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十三大著名的政治事件

文/清流

1、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策划的夺取后周政权的军事政变，建立了赵宋王朝。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崩，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960年正月初一，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锜、张光翰、赵彦徽皆得授节度使位号。

公元960年2月3日（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 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起了一阵谣传说，“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 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已慌作一团。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这次故计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外别无他路。

赵匡胤统军夜宿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开始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10] 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显示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 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

2、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指发生在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避免别的将领也"黄袍加身"，篡夺自己的政权，所以赵匡胤通过一次酒宴，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要求高阶军官们交出兵权。

赵匡胤与汉高祖大杀功臣的行为相较，被视为宽和的典范。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杯酒释兵权"做为一个成语，逐步引申为泛指轻而易举地解除将领的兵权。

赵匡胤有一天召赵普问道：“从唐朝结束以来的数十年，皇帝已经换了八个家族了，战争频繁不休不止，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为何呢？朕想结束天下的战争，使国家长治久安，如何才能做到？”赵普回答：“陛下讲了这事，乃是天地之福，人神之福啊。造成天下的混乱，并非别的原因，就是藩镇的权力太大，君主弱而臣子强。如今想要解决这样的情况，只有削弱藩镇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财政，将他们的精锐的军队没收，这样天下就会和平了。”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赵匡胤在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罗彦环诸高级将领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对部下们说 “朕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朕虽身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朕从来没有好好睡过。”此话令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命已确定，谁敢再有异心？”太祖曰：“谁不想要富贵？有一天，你部下一样对你黄袍加身，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石守信等将领跪下磕头，哭着说：“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宋太祖借机表达了自己让他们放弃兵权的想法，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地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大臣们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

3、烛影斧声

烛影斧声，也称斧声烛影，是指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壬午夜，太祖赵匡胤大病，召晋王赵光义议事（另有记载说，是召太祖第四子赵德芳进宫商议后事，被晋王知晓后未召进宫），左右不得闻。席间有人遥见得烛光下光义时而离席，有逊避之状，又听见太祖引柱斧戳地，并大声说：“好为之”（另有记载说“好做，好做”）。后晋王光义继位，史称太宗。

对此事件后世议论不一，一说光义谋害太祖篡位；又有说太后杜氏去世前与太祖、赵普立下“金匮之盟”，定下太祖去世后由其弟光义继位，所以当时只是太祖向晋王嘱咐后事，并不是赵光义行篡逆之事。对此事件史料记载不一，争论一直存在。

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壬午夜，太祖赵匡胤大病，招晋王赵光义议事，左右不得问。席间有人遥见得烛光下光义时而离席，有逊避之状，又听见太祖引柱斧戳地，并大声说：“好为之”（另有记载说“好做，好做”）。当夜，太祖驾崩，宋皇后让王继恩去叫秦王赵德芳来。但在这时，王继恩忽然叫道“晋王来了！”宋皇后见赵光义，大吃一惊！对光义乞求道：“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哭着回答道：“共保富贵，勿忧也！”。后晋王光义继位，史称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太祖英年而逝，太宗继位又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千古之谜：十九日夜，大雪飞扬，太祖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光义入宫。光义入宫后，太祖屏退左右，与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太祖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光义便告辞出来，太祖解衣就寝。然而，到了凌晨，太祖就驾崩了。得知太祖去世，宋皇后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德芳入宫。然而，王继恩却去开封府请光义，而光义也早已安排精于医术的心腹程德玄在开封府门外等候。程德玄宣称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唤他出来，说是晋王召见，然他出门一看并无人，因担心晋王有病，便前来探视。二人叩门入府去见光义，光义得知召见，却满脸讶异，犹豫不肯前往，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王继恩催促说：“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三人便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去通报，程德玄却主张直接进去，不用等候，便与光义闯入殿内。 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说：“晋王到了。”宋皇后一见光义，满脸愕然，但她位主中宫，亦晓政事，心知不妙，便哭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是对皇帝的称呼，她这样喊光义，就是承认光义做皇帝了，赵光义也伤心流泪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心。”于是，赵光义便登基为帝。

4、金匮之盟

金匮之盟，俗作金柜之盟，指史料所载宋朝杜太后（赵匡胤、赵光义的生母）病重，太祖赵匡胤在旁侍疾，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言，交代未来的皇位继承问题，劝说太祖赵匡胤死后传位于其弟。这份遗书藏于金匮（匮，通柜）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

建隆二年(961)六月，即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杜太后病重，自知寿数将尽，便召宰相赵普人宫。当着赵普的面，杜太后问赵匡胤:“你知道你是怎样得到天下的吗?”赵匡胤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我能得到天下，是祖先和太后为我积累的功德。”太后不以为然，说:“不是的，是因为周世宗去世早，只能让幼小的儿子统治天下，你才成功的。假如周氏有年长的继承人，你怎么能够拥有天下呢?所以，你要在死后传位给你的弟弟，因为国家有了年长的君主，才能防止被别人夺取江山。”赵匡胤流着泪说:“我怎么敢不听母亲的教诲呢!”然后，杜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你要与他一起记住我的话，不能违背啊!”赵普就在太后榻前写成誓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记”三个字，然后将誓书藏在金匾里，交给谨慎小心的宫人保护。这就是著名的“金匮之盟”。

5、咸平之治

咸平之治指的是北宋宋真宗咸平(998年-1003年)年间出现的治世。

宋真宗统治时期，勤于政事，任用李沆、曹彬、吕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绩有声有色，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注意节俭，铁制工具制作技术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又引入占城稻，农作物产量倍增，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侵宋，宋朝多数大臣建议不抵抗，迁都躲避，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人极力主张抵抗，最后他们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双方在澶渊相交，宋胜。真宗决定就此罢兵，订立澶渊之盟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

尽管宋朝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北宋的统治日益巩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史称咸平之治。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驾崩。后赵恒遭遇了由太监王继恩和李皇后(明德皇后)共同谋划的宫廷政变，在宰相吕端的支持下，赵恒才于同月继位，是为宋真宗。次年改年号为"咸平"。

此期间北宋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汴水涨溢出岸，浸没了从京师到郑州的道路。宋廷诏选善于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势，一时受阻的漕运也得以恢复通航。

这一年正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时期，北宋经济复苏，国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数量亦成倍增长。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称。而且是在开国不到40年、国家千疮百孔，每年不停地与党项、契丹作战，甚至还有四川叛乱的情况下开创的。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

其次，宋朝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

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

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

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重用寇准，使其在澶渊之盟时能够力挽狂澜。

且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在咸平元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 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特别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另外他的亲自下问审理一些重大贪腐案件，如齐化基案、孙朴案等。 宋真宗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严明赏罚，试用期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德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

6、澶渊之盟

在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曾把北方的幽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与辽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景德元年（1004），宋战胜辽，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自此，中国北方才有了少许安宁，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庆历二年（1042），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这次结盟后，北宋因为边疆战事危机的解除，国内经济发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来神宗时又割河东地七百里。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平等的合约，微不足道的岁币换得长时间的和平，可以将主要的精力实力放在内政建设和西北的战事上。对于辽来说也是一个很合适的条约，当时的辽内部暗流涌动，及时从南方宋政权的纠缠中脱身是明智之举。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和融合。

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张避敌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力劝，才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一作凛）。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畏敌，历来主张议和，先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对方暗通关节，后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内容大体上有这么两条：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以后，谁家的皇帝年纪大，谁家皇帝就是哥哥。

二、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展自由贸易。

第一条，今天看，这不但不是不平等，甚至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的。

第二条，汉族骂条约不平等，主要是因为这第二条，但是，我们嘴上骂归骂，心里要清楚牌局。十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大宋的岁入，是一亿两，打宋辽战争，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

关键在于第二条的第二款，两国开始自由贸易。

7、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庆历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行至徐州，不幸病逝，终年64岁。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8、宋夏战争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写信通知宋政府，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可是宋朝大多数官员主张立刻出兵讨伐西夏，兴师问罪。于是宋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全面爆发。直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达成和平协议，史称“庆历和议”。这次平等和议换得了宋夏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不过，后来到了宋神宗、宋哲宗统治时期，宋夏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宋夏战争断断续续，本词条依照宋朝在位皇帝的顺序，将仁宗朝宋朝与西夏的战争归为第一次宋夏战争，英宗朝为第二次，神宗朝为第三次，哲宗朝为第四次，徽宗朝第五次。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宋仁宝元二年（1039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写信通知宋政府，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可是宋朝大多数官员主张立刻出兵讨伐西夏，兴师问罪。于是宋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全面爆发。

三川口之战

北宋宝元二年（1040年）三月，西夏景宗元昊进攻宋朝

。元昊一面率军佯攻北宋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部），一面送信给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范雍却信以为真，立即上书朝廷，对延州防御也松懈了。

同年七月，元昊派大军包围了延州。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遇到西夏军队重重包围。刘、石二人率军与夏军苦战，西夏军队损失十分惨重。但是因为寡不敌众，只好退守三川口附近的山坡。西夏又增援了大量军队。元昊多次写信劝降刘平，但刘平宁死不屈。

最后，西夏军队猛攻宋军驻守的山坡。由于宋军人数太少，刘平、石元孙被俘。后来由于宋将许德怀偷袭元昊得手，西夏军队才被迫撤离宋朝境内，延州之围才得以缓解。

三川口之战中，虽然宋朝成功抵御西夏军队的入侵，但是损失太多，而且宋朝甘陕青宁边境的防御也处于被动地位。

好水川之战

三川口之战以后，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略

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诱宋军深入。但由于当时宋朝有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在，所以西夏军队不敢轻举妄动。但是，韩琦不听范仲淹劝阻，固执己见，派环庆副都署任福率军五万余人，自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抵羊隆城（今宁夏固原西南部），出夏之后，伺机破西夏，殊不知西夏伏兵正等着他们。任福率军到达怀远城，正遇上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与西夏军队战于张义堡南，杀死几千西夏军队，西夏也不断增援。任福军赶到当地支援，于是夏军佯败，任福中计，随尾追击。宋军由于长途追击，粮草不继，人困马乏，已是十分疲惫。追至好水川，遇元昊的西夏军队主力伏击，宋军溃败，任福等大将战死，几乎全军覆灭。

好水川之战，宋朝再度失败。宋仁宗闻知后震怒，贬韩琦、范仲淹。

定川寨之战

范仲淹等人被贬谪以后，西夏又开始商议攻宋大计。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李元昊谋臣张元向景宗皇帝献计。张元认为，宋朝的精兵良将全部都聚集在宋夏边境地区，而宋朝关中地区的军事力量却十分薄弱，如果西夏大军牵制宋朝边境地区的军队，使宋朝无暇估计关中地区，然后即可派一支劲旅乘机直捣关中平原，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元昊采纳了张元的建议，派遣10万大军兵分两路大规模进攻宋朝。一路从刘燔堡（今宁夏隆德）出击，一路从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南部）出发向渭州发动攻击。宋将王沿闻知急忙派葛怀敏等人率军增援刘燔堡，宋军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部）陷入西夏军队的重围，宋军大败，葛怀敏等15员将领战死，宋军九千余人近全军覆灭。但西夏另一路遇到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西夏士兵全军覆灭。西夏景宗李元昊直捣关中的美梦就此破灭。

9、庆历和议

庆历和议即公元1044年的"宋夏和议"，西夏元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北宋付出岁币成为"君"，保一方"国泰民安"。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间，西夏连续对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事，即: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三战皆以宋朝失败而告终。西夏虽屡胜，但掳掠所获财物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榷场贸易所得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建国称帝之前，西夏每年都可以从宋朝得到"岁赐"的白银万两、绢万匹、钱2万贯，这是夏国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沿边榷场，党项人还以境内所产的青白盐及畜产品换取宋朝的粮食、茶叶和其他手工业产品，这些物资都是夏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宋朝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停止"岁赐"，关闭榷场，不准青白盐入境，禁止双边贸易，从而给夏国的经济以致命的一击。在夏宋战争中，虽然夏国取得了胜利，但是本国也伤亡了很多人马，正如常言所说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致使元昊为发动战争而点集人马越来越困难。按照西夏的兵制，各部落青年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人人都是兵，不是当正军，就是从事杂役。一声点集，由部落首领带领，立即出动，还要自备马匹和粮食。元昊称帝后，连年对宋用兵，使田地无人耕种，牛羊无人放牧。连不少部落首领也反对再战。

由于连年征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致使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西夏"财用不给"，严重地阻滞了西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由于民间贸易中断，使得西夏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加上西夏与辽之间又出现了嫌隙。所以西夏愿意议和。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朝与西夏最后达成协议。和约规定:夏取消帝号，宋册封其为夏国主，赐金涂银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国主印"，许自置官属，名义上向宋称臣，奉正朔;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从此以后，如双方边境之民逃往对方领土，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上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地和其他边境蕃汉居住区全部从中间划界;双方在本国领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万两(旧制，下同)，绢15万匹，茶3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

10、熙宁变法

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北宋经仁宗、英宗至神宗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规模空前，文化更是盛极一时。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熙宁二年（1069）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变法派形成了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体系。赵顼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熙宁二年以后陆续实行。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1.背景

　　（1）三冗危机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2）内忧外患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熙宁变法的主要内容：

　　（1）富国之法

　　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作用：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局限：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作用：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局限：对贫苦人是沉重的负担。

　　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作用：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作用：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 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局限：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负担。

　　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作用：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作用：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2）强兵之法

　　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齐；集中军权、更戍法直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将不识兵、将无常兵、将帅指挥受制太多，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士兵经常换防，缺乏训练，素质低下。

　　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作用：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 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

　　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作用：提高军队士兵素质。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作用：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

　　保马法：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22]

　　作用：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

　　军器监法：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作用：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3）取士之法

　　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

　　宋代科举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改革科举制度：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

　　作用：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考选名额。

　　整顿太学

　　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惟才用人

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11、元祐更化

元佑更化又称元佑党争，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元佑年间(1086~1093)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元佑更化，发生在王安石变法十余年后，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折点。

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宰相王珪率宰执入见，请求立储，由皇太后同听政。神宗已说不出话，只是点头首肯。王珪他们所说的皇太后即指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高太后出身将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她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因宋朝的家法，无法出面干预。

三月一日，高氏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高太后知道大位更迭在即，一方面命侍卫禁止神宗的兄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出入皇帝的寝殿，一方面暗地让人按十岁孩子的模样缝制一件黄袍。

五日，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赵煦即位，此即宋哲宗。高太后在哲宗即位典礼上向群臣特别表明自己的态度:"子继父业，其分当然!"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顺利地完成了皇位的交接。

神宗去世，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问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这时的蔡确与韩缜是宰相，章惇是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

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可笑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

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但旧法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旧党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贬至岭南。

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司马光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

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旧党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12、宋江方腊起义

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聚众36人在梁山泊(又名梁山泺)起义，率众攻打河朔、京东东路(治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转战青州、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至濮州(今山东鄄城北)间，攻陷十余州县城池。十二月，徽宗纳亳州知州侯蒙建议，招安宋江，未成，再命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征讨。宋江从青州南下沂州(今山东临沂)。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攻取淮阳军(治下邳，今江苏省睢宁西北古邳镇东)，从沭阳乘船到达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海州区)。五月，宋江率众登岸后，遭海州知州张叔夜伏击，船只被焚，宋江战败被俘，起义失败。

北宋末期，朝政腐败，对外献币乞和，对内恣意搜刮，农民苦于繁重赋税盘剥，致流离失所。宣和元年，宋江等36人占据梁山泊，招募义军，聚众起义。旋率众攻打河朔(泛指今黄河下游南北一带)、京东东路(治青州，今山东省益都)，转战于青、齐(今山东省济南)至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北)间，攻陷十余郡城池，惩治贪官，杀富济贫，声势日盛。十二月初二，宋徽宗赵佶闻知，纳知亳州侯蒙“赦过招降”建策，颁旨招安，未果，遂命知歙州曾孝蕴率军往讨。宋江避其锋，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今山东省临沂)，与官军周旋年余。三年二月，攻取淮阳军(治下邳，今江苏省睢宁西北古邳镇东)，继由沭阳(今属江苏)乘船进抵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海州镇)。知州张叔夜遣使探察义军所向，及知宋江以十余只钜舟径趋海滨，乃募敢死士干余人设伏近城，遣轻兵踞海诱战。五月，宋江率众登岸后遭伏击，船只亦被焚，退路断绝，战败被俘，起义遂被镇压。

宋江起义军正式宣布起义后不久，就离开了梁山泊，转战于山东青、齐与河南、河北一带，史书记载说：这支起义军“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约两年后，到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义军从江苏沭阳乘船进攻海州（今连云港），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所派伏兵包围，损失惨重，退路又被切断。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不得不率众投降，接受朝廷招安，成为宋朝官军中的一部分。后来宋江部是否去江南出征方腊农民起义军，史学界有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史学家认为，宋江部出征方腊可能性较大。

睦州青溪人方腊，原本是漆园主。 相传其性情豪爽，深得人心，能号召很多生活困苦的农民。 宋徽宗时，到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万年乡帮源峒保正方有常家当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当时宋徽宗、蔡京、童贯一伙贪得无厌地压榨人民，赋役繁重， "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

宣和二年十月初九(1120年10月)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以讨伐朱勔为号召，见到官吏及其爪牙全都杀掉。百姓正苦于官吏掠夺勒索，果然到处响应。 不旬日，聚众数万，从者如云，攻城夺池，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很快接连攻陷几十座州县，部众发展到近百万，威震东南。

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义军攻入杭州，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知州赵霆逃走。积怨已久的群众，在杭州捕捉官吏，发掘蔡京父祖坟墓，暴露其骸骨。起义军获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苏州石生，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县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处州缙云县(今属浙江)霍成富、陈箍桶等，纷纷领导当地农民，参加起义。台州仙居县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西)裘日新(仇道人)，衢州郑魔王等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湖、常、秀等州农民，也"结集徒众"，准备攻打州县。各地农民望见义军的旗帜，听见鼓声，就跑来迎接。参加义军的更是"项背相望"。

义军骤然兴起，切断了宋王朝的经济命脉，宋徽宗等惊恐万状。他们一面急忙撤销苏、杭造作局和停运花石纲，罢黜朱勔父子兄弟的官职，妄图松懈义军的斗志;一面派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任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的禁军和陕西六路蕃、汉兵十五万，南下镇压起义。

宣和三年(1121)正月，童贯、谭稹分兵两路，由王禀、刘镇等分别率领，向杭州和歙州进发，企图在睦州会合。

折叠被俘遇害

宣和三年(1121)正月，方腊派遣方七佛领兵北伐，一举攻下崇德县，进围杭州东北

宣和三年(1121)二月，宋军包围杭州，义军经过苦战，因粮尽援绝，被迫退出杭州。杭州失守，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宣和三年(1121)三月初，义军再次进军杭州，不胜。宋军杨可世、刘镇部攻陷歙州，王禀部攻陷睦州。

宣和三年(1121)四月初二，衢州失守，义军将领郑魔王被俘。十七日，婺州失陷。十九日，王禀部攻陷青溪县。方腊带领义军退守帮源峒。王禀、刘镇等各路宋军会合，层层包围帮源。二十四日，宋军发动总攻。义军腹背受敌，奋起抵抗，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亳(二太子)、丞相方肥等三十多人力竭被俘，解往汴京，宣和三年(1121)八月二十四日被杀。

13、靖康之耻

公元1125年(宋钦宗靖康元年一月—)，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

金兵直逼汴京(今开封市)时，北宋徽宗赵佶又气又急，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于是把皇位传给太子。继位的太子就是宋钦宗，宋钦宗和宋徽宗一样，也是苟且偷安、不思自强之辈，结果断送了大宋江山，自己也做了俘虏。被俘的还有徽宗和他的哥哥、弟弟及他的32个儿子、22个女儿，除九子赵构在外勤王、幼女仅一岁外，都做了俘虏，连同宫廷后妃、宗室贵戚、大臣约3000人被金人掳到北方。

钦宗到达金营后，受到无比的冷遇，宗望、宗翰根本不与他见面，还把他安置到军营斋宫西厢房的三间小屋内。屋内陈设极其简陋，除桌椅外，只有可供睡觉的一个土炕，毛毡两席。屋外有金兵严密把守，黄昏时屋门也被金兵用铁链锁住，钦宗君臣完全失去了活动自由。

当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徽宗、钦宗二帝和郑氏、朱氏二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钦宗的朱皇后当时26岁，艳丽多姿，还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

被掳人员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时，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了，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徽宗为“昏德公”，称钦宗为“重昏侯”。

二帝被劫持到北方后，先被关押在五国城，因为受不了金人的折磨，一日徽宗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被钦宗抱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后金人又将二帝移往均州，此时徽宗已病得很厉害，不久就死在土炕上了，钦宗发现时，尸体都僵硬了。

北宋十三大著名的政治事件