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瓶》读后感

范艳芳

2018年暑假中，我读了龚鹏飞写的小说《漂流瓶》。它讲述的是一个类似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中国故事：校园诗人许上游在自己的崇拜者、具有非凡领导才能和号召力的女同学司马佳的劝说下，放弃物质条件较为优越而工作较为轻闲的文联工作职位，与司马佳等五人来到偏远的杨溪县民族中学任教。司马佳是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她不顾一切阻力，要在民族中学实践她的苏霍姆林斯基式教育思想。不料她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最终只能黯然离去。许上游从最初被司马佳“蛊惑”而赴杨溪民族中学支教，到后来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去六沟垅乡扫盲，继而做起文物生意，到成功之后变卖公司赋闲在家。小说所表现的无“家”可归的心境并非仅仅是些个人现象，而是反映了一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焦虑和渴望。大学中文系的理想主义教育和自身的纯真秉性使许上游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为所动，但外部社会的急剧变迁和理想在现实中的屡屡受挫又不断加剧他诗性心灵的痛苦和反思，孤独和彷徨因而构成了许上游生命意识的基调，它在逼使作家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同时又将其转化为反抗孤独和彷徨的生命形式：“走”。在这里，“走”是对“定位”的否定，是否定之后的重新选择——永恒的追寻。无疑，在许上游的身上有着作者龚鹏飞作为一个精神的漂泊者、执著的追寻者和生命的呼唤者的心灵投影。

漂流或依附都是精神流放者的态度，无法寻求明确的人生方向，导致了许上游们的困苦，而这种困苦与他们的性格及其内心深层对世界的态度结合起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漂流境地。这是不断循环的过程，又是无法解决的终极性命题。自晚清以降，传统的儒、道、释一体的自足的世界解体之后，不少中国作家开始思考着怎样重建一种新的人与世界之关系。在中国文人的思想传统中，儒、道间的互补与张力构成了一个意义自足的空间。穷与达、江湖与魏阙、功成与身退，规定了知识分子来回奔走的内在意义。当这个整体化世界开始解体后，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追寻的焦虑，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人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性重建。龚鹏飞的真诚就在于借助许上游和司马佳表达了这种“想象性重建”的持续受挫。

许上游是《漂流瓶》中最典型的诗意人格体现者。这个本色意义上的诗人，他的生活轨迹实际上体现了诗性心灵面对现实生活无所适从的无根性。作者以其生命的敞开为基点，让生命成为一只“漂流瓶”去“打量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去观照与审视精神与灵魂的轨迹。整个作品呈现出了一种通体明朗的审美境界，一种生命的诗意敞亮。

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是一个艰难精神历练过程。作品以人物形象的日常生活书写画了一个完整的圆，从原点起步，经历自我角色的剥离、放逐，再回归自我。“回到原点。我们的原点是什么？”……一切美好的价值，我们的社会曾经取得共识的，后来被社会生活颠覆打倒，让我的价值观混淆。回到原点，就是要拨乱反正，回到我们确立的正确的价值观的轨道上。”如何回到原点，也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自我确认之难所在。“知识分子如何才能建立与当代社会契合的精神性问题。这将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诗性的话语形态，探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流史和自我体认之路，并为我们展示了剥离了喧嚣、浮躁、虚假的对于未来的纯净自然的美好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漂流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201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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