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2期
2011.04.27

导语：申领驾照要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别不信，这是真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这项政策不仅针对司机，几乎每一位公民都与之息息相关，民众的议论在网上炸开了锅，其中超九成网友都不赞同。器官捐献本该是好事儿，可民众又为何说不呢？[详细] [网友评论]

以后申领驾照的同时可能会得到一份器官捐献表，登记公民是否愿意在车祸等意外事故发生后捐献出自己的器官，而这激起了绝大多数网友的反对甚至害怕。

申领驾照登记器官捐赠意愿，九成网友表反对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陆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作出选择。黄洁夫表示，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完善后，在申领驾照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选择捐或不捐，以及捐献何种器官。“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这是人权问题，不存在不愿意就是不光荣这类问题。”黄洁夫说。而根据网络上的民调显示，有超过九成的网友对这项政策表示了明确的反对。[详细]

怕晦气，刚领驾照却要谈“死”的问题

中国人传统上忌讳在生前谈死亡，不愿意考虑死亡之事。在申领驾照时，填写登记器官捐献，许多人很忌讳，他们忌讳谈死亡，也就谈不上自愿捐献器官的问题。有网友就在评论中说，领驾照本是好事，但同时填写器官捐献书，怎么看都觉得晦气。这种怕晦气的心理会让很多人避谈死亡，自然也就不会去想死亡之后的事情，器官捐赠登记也就无从谈起。[详细]

车祸后人还可以救，医生为了器官不救怎么办？

“会不会有的人明明可以救，但因为签了这个，医生就不救了，直接取器官呀？这个东西在外国是好，就怕拿到中国来会变样。”很多网友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毕竟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医院是作为获利方，而每年器官移植的缺口是以百万计的。一旦有“无良医院”或者“无良医生”为了一己的私利，放弃“救死扶伤”的精神，反而等着伤者死去来取他的器官。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每一位车祸事故的当事人都可能沦为“资源”。[详细]

捐赠的器官被滥用又该怎么办？

这项政策让不少人联想到了献血——人们免费献血，但血用到了患者身上，医院收取高费，由此难免出现这样的场景：人们把器官捐出来，医院卖给患者动辄数十万元，医院获取利益。当然，医疗部门也许会给捐献者一定的经济补偿及精神鼓励，但无法令人释然。而且捐赠的器官是否会被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也无法得知，它会不会又成为医院的一个新的获利手段。[详细]

国外器官捐赠的公益广告，一边是人、一边是垃圾桶，你该如何选择？

大陆严重失衡的器官移植供需比、“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以及相对落后的捐赠制度让器官捐献登记与申领驾照“捆绑”似乎是一种无奈。

供需比1:150，百万病人只能苦苦等待

数字显示，目前大陆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供需比是1：150。比如，有30万肝病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全国只能开展2000例左右的肝移植手术；约有100万做血液透析的肾病患者，但每年只能开展三四千例肾移植手术。中国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去年曾在一些省市试点开展人体器官捐献，但效果并不理想，作为大陆10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城市之一，南京在试点的一年间竟没有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详细]

背后却存在一个巨大的地下交易市场

不管是否承认，在百万人急需器官而不可得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巨大的、猖獗的非法器官买卖市场。不久前，湖南小伙胡杰为还赌债产生了卖肾的想法，进而陷入肾脏地下交易中介的魔爪，最终被强行摘肾，留下终身难以愈合的伤痛。如果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能够成为制度，胡杰式悲剧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很多。[详细]

与驾照“捆绑”其实是与国际接轨

在一些发达国家，领驾照签署器官捐献，已经形成了制度化安排，比如在美国，驾照同时还是器官捐献卡，驾照的正面是开车人的姓名、性别、身高、出生日期以及住址等信息，背面则是一份器官捐献同意书——如果发生死亡，本人将捐出遗体（器官）。阿曼达是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高中毕业生，1年前，一场车祸夺走了她年仅19岁的生命！阿曼达死后，她的器官被捐献出来并进行了移植，已经救活了3个人。在发生车祸之后，医生凭什么对阿曼达的器官进行摘除和移植呢？阿曼达之前就向家人正式表达了捐赠器官的愿望，在征得了父母同意后，阿曼达在州“器官捐献”网络上进行报名登记。[详细]

器官捐赠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仡佬族青年郭光明在广东中山市因车祸被宣布脑死亡后，他的亲属作出了一个决定：无偿捐献他的心脏、肝脏、两个肾脏和两个眼角膜。死亡与生命是与生俱来，有生必有死，死亡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事情，在生前谈论死亡，并不晦气，反而让人能更加珍惜生命。死后捐献器官的行为，不应当理解为对死者的不尊重，反而是公民本人生命的延伸，为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自己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体现与延续，是对生命的更加尊重，也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详细]

很多人陷入到器官黑市的魔爪，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痛。

美国驾照背面是器官捐献书，领取驾驶执照的同时，可以作出捐献器官的决定。

不愿意捐献器官，是否会拖延驾照办理；同意捐献，器官有会否被滥用？各种不信任在民众心中打转，而这种不信任比拒绝捐献更可怕。

“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并非拒绝捐赠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家属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不少人对器官移植十分敏感，在领驾照时要其签器官捐献，会被认为是晦气之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观念也在逐渐的弱化，可以说传统观念并非公众拒绝捐赠遗体的主要原因。[详细]

法律缺位让“登记捐献”规出无门

目前，大陆尚没有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的专门法，来确定捐献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仅有一个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未涉及捐献体系如何建立和操作等具体事项。如此一来，“申领驾照与登记器官捐赠并行”就变得“规出无门”。而其他国家，各项举措都是有法律保障的，才使得“领取驾照时登记捐献器官意愿的制度”实行起来畅通无阻。[详细]

没有严格的捐赠程序无法取得公众信任

申领驾照与器官捐献意愿登记程序并行，似乎只是个“愿意”或“不愿意”的选择。其实里面涉及的关系面多而繁杂，比如，大陆没有供体来源统一的登记体系，也没有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标准程序，公正、诚信的社会氛围也未形成。而美国则有严格的器官捐赠和受赠程序保障，领取驾照时登记捐献器官意愿的制度才得以顺利实施。大陆捐赠程序的不健全、不透明是公众难免揣测背后的玄机，也无法取得公众的信任。[详细]

不信任的情绪比冷漠更可怕

民众担心捐献的器官成为相关机构牟利的“资源”，这种对相关部门的不信任情绪其实要比拒绝捐赠器官行为的本身更可怕。在已经发生的许多事件中，一些相关部门，让民众不敢相信它们会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承诺得很好，但到兑现时总会变卦或打折扣。部门信用的缺失，已使其一些正当的有益的公共行为难以顺利推行，这不能不令有关决策者深思。[详细]

大陆器官供需比1:150，百万病人只能苦苦等待

大陆仅有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缺少相应的、完善的法律规定。

内地民众申领驾照拟要求登记器官捐献意愿

2011年04月25日 02:11
来源：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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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

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作出选择。

●时间

最晚年底执行

今年9月左右，我国将出台器官捐献的全面构建体系。黄洁夫表示，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可以大致分为5个部分：国家器官移植管理体系、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人体器官捐献和分配网络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登记系统。

黄洁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中，将包括公民在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

但是否从9月开始登记，黄洁夫表示还不能确定，“取决于工作的进度。最晚今年年底应该没有问题。”

●措施

捐不捐全凭自愿

届时，我国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登记器官捐献意愿。驾照申领人可以选择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时，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愿意捐献何种器官。

记者了解到，国外很多国家都已有类似器官捐献环节，在发放驾照时，进行捐献意愿登记。驾照申领人签署一份器官捐献表，进行器官捐献的意愿登记。

黄洁夫介绍，澳大利亚的驾照持有者约80%都愿意签署，在英国，这一比例约为45%。目前我国居民在境内申领驾照时尚无这一环节。

黄洁夫表示，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完善后，在申领驾照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选择捐或不捐，以及捐献何种器官。“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这是人权问题，不存在不愿意就是不光荣这类问题。”黄洁夫说。

●补偿

捐献者有望获经济补偿

黄洁夫说，国家应通过科学的捐献体系来实现器官登记，并通过合理的捐献程序和政策来确保捐献者的权益，保证移植器官的质量、公正分配与合理使用。

黄洁夫表示，将制定在器官捐献之前、期间和之后对捐献者及其家人提供人文关怀和照顾的相应措施。这其中将包括救助补偿政策，器官捐献者有望获得物质补偿。

器官捐献移植涉及必要的经费需求，因此，要考虑捐献者在医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负担和捐赠者家庭的困难。

黄洁夫表示，将考虑采取经济补偿政策。比如减免器官捐献者及其家人的住院医疗费用、减免器官捐献者的殓葬费用等。

此外，经济补偿的方式还可以考虑捐赠者家庭的医疗保险、学费优惠、减少纳税等。

器官移植供需现状 1：150

据统计，目前中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

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何晓顺教授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目前我国器官短缺问题十分严峻。

全国有30万肝病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但每年全国只能开展2000例左右的肝移植手术。

全国约有100万做血液透析的肾病患者，但每年只能开展三四千例肾移植手术。

去年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在广东等10个省市试点开展了人体器官捐献，曾被寄予厚望，但至今成效并不明显。

据统计，全国去年只成功实施了28例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手术，广东有14例，占了一半。

何晓顺分析，这与中国人“死要全尸”的传统观念、基层交通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等因素有关。

也有专家认为，与器官严重短缺同时并存的，是意外事故死亡者因缺乏科学的器官捐献体系造成的器官资源大量浪费。

代表建言：尽快完善人体器官捐献系统

易红梅

　　九成患者苦等 器官移植手术 

    人大代表建议尽快完善人体器官捐献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捐献者的后顾之忧 

    《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至今实施已两年有余，但目前深圳器官捐献仍处于实施艰难地步，每年仍有高达90％以上的患者在苦等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昨天下午，市人大代表彭锦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完善人体器官捐献系统工作的议案》，建议有关部门将相应的配套措施落实到位，并尽快出台人体器官捐献后残余部分的处理细则，最大程度地尊重捐献者遗体。 

    起因 

    缘于“深圳驾车者捐献器官宣言” 

    谈及提交此次议案的缘由，彭锦程说这起因于今年3月底的《深圳驾车者捐献器官宣言》，当时深圳共有27名志愿者在宣言里写道：“我们热爱生命，祈盼所有驾车上路的人都平安归来。但是当车祸不幸降临，我们之中有人遇难而去时，我们愿意将自己身躯中有用的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角膜、骨骼、皮肤等，无偿捐献给需要用它恢复健康和延续生命的人。”而彭锦程就是这27名志愿者中的一员。 

    彭锦程说，他是从深圳红十字会了解到深圳人体器官捐献的状况后才作出决定。据他了解，《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实施两年多以来，仅有3000多人自愿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高达90％的以上的患者仍在苦等器官进行移值手术。 

    在议案中，彭锦程希望市政府把人体器官捐献行为列入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之一，通过各种方式使人们对器官捐献造福他人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建议 

    借鉴国外做法在驾车者中试行 

    要让器官捐献形成风气，仅靠宣传还不够，彭锦程认为，还可以借鉴国外先进国家做法，交警局在换发驾照时例行问驾驶者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是部分捐献还是全部捐献。如果驾驶者同意即把个人的意愿印在驾照背面。驾驶者一旦不幸发生车祸身亡，就近医院就可根据本人遗愿，第一时间提取器官用来挽救需求患者的生命。 

    彭锦程和其他志愿者也希望在深圳能形成这样一套完整的制度，还包括给自愿捐献者提供捐献途径，在不幸发生时能及时准确判断驾车者是不是属于捐献者，以及卫生系统是否能及时采集志愿者捐献的器官等。 

    希望 

    尽可能减少捐献者后顾之忧 

    彭锦程说，现有的管理模式让大家都担心器官捐献之后将有可能落得尸骨无存的结局。原来，彭锦程听说在不少城市都曾经出现过捐献者的器官被移植之后，因资料管理不善，相关部门推诿，捐献者家属最后连遗体都要不回。在广州，甚至还发生过捐献遗体还要家属掏钱的事情。同时，目前捐献者的遗体在器官被移植之后，医院也不会对其部位进行复原，而是将已残缺的身体直接送去火化，这对家属心理将造成极大伤害，从而也让已填写捐赠申请表的志愿者产生后顾之忧。 

    为此，彭锦程建议，建立器官捐赠者信息资料库，不但能在器官捐献者死亡后及时通知器官接受站，而且能做好器官捐献之后遗体的处理工作。尽早制定人体器官捐献后残余部分的处理细则，包括某些部位必要的仿真复原，增加安抚捐献者亲属的一些做法等，为器官捐献者减少后顾之忧。

题记
   
    150个人为了逃生，拼命争夺一条独木舟，情景会怎样？
   
    激烈的一幕，天天都在上演。只不过，那150个人都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动弹不得。代替他们活动的是各自身后的家庭，赚钱，凑钱，找关系，拼路子……为了给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亲人寻觅到那1个可能适合移植的器官，这些身影孜孜不倦地四处活动。
   
    这不是凭空想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人曾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能够使用的器官数量不到1万，供求比例达到1∶150。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还以每年超过10%的增量扩大。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石炳毅教授曾对外披露：每年很多病人在等待合适器官的过程中去世——这尽管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却因为传统习俗和器官捐赠法律不完善等原因更为突出。他说，“中国每年需要肾透析的病人有12万例，这其中，只有1/20的人得以接受肾脏移植；需要移植的终末期肝病患者有100万左右，而每年只有三四千人接受了肝移植手术”。
   
    悬殊的比例，张开了深渊般的吞噬之口。
   
    深渊之中，暗藏着器官买卖等血淋淋的黑暗，交织着人伦与法理的观念冲突。

为了给儿子捐肝，陈玉蓉一早一晚在堤坝界碑附近走上两个来回，一天要走10公里。

   
贫穷成就光明正大的肝？——“暴走妈妈”陈玉蓉的故事
   
    “你们是母子关系吗？”“我们完全是地道的母子嘛。”56岁的武汉人陈玉蓉一边在心里嘀咕着，一边大声说了出来。
   
    2009年2月和11月，两次配型时，都有同济医院“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人员如提审般发问。作答后，陈玉蓉和叶海斌必须向院方出示两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及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的证明。“三证”齐全，母子关系才算验明。
   
    向记者回忆这一幕时，陈玉蓉联想起住院期间，有些也做亲属间器官移植手术的病友看上去并不像是一家人，“他们都说得挺含糊，不是表哥就是表弟”。彼此素不相识，陈玉蓉没去深究其中的奥秘。但是，她忘不了医院楼道和厕所里看到的那些小广告，“有许多是卖肾的，留了好多电话号码。”
   
    为陈玉蓉和叶海斌做肝移植手术的陈孝平医生向记者承认：“我们听说过伪造‘三证’，假冒一家人来做移植手术的事，但医院不是侦探所，没法对派出所证明做鉴定。”意即，院方只认“三证”，只要“三证”齐全，医院就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要求。
   
遭遇“兜售”买不起
   
    “交易”无孔不入，陈玉蓉就被“兜售”过一个陌生人的肝。
   
    去年2月，陈玉蓉原本已经要给儿子做肝移植，但检查出自己是脂肪肝。她于是回家开始了日行十公里的地狱式减肥。
   
    回家不久，街坊邻居有人悄悄找她，劝说她想清楚，年纪大的人把肝割掉一部分后，恢复起来可不像年轻人。接着，那人摆出此行的目的，说帮她打听过，有人血型和叶海斌一样，“他愿意和你儿子配型，如果不成功，分文不取；如果成功，你得付他30万肝源费。”
   
    30万，如果再加上手术费用，就超过60万。而为儿子的病搭进了十几年医疗费用的陈玉蓉一家，全部存款只有5万，她正准备卖掉自家住的二层楼房，并向自己的亲妹子开口，暂借用她的一笔拆迁补偿金。就是这样，最后凑齐的钱也不足30万。陈玉蓉惊呼一声“天呐”，再没接茬。
   
    “如果家里的钱够，你会不会买别人的肝？”记者问陈玉蓉。
   
    她沉默了3秒钟，答：“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掏钱买别人的肝。这事情我肯定不做。不想做，也不能做。报纸上写着，器官交易是违法的。”
   
    如果有超过30万元以上的财富，她早就可以选择医院提供的死囚供肝，那是国家认可的“正常渠道”，但其费用不在医保范围内，“至少也是30万”。
   
    没有30万的陈玉蓉只有一个选择。“我自己的肝是不要钱的，只需要出手术费用。说到底，我为自己省了30万块钱。”
   
    7个月后，她成功从68公斤减到60公斤，甩掉了脂肪肝。经当地媒体报道，武汉“暴走妈妈”闻名全国。　

成功通过手术把自己合格的肝脏移植给儿子后，陈玉蓉心里绷着的弦松开了。

   
人前坚强人后哭
   
    见到陈玉蓉的前一天，她特意告诉记者，最好下午来访，因为她感到有些累，上午想多睡会儿。
   
    陈玉蓉原本地道的汉口市民。上世纪60年代，她随下放郊区参加劳动的父母来到长江边谌家矶后在此扎根，嫁给当地一个跑船汉子，25岁那年，生下儿子叶海斌。从繁华市区颠簸到江边小村，这个命，陈玉蓉认。但原本健康的儿子患上奇怪重病，做母亲的怎么也顺不下这口气。
   
    叶海斌13岁起走路倾斜，口齿不清，渐渐站不起来，意识模糊，“妈妈”都不会叫。开始诊断为“脑神经炎”，后来确诊为“先天性肝豆状核病变”。上溯祖上三代，没人得过肝病。“先天”遗传自谁，是谜。
   
    该病等同“重金属中毒”。肝排泄体内铜的功能丧失，而人的日常生活中，每一粒米饭都含微量铜。“我们没做坏事，老天爷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呢？哪怕让我早死都可以，只要把我儿子的病带走。”陈玉蓉鼻子红了，眼睛里泛出泪光。
   
    1993年至今，陈玉蓉哭过的次数不计其数，她形容，“生活中天天都有一个巨大的悬念，像有一根弦绷着，随时会断”。
   
    她并不是人们想的那么坚强。她怕疼，甚至连打针都怕。但面对儿子的病，她只能勇敢和坚强。1998年，原本以保守疗法维持状况的儿子突然大吐血，陈玉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冷静地吞服了两粒抗高压血的胶囊，“我有高血压，不能激动。我倒下，没人能代替我。”
   
    正是在叶海斌那次大出血送治之后，陈玉蓉第一次从一位医生嘴里听到“肝移植”这个词。但那时的她猜到“需要好大一笔费用”，不敢往下想，不敢往下问。
   
幸遇媒体，医院免单
   
    做过肝移植存活下来的人都把自己的年龄从手术成功那天开始重新算起。如此，叶海斌的第二次生命年龄现在是3个月。
   
    3个月的婴儿是脆弱的，记者到访时，叶海斌在一楼房间睡觉。
   
    院里竖着两个煤球炉，各炖着一锅汤。一锅黑鱼汤，另一锅萝卜排骨汤，这是母子两人的营养汤。眼下快过年，这家人还没办年货，但“今年过年是心情最好的一年”。
   
    不断有媒体采访陈玉蓉，都想看看那条江堤，她会请记者喝一碗萝卜排骨汤，“胃里暖了就不怕江上冷”。也会问：“是不是要走几步？”然后，用不多的力气，在“2公里”的界碑附近来回走上十几米。
   
    陈玉蓉打心眼里感谢媒体。“这个孩子的第二次生命可以说是妈妈给的，也可以说不是妈妈给的。我光给了肝，还有那么大一笔费用，从哪里来？是媒体给的，是医院的教授给的，是好心人给的。”
   
    时间回到2009年11月2日，第二天就要做手术了，陈玉蓉还在为筹药费奔波。她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他爸爸单位借了5万元钱，11月2日早上，医院通知我们赶紧缴费10万元，说如果不交，会影响明天的手术，也影响用药。我就赶紧去借钱，不久又来一个通知，‘请再交25万’。我当时就要晕了。下午3点钟，谌家矶街办从四个大队各抽两万，又凑了一些钱，送来给我。我当时很激动，感到还是有人在帮我们的。可是离25万还差不少钱呢。《楚天都市报》的记者跟我说，阿姨你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愁也愁不来。”
   
    11月3日上午8点，媒体云集，陈玉蓉和儿子叶海斌手牵手出现，他们刚刚得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医院把手术费用全免了。
   
    周围的人都为这对母子在手术台上的命运担忧，陈玉蓉心中异常踏实，她没有掉泪，还反过来安慰哭成泪人的两个妹妹。她相信自己一定能醒来，不仅因为武汉同济医院“全国有名，是湖北省最好的、做肝移植最多的医院”，更因为身处聚焦之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来跟踪采访，让我很放心”。　

“救自家的孩子谈不上感动中国”
   
    不久前，陈玉蓉赴京录制央视《感动中国人物评选》节目。被问及“觉得自己感不感动中国？”她道：“感动中国我谈不上。别人救人家的孩子，我救自家的孩子，从公与私角度来说，我差很远。”
   
    手术前，陈玉蓉只想着把自己的肝割给儿子，治他的病；手术后，陈玉蓉成为坚定的肝移植拥护者，“我的观点就是长痛不如短痛，最好是肝移植，晚做不如早做”。
   
    肝移植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陈玉蓉非常容易累，精神差。
   
    陈玉蓉一家经济仍不宽裕，每周一，叶海斌打辆“面的”到同济医院复查一次身体。检查一次费用400多元，加上路费是500元，再算上后期抗排异药费，数字惊人。
   
    记者临走时，镇办公室来电话，让陈玉蓉去领“武汉市江岸区贫困群众重大疾病医疗救助”下达的拨款。摁过指印，接过装在红信封里的8000元钱，陈玉蓉站着点了一遍，然后把脸转向民政人员，以难以想象的恭敬，倾下身去，轻轻道了声：“谢谢啊。”
   
    “过段时间还要找事做。”临别时，56岁的陈玉蓉对记者说。

江西网友卢新民领到器官捐赠纪念卡

捐献器官，他们能否如愿？——一个器官捐献者的博客  

    “近日，接到设在深圳的中国器官捐献协调办公室给我寄来的编号为24089的器官捐献卡，想在这里纪念一下……
   
    早在2000年左右，我就曾委托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妹妹为我办理器官捐献事宜，但没有结果。
   
    去年起，捐献器官的想法又日益强烈。在网上终于发现中国器官捐献网，去年就曾在网上申请过，填过表，但也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两个月前，我再一次向这个网站申请，并给有关负责人发邮件，终于盼来回复。前不久，终于收到捐献卡！真的很高兴！
   
    每个人都不免死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也希望能健康长寿，但如果其间有不测，如果我死后，身体的器官能为其他人带来生命，我若有知，决不会为自己的死而悲伤！希望我的亲人们也理解我的意愿！
   
    我捐献的是我心脏、肾、肝、眼角膜、肺、小肠、胰腺等全部身体器官！
   
    如果我死去，希望能如我所愿！！请大家作证！朋友们，一起来吧！”
   
    ——摘自江西余干网友卢新民2009年12月8日的博客
   
    记者与卢新民取得联系，他痛快地表示，博客内容属实，欢迎转载。
   
    和卢新民为求捐赠一波三折、花了近十年时间才成功的经历相比，湖南株洲的五位老人“死了之后，全身上下内外，凡可用的‘零部件’一律捐献，借他人之身继续存活”的劲头丝毫不逊色。
   
    据媒体报道，南方公司五位退休职工周凤翱、陆锦邱、谭伯鳌、徐朝泗、李腾芳约定，去世后将捐献所有能够使用的器官。原本，他们在市红十字会进行登记，然而湖南省现在还没有器官捐赠的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无法实施器官捐赠。在听说江西、广东等省市已经可以进行，他们决定今年开春后就去江西省红十字会，一起去填写申请报告，并做一次全面体检，以后则定期向江西红十字会寄送体检报告。
   
    “能够这样做，需要一定的高度。很多人登记时很勇敢，真的到需要履行诺言时，就不一定愿意了。何况，只要登记人的家属不同意，医院是不能取出器官的。”陈孝平对此评论说，自从2006年他担任同济医院器官移植所所长以来，捐赠器官已经不再作为器官来源了。　

器官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