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读书报告

杨春芳 2014221117110077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籍，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小本书，但是其内容的深刻度却是很让人吃惊的。对于同样出生于农村的我来说，看到书中描绘的中国农村的人与事，总是更容易产生共鸣，仿佛就是我身边的人与事一样。

费老说“乡土”是每个中国人的特点，安土重迁便是其内容之一。“重迁”并不是说“不迁”，只是说“难迁”，这一点与现实情况是十分相符的。从古至今，除非发生灾荒人祸，黎民百姓会背井离乡去逃难外，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他们的居住地的，就算随着工业社会到来，不少青壮年外出打工，但是到了年关他们还是会回来，不只是因为家里有亲人，还因为只有家乡才能给予他们归属感和安全感，只有回到家乡，心里才是踏实的，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缤纷多彩，那也只是属于别人的世界，远没有家乡给人的感觉舒适。所以人们基本不会搬离出去，他们再此的经济基础和关系圈子也不容许他们搬离。农民与土地是綁在一起的，他们在土地上劳作，依靠土地吃饭，土地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以说农民离开了土地是无法存活的，因此他们不能离开，一旦离开了就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交往圈子对人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比如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大家都是这么熟的熟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足可见，有“熟人”是很重要的，办什么事都会省时省力，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周围都是“熟人”的环境中生活，也会更自在，更得心应手。但是一旦他离开了，那么在他周围的都将会是一些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即使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比较熟悉 了，比如能够将名字与人对号入座了，也大致知道了其家里的基本情况等等，但是那种熟悉又怎么比得上以前大家一起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熟悉呢！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费老在“文化下乡”中说的农民并不“愚”。在现阶段，农民中仍有许多人没见过电脑，甚至不识字，他们就是真正的“文盲”，但他们在生活中却过得如鱼得水，他们不看日历却懂得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施肥，不看天气预报却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没有手表却知道什么时间点该回家吃饭。他们不懂所谓的文化，或许正像费老说的“他们不需要文化”，他们依靠的是从生活中得来的丰富的经验，谁又能说经验没有理论知识重要呢？没有文化并不能说是愚蠢，识字与否与是否受教育有关，是后天环境形成的，而愚蠢则是与智力有关，属于先天遗传，把先天的和后天的拿来比较显然很不适合，也不正确。

说了一点乡土的中国的事儿，再来说点郁闷的中国的人。我第一次听到说中国人是郁闷的人这种说法是从张老师口中听到的梁晓声的《郁闷的中国人》，当时刚听到这本书的名字的时候，就感觉它一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一定要去看一看，果然，它没有让我失望，其所书所写都是最真实的中国人的写照，也是中国社会的写照。

梁晓声说，中国人的“郁闷”由来已久，从晚清的民族危机到建国后的文革，再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极度的郁闷之中。在当代社会的利益博弈中，这种“郁闷”更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么“中国突围”究竟在何方，梁晓声对此作出了深入地剖析，并将其归结于“中国文化”的作用。

在第一章中，作者提出国民劣根性不只是中国所独有，这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只是各国的国民劣根性各有不同而已，比如西方欧美国家由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时间长而具有很强的“列强劣性”，这种劣性表现为其在发展早期资本主义时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即贩卖黑人奴隶，杀害土著居民等；而中国人的劣根性则表现为一种对权势、金钱的奴性，这种奴性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究其来源，无疑封建时期政治文化生活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它从封建时期开始一代代地往下传承，不曾间断，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所以作者才会发出“撼山易，撼奴性难”的感叹。确实如此，现如今的中国，哪个人见了领导上司不是一副讨好谄媚的嘴脸，就算有个别人不刻意讨好谄媚，在其心里也是存在畏惧和敬畏的，在他们的观念中，下级就该害怕上级，下属就应敬畏上司，因为他们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如果一旦得罪他们，就会失去工作，后果很严重。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如果见到了有分量的领导人，他也会心存敬畏之意，如果这个领导人还表现出应有的亲切和关怀，那么他就会产生浓厚的感激之情了，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也有可能。其实这跟古代的情形一样，老百姓对官员有着浓重的敬畏心理，他们觉得官员跟平民是两个世界的人，只要官员不鱼肉百姓就谢天谢地了，哪能奢望当官的人为人民着想呢，因此当官员为百姓做了一点点好事之后，百姓们就感激涕零了。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一个部分，大家都是平等地，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早已消除，人与人之间都是无差别的个体，既然是平等的，又为什么要有这种敬畏心理呢！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中国人人性中的劣根性----奴性----在作怪。

中国人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都很害怕平凡。当一个美国人听到这点的时候非常吃惊，他不能理解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因为美国人都很乐意成为一个平凡人、过最普通的生活，而中国人却把平凡和一些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当然，作为一个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说，他是不知道中国人眼中的平凡和美国人眼中的平凡是很不一样的。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在美国，中产阶级占大多数，因此中产阶级的生活就是平凡人的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车、有房，而贫民才是“不平凡”的；但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却是恰恰相反的，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没车、没房，没有稳定的工作，这就是平凡人的境遇，所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只想出人头地，变成不平凡的人，找到“高收入”的工作，能够住上房子，买上车子，过上舒适的生活，甚至有些“知识化了的青年”去到美国寻找所谓的不平凡，其实也只是追寻到了美国人眼中的平凡而已。据说现在有预测称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会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关于这点我想说，就算到时预言成真，也没什么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因为就算有再大的国民经济总值，只要一除以14亿人口也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数字，如果哪一天我们的人均GDP能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的话那才真正算得上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还很长，我们不该懈怠，当某一天中国人眼中的平凡与美国人眼中的平凡等同时，或许那是我们可以暂时歇一口气了。

《菊与刀》是一本研究日本文化的书籍，但其作者本尼狄克特却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她写这本书只是为了帮助美国当局做出对处理日本的正确的决策（当时正是二战时期），因此这本书受到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根本不能代表日本的文化真实情况，只是作者的臆想和猜测罢了，也有人说因为作者采访了许多在日本生活过的人和日本俘虏，也查阅过许多资料，所以具有代表性。先不管他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如何，当我读了它之后，确实对于日本人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日本人有一种反物质主义的偏见，他们极度蔑视物质主义，高度赞扬绝对精神主义，甚至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可以超越生死，因此导致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对天皇敬忠是他们的最高价值准则，为了“让天皇宽心”，他们可以做一切事情。他们也认为等级制是理所当然的，任何试图破坏等级制的界限或已经越界的行为都该受到惩罚，“各安其位”才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他们还试图将这种价值观推向全世界，因此才有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出现。

这些观念出现的心理基础就是对天皇的“忠”，天皇在日本绝不仅仅只代表一个国家的象征，他也是国民精神的支柱，天皇被奉为圣上，他“神圣不可侵犯”，不对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他只是“日本人团结的最高象征，却不是担当职责的国家首脑”。日本人民可能会反对当权者的政策，但他们绝不会质疑天皇的决定，只要是天皇说的话，不管怎样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且是心甘情愿地服从。日本的政治家们很会利用这一点，在要求人民做事时，说上一句“这是天皇的御令”，就算是一开始再不情愿的人也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天皇尽忠是日本人的“无条件的最高美德”。二战期间，美国分析家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因为大和民族是好战的民族，但是天皇一发布投降的诏书，日本国民就接受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因为日本人想“让天皇宽心”。由此可见，即使在战败时，日本人的最高法则还是“忠”。这是在战时，在平时也是一样，日本人认为“受情义”是很痛苦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出于情义”代表的是一种“沉重的人际关系”，但是对天皇尽忠则不在这范围之内，对天皇尽忠完全是心甘情愿地，而“报答情义”却被定义为不情愿的行为，由此，日本人的忠心也可见一斑。

从这层意义上说，日本的忠与中国的忠是有很大区别的，日本的忠在中国人眼里是一种愚忠，我们认为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尽忠，要对值得的人尽忠，那些剥削百姓、不为人民着想的人我们不该尽忠，但是我们要对国家尽忠，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主，当君主或者领导人做出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人民就应该起来推翻他，但是一旦国家有难，人民也会不计一切代价来拯救国家和人民，不忠君主而忠国家这条准则，我想应该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遵守的吧。

社会学书籍多如瀚海，很遗憾的是目前为止本人只很有限地读了这几本，希望以后能够多多拜读，因为在我看来读社会学书籍还是十分有用的，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认识这个社会和我们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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