖讓史學擺脫六朝以來綺靡文風的影響；他還努力區分經與史，作《疑古篇》《惑经篇》，以彰顯史學的獨立地位。這些都是劉勰所竭力調和、避免的。史體之“體”乃是文體之“體”概念的演變，文史分塗，這是學術史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後世“六經皆史”的提出，將過往一切文籍都看作史料，則可以看作是與劉勰相類的另一種“大史學觀”。

《文心·史传》《史通》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