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外交的论文：

论当今中国的外交策略

摘要：3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中国人始终贯彻。30年后的今天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八字外交方针还能否适用，哪些需要坚持，哪些又要变化，改革开放强大起来的新中国到底路在何方？

关键词：韬光养晦，时代变迁，卧薪尝胆

正文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三十年又一面，时代早已今非昔比，中美实力也发生重大变化。

　　32年前的1978年10月的一天，将近44岁的徐敦信接到通知，要全程随同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要去交换条约批准书，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同时要对日本进行考察。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目的”。

　　　　这次行程一方面稳定发展了中日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向日本学习发展经验，以求解答“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怎么走”的问题。

　　同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次年1月1日起建交。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确定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外交也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

　　1991年开始，一直负责亚洲事务的徐敦信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历时三年，主要负责处理中国与周边地区关系。回顾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印、中俄等周边难题的妥善处理，徐敦信认为，这一系列外交成果的取得要归功于邓小平对时代的准确把握，“他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各国所抱和平的愿望超过战争的愿望，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邓小平作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

　　其中，针对西方制裁，中国不向强权政治示弱，进行严正交涉；同时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妥善处理与西方大国关系。特别在对美关系上，中国表示愿意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消除分歧，促进合作，维护了中美总体关系的基本稳定。

　　“我所理解的韬光养晦，就是少说多做，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锋芒太露。”周尊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同时要坚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霸权行径。

　　至于“有所作为”，他认为就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担当自己的责任。其中包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帮助稳定欧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劝和，“这些都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敢于承担责任，但并不插手干预别国事务，坚持和平发展原则”。

　　“韬光养晦”被《经济学人》解读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范本。“越王勾践的故事很好地概括了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继而成为超级大国的警惕”。

　　该杂志上个月的一组特别报道认为，自从 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就一直把和平放在嘴边。那时，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力虚弱，不能挑战美国，但中国一心一意追求致富。“中国一直很有耐心，不过它在国际上再展雄风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徐敦信和周尊南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间，正是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为中国赢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和空间。

　　进入2010年，1月美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售武器给台湾，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大媒体“唱衰”中美关系。

　　不好的开局似乎注定了这一年国际局势的跌宕起伏。6、7月份，美韩联合军演，一个月内遭到中方五次强烈反对，中美关系趋冷。

9月，日方非法扣留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长达17天，致使两国关系骤然降温至零度。对这一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需要新思路。

文章指出对于钓鱼岛的问题，中方采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处理原则。然而事实情况是，争议并没有搁置，共同开发变成了他人独占开发。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不仅会造成日本事实上对钓鱼岛的控制，无助于争议主权的解决，也不能促使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领土问题上达成谅解和默契。反倒这些国家以事实的先占行动，来回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导致这项主张成了约束中国自己的君子协定。文章质疑中国是否已经被自己的和平崛起理念所累，落入了动武就是违背和平崛起的思维定式。文章最后指出，在缺乏一个比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更好的主张之前，这一主张仍可以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有争议地区的处理原则，只是在领土主权不能泾渭分明之前，要积极构建起一个合适有效的摩擦解决机制，化解出现的纷争，才能够防止类似日本扣押中国渔船长这样的摩擦。而中国也更需要一系列明细的处理手段，积极化解它国实际占领独自开发的窘境。

　　“一方面是对中国不可或缺的经济依赖；另一方面是对仍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中国崛起的恐惧，进而寻求美国的安全依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周边诸国的心态极其复杂。

　　《经济学人》题为《崛起的中国的危险》报道中认为，亚洲国家希望鱼与熊掌兼得：对抗中国的实力，而又继续和它做生意；得益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但又不用牺牲与中国的商贸。

　　　　不过，虽然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给美国等诸多国家带来利益，但他们的戒备远甚于感恩。《经济学人》上述报道用大量篇幅分析认为“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并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战略已经开始改变。一些中国人认为，现在国家强大了，不再需要讨好美国。二是中国社会本身也开始改变，领导人需要更加仔细倾听人民的想法。

　今非昔比的国际局势开始使人反思：“韬光养晦”是否还应坚持？

既然韬光养晦被解释为卧薪尝胆的行为，那么也可以从勾践的故事里反思韬光养晦何时止。

勾践被囚禁期间，范蠡和大夫种帮助治理越国，使越国休养生息，积累实力，而吴王夫差却中了勾践的捧杀，陶醉于自己的幻想中，又过了三年，勾践召见范蠡说：“吴王已杀死了子胥，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可以攻打吴了吗？”范蠡回答说：“不行。”

　　到第二年春天，吴王到北部的黄池去会合诸侯，吴国的精锐部队全部跟随吴王赴会了，唯独老弱残兵和太子留守吴都。勾践又问范蠡是否可以进攻吴国。范蠡说：“可以了”。于是派出熟悉水战的士兵两千人，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位较高的近卫军六千人，各类管理技术军官一千人，攻打吴国。吴军大败，越军还杀死吴国的太子。

勾践能复仇成功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不能急躁，再艰苦在耻辱也要忍下来；第二没有十足把握决不冒险；第一次勾践求战，范蠡没有同意并不是因为吴国实力强大，只是时机未到；第三，越国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全国同心容忍20年，化悲愤为力量。内部团结统一是必要的。

反观当今中国。第一，各种实力仍不及美国，各种产业只是刚刚起步。发展损耗资源严重，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第二，当下处在全世界大发展时期，别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眼红很正常，韬光养晦不能半途而废。第三，内部并不团结统一。大量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巨大，鹰派鸽派各行其道，各省经济发展不顾可持续性等等。

以上现象表明我国还不能放弃韬光养晦的大战略。如何增加实力的可持续发展性，如何处理周边国家地区安全和领土完整，如何让更多外国人认识到和平崛起的中国并不是媒体所妖魔化的中国，如何解决国内名生，民主问题等等。所有都要先立足于反思自己。但是毕竟有30年发展，中国变化巨大，国际角色发生变化，部分战术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中国亚丁湾护航舰队就是军事实力走出国门的表现。还有更多领域等待中国走出国门。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去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就提出，国际外交要有“中国方案”：需要新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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